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自《史记》问世的两千多年以来，对《史记》本身的研究不断取得进展，但从接受史角度进行的研究至今寥寥。《史记》究竟是如何经由文字进入后人的内心世界，对于这样的问题，至今缺少回应。本文以明代归有光为例，探究其对于《史记》的传播与接受。作者认为，归有光在明代尊崇《史记》的潮流中，是最为自觉地学习《史记》、模拟《史记》笔法，且成就最为突出的一位学者。《归评史记》正是其《史记》接受的重要形式和结果，在《史记》的传播及接受史上意义重大。

【关键词】 归有光/归评史记/史记/接受研究

    归有光爱好《史记》，史有定评。《明史·归有光传》称：“有光为古文，原本经术，好太史公书，得其神理。时王世贞主盟文坛，有光力相触排，目为妄庸巨子。世贞大憾，其后亦心折有光，为之赞曰：‘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其推重如此。”（注：《明史·文苑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83页，第7381页，第7383页。）归有光自己的文字中也多处提到他自幼读《史记》、学《史记》、酷爱《史记》；他的文字中，模仿《史记》的文法、句法之处很多，信手拈来的《史记》中的事迹和文字比比皆是，《史记》的影响随处可见。但归有光对《史记》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单纯的形式模拟上，他还找到了可与司马迁对话的精神上的契合点，这种契合就使他不再仅仅是浮华满纸、内容空虚的作者，而成为散文技巧高超、情感动人的一代大家。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在《明文案序上》中，称归有光为“明文第一”，至今，归有光情辞动人的散文仍然广泛得到人们的喜爱。在明代后期以至整个清代，归有光之受到文人学者的普遍推重和尊崇，不只由于他作为代表性的古文作家被清代文坛著名的桐城派所祖述，更主要的在于他对于《史记》的阅读方式以及这种阅读的一个结果——《归评史记》（亦称《归震川评点本史记》）的实用价值得到了当时备受科举制义梦魇折磨的士人们的认可。其后，由于科举考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八股文走向湮灭，《归评史记》的实用价值被淡化；又由于一些对近代学术深具影响的清代儒学大家对于整个明代学术所持的轻视态度，致使《归评史记》遭到近乎被人遗忘的命运。    　　　　

一、《归评史记》产生的社会背景
    在明代中后期，前后延续了一百多年的文学复古主义浪潮汹涌于文坛。复古思潮的主将前后七子以先秦、西汉的文章与台阁体和时文（即八股文）的空疏相对抗。而在先秦、西汉的古文中，司马迁的《史记》受到格外的推重。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以及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其持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注：《明史·文苑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83页，第7381页，第7383页。），“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注：《明史·文苑传序》，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07页。），认为“文以范古为美”（注：陈子龙：《佩月堂诗稿序》，上海文献丛书编委会编《陈子龙文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81页。），“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如方圆之于规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实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实物之自则也”（注：李梦阳：《空同集·答周子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69页。）。他们把《史记》等秦汉之文作为文章的“法式”，从篇章、结构、修辞、音调“尺尺寸寸”刻意模拟。这个“法式”说虽然可笑，但在当时却大行其道，在读书人中影响深广。《四库总目提要》评述当时的状况说：“自李梦阳之说出，而学者剽窃班、马、李、杜。”《史记》的地位也在这一朝代终于超过了《汉书》。明徐中行在为凌稚隆辑校的《史记评林》所作的序中总结了这种情况：“《史记》体裁既立，固因之而成书，不过稍变一二，诚易为力者耳。其时诸儒钻仰训诂，承为集解，至二十四家，而《史记》解释者少。历代之宗《汉书》，至宋尤为盛，其宗《史记》者，乃始盛于今日之百家，然二氏皆良史才，而其得失靡定者，盖各因时所尚而资之近者为言耳。”（注：凌稚隆辑校《史记评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这道出了《史记》在明代被普遍接受并得到尊崇的原因是由于时代的需要和当时读者的认同。
    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也引发了《史记》接受的畅行。明代，《史记》在科举制义中开始占有重要分量，据《明史·选举志一》记载：“国初举业有用六经语者，其后引《左传》、《国语》矣，又引《史记》、《汉书》矣。《史记》穷而用六子，六子穷而用百家，甚至佛经、《道藏》摘而用之……”（注：《明史·选举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89页。）为了摘引和“法式”《史记》，《史记》的读者需求激增，导致《史记》被频繁刊刻，在现存的六十余种《史记》刻本中，明代刻本约占其中的二分之一（注：安平秋：《史记版本述要》，载《古籍整理与研究》1987年第1期，第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著名的“嘉靖三刻”也出现于此时。所谓嘉靖三刻，指的是嘉靖年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以宋黄善夫本《史记》为底本，出现了三次翻刻，对于这样的盛事，即使是近代出版家张元济，亦称其为刻书史上的“异事”（注：张人凤编《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1页。）。同样出于八股制义的需要，一批学者把当时盛行的阅读方式——评点引入了对《史记》的阅读，遂使一种新的《史记》接受形式——评点《史记》蔚然成风。
    叶德辉《书林清话》对于评点的沿革和发展有这样的记载：
    刻本书之有圈点，始于宋中叶以后。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有“圈点必校”之语，此其明证也。孙《记》宋版《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旁有句读圈点。瞿《目》明刊本谢枋得《文章轨范》七卷，目录后有门人王渊济跋，谓此集“惟《送孟东野序》、《前赤壁赋》系先生亲笔批点，其他篇仅有圈点而无批注，若《归去来辞》、《出师表》并圈点亦无之”。森《志》、丁《志》、杨《志》宋刻吕祖谦《古文关键》二卷，元刻谢枋得《文章轨范》七卷，又孙《记》元版《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庐陵须溪刘辰翁批点，皆有墨圈点注。刘辰翁，字会孟，一生评点之书甚多。同时方虚谷回，亦好评点唐宋人说部、诗集，坊估刻以射利，士林靡然向风。有元以来，遂及经史。如缪《记》元刻叶时《礼经会元》四卷，何焯校《通志堂经解目》，程端礼《春秋本义》三十卷，有句读圈点。大抵此风滥觞于南宋，流极于元、明。丁《志》有明嘉靖丙辰三十五年刻《檀弓丛训》二卷，则托名于谢叠山批点矣。缪《续记》有明刻苏批《孟子》二卷，托名于苏老泉朱墨矣。至于《史汉评林》，竟成史书善本，《归评史记》，遂为古文正宗，习俗移人，贤者不免。因是愈推愈密，愈刻愈精。有朱墨套印焉，有三色套印焉，有四色套印焉，有五色套印焉，至是而椠刻之能事毕矣。（注：叶德辉：《书林清话》，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由此可见，评点之风起于宋末，元明时期才得以盛行。初时的评点主要是为了方便阅读，后来，却被发现可以用来应对科举。王守仁为重刊《文章轨范》所作的序言，揭示了这种评点受欢迎的原因：“宋谢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资于场屋者，自汉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标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轨范》。盖古文之奥不止于是，是独为举业者设耳。世之学者传习已久。”（注：王守仁：《重刊文章轨范序》、《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二，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明隆庆刊本，第667页。）迨至明代中期以后，科举考试越来越成为一种需要投入巨大精力加以准备和进行文字磨练的程式化的功课。针对当时的科考，归有光有这样的描述：“科举之学，驱一世于利禄之中，而成一番人才世道，其敝已极。士方没首濡溺于其间，无复知有人生当为之事。荣辱得丧，缠绵萦系，不可解脱，以至老死而不悟。”（注：归有光：《与潘子实书》，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49页。）学子们往往不得不倾注半生甚至一生的精力钻营科举制义之术，不断研究和总结应对科举制义的招数和捷径，在这样的情况下，借助评点这种形式可以将经史子集等古代著作掰开揉碎，消化分解，使阅读变得更为简单和便捷，大大迎合了科举制义的需要。
    现实的需要遂致著名的评本和评点家的大量涌现。这期间，书坊主从商业角度出发所作的引导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一个出版评点和集评最为兴盛的时代，经史子集、小说戏剧，任何一类作品，几乎无书不加评点。备受时人推重的《史记》自然也成为评点家们青睐的对象，一时间，评点《史记》蔚成时尚。同时，与评点相关的各种形式的摘抄和评论著作也都有出现。如茅坤的《史记评抄》、杨慎的《史记题评》，王鏊、陈沂、何孟春、王韦、茅瓒、董份、王慎中等人也都撰有《史记评抄》，张之象撰有《史记发微抄》等。其中收入凌稚隆《史记评林》的《史记》评点者即有一百多家。这些人，甚至分属不同的文学流派，却在以司马迁《史记》为师法取向上殊途同归。
    推崇《史记》的归有光，在文学史上，被划入以唐顺之、王慎中、茅坤等人为代表的“唐宋派”，成为复古派前后七子的对立面。这主要是由于他曾是前后七子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他曾严词指责当时主盟文坛的王世贞为“庸妄巨子”，讥刺王世贞：“仆文何能为古人？但今世相尚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为悼叹耳！”（注：归有光：《与沈敬甫十八首》，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69页。）归有光并非反对学习秦汉古文，他认为前后七子的所谓复古，不过是盲目遵古，拟古和剽窃，远离了秦汉古文的真旨。同时，归有光为文的规范不惟秦汉，还尊重唐宋、特别是宋人的文章。同是对《史记》的师法，他却能做到自出机杼而不仅是形式的沿袭，这使得他的对手王世贞也不得不在最后为之折服。王世贞在《归太仆赞并序》中说“先生于古文辞，虽出之自《史》、《汉》，而大较折衷于昌黎、庐陵。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注：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975页，第848页。）较为客观地道出了归有光的师承所自。
    写出明白晓畅、在精神气韵上“能《史记》若”的文字，是归有光为文的追求，但六次应乡试、九次应礼部试，久困场屋的他毕生都在惨淡经营着八股文的写作，并因此而享有文名。《明史》云：“有光制举义，湛深经术，卓然成大家。后德清胡友信与齐名，世并称归、胡。”（注：《明史·文苑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83页，第7381页，第7383页。）归有光的《己未会试杂记》也证实了这种说法。嘉靖三十七年（1558），归有光北上应试，步行至济州城外，遇到数名泉州举子，“数人者问知余姓名，皆悚然环揖，言：‘吾等少诵公文，以为异世人，不意今日得见！’往往私目相语”（注：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975页，第848页。），可见归有光当时已因制义之文而远近闻名。现实需要使归有光的古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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