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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风雪中的清教徒——黄遵宪诗学观的发展及其在诗歌近代化历程中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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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1: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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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设疆圉。竟若置重译，象胥通蛮语。”“今言”所涉及的，已不仅是“文”与“言”的对立，而且关系到“古”与“今”的差别，就是语言的时代性问题。不过这层意思想当时并未展开。
他的另一个设想是学习民歌。其《山歌题记》云：“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正以人籁易学，天籁难成也。”① 后人对此也评价很高。然而这也是前人提出并实践过的。如明代李开先《词谑》云：“十五国风，出诸里巷妇女之口，情词婉曲，有非后世诗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真也。”冯梦龙辑《山歌》十卷，“以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所论更过之。而且同样，民歌也有个近代化问题。山歌、情歌给诗带来自然清新，却未必适应表现近代新事物、新意境，所以黄遵宪的多数诗并无民歌风，相反更长于以文为诗。对“我手写我口”和取法山歌的主张评价过高，其实是长期以来文学研究中“民间文学主导论”等偏颇观念所致。
青年黄遵宪主张“有我”、“率真”、“俗语”入诗和学习山歌，一方面反映出他为探索诗歌改革所做出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有了变革意识，但如何变革，他还没有找到“出其范围”的途径，还只是借鉴前人的经验。诗歌的变革，还有待于时代变化、他本人思想变化和在创作实践中探索。
二
时代变化和人生机遇使黄遵宪踏上一条传统士大夫从没走过的道路，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代外交官之一，成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诗人。从光绪三年(1877)起，历任驻日参赞、驻美国旧金山领事、驻英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这十多年外交生涯的独特经历，改变了黄遵宪的思想，也改变了他的诗歌创作和诗学观。正如他在政治上不断寻求救国道路，他在诗歌领域里也不断探索改革途径。在传统诗歌的巨大引力场中，这位诗歌改革先行者的探索显得非常艰难，也因而极其可贵。
黄遵宪初到日本时，他的诗学观变化还不大。观其与宫岛诚一郎笔谈，所论“诗之为道，性情欲厚，根柢欲深”；“诗中之事有应讲求者，曰家法，曰句调，曰格律，曰风骨，是皆可以学而至焉者。若夫兴象之深微，神韵之高浑，不可学而至焉者”云云[2] (P760)，基本上是传统的作诗之道。他与冈千仞所论大体相同。其思想的重大变化，约在1880、1881年左右，他受到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和西方近代学说的影响，“明治十三四年，初见卢骚、孟德斯鸠之书，辄心醉其说，谓太平世必在民主国无疑”[2] (P453)。与此同时，他的诗论也发生重大变化，标志就是《明治名家诗选序》：
居今日五洲万国尚力竞强，攘夺搏噬之世，苟有一国焉，偏重乎文章，国必弱。故文章为今日无用之物。文章之有诗，又等而下之矣。虽然，古者太史巡行群国，观风问俗，必采诗上陈，使师瞽诵而告之于王。《春秋》为经世之书，孟子谓其因诗亡而作。我朝大儒顾亭林之言曰：“自诗之亡，而斩木揭竿之变起。”盖诗也者，所以宣上德、达民隐者也。苟郁而不宣，防民之口，积久而溃，壅决四出，反或酿成巨患焉。然则诗之兴亡与国之盛衰，未尝不相关也。……德川氏中叶以后，禁网繁密，每以文字之故，下儒者于狱，至使学士大夫不复敢弄笔为文。维新以来，文网疏脱，于是人人始得奋其意以为诗，所以臻此极盛也。……其雍容揄扬，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者，固不待言；即偶尔有触忤时事，稍涉忿激，而其意本乎忠厚，当路者亦未尝禁而斥之。专集总集之编，相继出于世，是可以觇国运矣。以余闻欧罗巴固用武之国也，而其人能以诗鸣者，皆绝为当世所重。东西数万里，上下数千年，所以论诗者何必不同，安可以其无用弃之哉？②
据黄遵宪手迹稿，文末还有一段：
尚武者不能废文，强弱之故，得失之林，其果重在此欤？抑有为之言不必无用，而无用之用又自有故欤？[2] (P250)
这篇文字尚未引起近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视，而在我看来，这是一篇极重要的文章，是黄遵宪诗歌改革思想发展的关键转折点，表明其诗歌改革理论的基础和方向转变。
首先，“文章为今日无用之物”，意味着传统文学价值观的动摇。价值观是任何一种形态文学生存的前提，因此这一判断，实际是对传统文学继续存在的否定。而更重要的是，关于“文章为无用之物”的判断，是以“今日之世”为参照系的。他不是一般地否定文学的社会功能(“诗之兴亡与国之盛衰，未尝不相关也”)，而是认为过去曾经有用的文学到今日已为无用之物。这个“今日之世”不只是指中国社会，而是指“五洲万国”即世界时代。他不仅看到这是一个“尚力竞强，攘夺搏噬之世”，而且进一步思考：欧洲的强盛，真的只是他们一味尚武、讲求船坚炮利吗(“其果重在此欤”)？他从明治维新看到诗歌在维新运动中的舆论动员作用：“文章亦小技，能动处士议。武门两石弓，不若一丁字。”[2] (P99)青年时期就深知“识时贵知今”的黄遵宪，走入近代世界后，已开始意识到“今日之世”与古代的时代性区别。否定了不适应时代需要的文学的价值，也就意味着对适应时代要求、推动社会变革的新的文学的追求，即他所说“有为之言不必无用”。这成为其诗歌变革的动因。
其次，从过去责备俗儒尊古，到通过对明治维新前后诗歌的对比，揭示了诗歌衰落的深层原因——文化专制。“禁网繁密，每以文字之故，下儒者于狱，至使学士大夫不复敢弄笔为文”，岂止是对德川幕府时代的描绘，难道不包含对清朝文网繁密的联想吗？而明治诗歌“极盛”的原因，则是“文网疏脱，于是人人始得奋其意以为诗”，亦即创作自由。后来他在《日本国志》引进了西方“自由”观念：“自由者，不为人所拘束之义也。其意为人各有其身，身有自由，为上者不能压抑之、束缚之。”近代自由论，为诗歌改革、诗歌解放，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柱。
最后，他把目光转向“欧罗巴”，希望能像欧洲“以诗鸣者”那样，创造出“绝为当世所重”的诗。中国古代诗歌，以纵向继承为主，可以亲风雅，可以崇屈骚，可以尊李杜，可以学苏黄，从没有人提出学外国诗人的。在中国文论史上，黄遵宪是第一个把“欧罗巴”诗人树为师法对象的。它标志诗歌变革的新取向。当然，黄遵宪主要是看重欧洲诗歌能发挥社会作用，他还不懂“欧罗巴”的诗，在艺术上还无法借鉴。 此文作于1880年，当时可称空谷足音。
也是在这之后，黄遵宪在诗歌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逐步向着创造区别于传统诗派的“新派诗”方向努力。“海外偏留文字缘……吟到中华以外天。”[2] (P105)这位足遍东亚、北美、西欧、南洋的外交官的海外诗，为中国诗界开拓了一片新大陆，艺术地再现了海外世界之“新”，并且写出一个中国人走入近代世界后新的感受、新的认识和幻想。从他对《日本杂事诗》的修改可以看出，他不只着眼于奇景异态，开拓题材，更注重传播新的思想。③ 诚如康有为所说：“以其自有之中国之学，采欧、美人之长，荟萃熔铸而自得之，……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博以环球之游历，浩渺肆恣，感激豪宕，情深而意远”[2] (P67)。
1891年他在伦敦自撰《人境庐诗草自序》[2] (P68)，总结创作经验，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理论。诗论开头再次申述了诗歌改革的艰难：
士生古人之后，古人之诗号专门名家者，无虑百数十家，欲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诚戛戛乎其难。
这段话和20多年前的《致周朗山函》意思相近。不过，可以看出一个微妙的变化：现在他虽然感慨“戛戛乎其难”，却不再认为“无能出其范围”了。换言之，诗歌改革诚然艰难，却并非不可能突破传统“拘牵”，创造出“新派诗”。因为他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尝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这篇《自序》标志他诗学基本观点已经形成，这就是“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诚然，这和他早年主张“有我”等观点有相承之处，前人诗论也有类似说法。但以此作为诗学核心观念，则是他独特的体会。所谓“诗外有事”，就创作论，可以理解为诗是外界事物、世事、人事的反映；就鉴赏论，又指诗可以具有比表面句意更深广的社会蕴含。所谓“诗中有人”，就创作而言，指诗歌应该抒写诗人的真实经历、内心感情；就鉴赏而言，则指诗可以使人观照到作者的思想倾向、人格个性。这两句话，涉及了诗歌理论中客体与主体、反映与表现、创作与鉴赏等诸多问题，已接近近代文艺观。可惜黄遵宪当时还缺乏近代理论意识，所以并没有展开。
不过，从诗歌变革的角度看，此文中最有价值的，还不是“诗外有事，诗中有人”，而是“今之世”和“今之人”。他提出了新派诗的创作方向：反映和表现今日时代和今人情思。
虽然，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何必与古人同。……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要不失乎为我之诗。
早年《致周朗山函》还说“诗固无古今”，而这篇《自序》则明确指出“今之世异于古”。这表明他已经有了一种“近代”意识。“今之世”，就是“今日五洲万国尚力竞强，攘夺搏噬之世”，也是“古学水风火，今学声气光”[2] (P120)的时代，对中国来说又处在“鄂罗英法联翩起，四邻逼处环相伺”[2] (P123)的时世。因此，他谈到“述事”，强调的是“今日”官方和民间关注的国家大事、社会情状，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同时，《致周朗山函》中的“有我”，已经变为不同于“古之人”的“今之人”。所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是生活在“今之世”而且具有“今之人”意识的“我”。至此，黄遵宪基本明确了诗歌变革的主要方向：反映“今”之时世，表现“今”之人物。“新派诗”之“新”，就新在这个“今”字上。
再次，对诗歌艺术表现方法的改革也做了多方面探索和总结，提出了一些设想。然而在这方面，仍明显表现出想挣脱“古人束缚”又难以挣脱的矛盾。
《人境庐诗草自序》说“尝于胸中设一诗境”，“诗境”中除“述事”一项关系内容外，其他基本属于形式范围，可见他在这方面很费了一番心思。大致可概括为三方面。其一，艺术表现，在保持比兴、格律等古典诗歌艺术特征的前提下，注重以文为诗，即“复古人比兴之体”，又“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前人以文为诗，往往造成诗味减弱、破坏韵律，所以他把“比兴之体”和“古文之法”、“单行”和“排偶”结合起来。这样以文为诗，有利于扩大诗歌的表达和描写能力，有利于反映“今之世”复杂的事态和“今之人”广阔的视野，不失为古典诗歌适应近代社会的一种方式。但是黄遵宪所用的还是“古文家之法”，这个主张，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只是古典格律诗范围内的一种变通。其二，诗歌语言，“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用语要“切于今”，是表现“今之世”、“今之人”的需要。然而语言素材仍只能从古籍中“采取而假借”。观其诗作，确很吻合，诚如钱仲联所说，“公度诗全从万卷中酝酿而来”[9] (P162)。这个矛盾现象，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作过解释：“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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