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文学理论源远流长，远在先秦时期，中国便有了自己的文学理论。然而，人们对它的发展过程及其内在规律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换言之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建立和发展，则是本世纪才开始的。

    意味深长的是，最早写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并不是中国人。20年代，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早著先鞭，写成了《支那诗论史》，由孙俍工迻译，改题《中国古代文艺论史），上卷于1928年与中国读者见面。与此相应的是，最早写出中国文学史的也不是中国人，而是东洋的古城贞吉和西洋的翟理士、顾路柏，“中国人所出的，反在日本人及西洋人之后。”（注：《胡小石论文集续编》，第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1914年至1919年．黄侃在北京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后来出版的《文心雕龙札记》，就是这一课程的讲稿。李曰刚在《文心雕龙诠》中指出：

    民国鼎革以前，清代学士大夫多以读经之法读《文心》，大则不外校勘、评解二途，于彦和之文论思想甚少阐发。黄氏《札记》适完稿于人荟萃之北大，复于中西文化之剧烈交绥之时，因此《札记》初出，即震惊文坛，从而令学术思想界对《文心雕龙》之实用价值，研究角度，均作革命性之调整，故季刚不仅是彦和之功臣，尤为我国近代文学批评之前驱。

    这里道出了西方学术与文学观念对于《文心雕龙札记》的影响。

    1923年，范文澜在南开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讲稿后来修订出版，这就是《文心雕龙注》。范注在清黄叔琳和黄侃《札记》的基础上大加充实，网罗古今，进行了集大成的注释工作，成为首次详注《文心雕龙》的浩大工程。20年代以来，增补和驳正及评论范注已成《龙》学的一个方面，由此可见它在现代《龙》学中的重要地位。

    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端的起点。它从一开始就是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中产生的，正是在中西文论比较的广阔视野中，确定了《文心雕龙》在中外文论史上的崇高地位。鲁迅于《集外集拾遗补编·题记一篇》中指出：“……而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这迄今仍是不易之论。

    1927年，陈钟凡出版《中国文学批评史》，由于处在草创阶段，论述难免简略，全书仅7万余言，且前后体例随意性较大，未能统一，朱自清评为“似乎随手掇拾而成，并非精心结撰。取材只是人所熟知的一些东酉，说解也只是顺文敷衍，毫无新意，所以不为人所重”（注：《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册，第5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但筚路蓝缕，开创之功不可没。此书所涉及批评家已达90余人，大体构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初步框架，标志着这一学科正式诞生。

    1934年和1947年，郭绍虞先生先后出版了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下册，凡70余万言，大大拓展了由陈钟凡建立起来的最初框架。1934年，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出版。1934年至1943年，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至四册出版。1944年，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出版。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迅速走向了它在本世纪的第一个丰收期，为后来的学科发展奠定了良好和坚实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文学与学术观念的影响是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可以这样讲，没有西学浸染，就没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产生。朱自清指出：

    系统的自觉的文学批评著作，中国只有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现在虽也认为重要的批评典籍，可是他当时的用意还是在论述各体的源流利病与属文的方法，批评不过附及罢了。这两部书以外，所有的都是零星的，片断的材料。……现在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有两大困难。第一，这完全是件新工作，差不多要白手起家，得自己向那浩如烟海的书籍里披沙拣金去。第二，得让大家相信文学批评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并非无根的游谈。换句话说，得建立起一个新的系统来（注：《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册，第539-5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那么根据什么来建立一个新的系统呢？这就是来自西方的文学观念。朱自清明确指出：

    “文学批评”是一个译名。我们称为“诗文评”的，与文学批评可以相当，虽然未必完全一致。我门的诗文评有它自己的发展；现在通称为“文学批评”，因为这个名词清楚些，确切些，尤其郑重些。但论到发展，还不能抹杀那个老名字。老名字代表一个附庸的地位和一个轻蔑的声音——“诗文评”在目录里只是集部的尾巴。……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就难在将这两样比较得恰到好处，故我们能以靠了文学批评这把明镜，照清楚诗文评的面目。诗文评里有一部分与文学批评无干，得清算出去；这是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是第一步。还得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按这个方向走，才能将我们的材料跟那外来意念打成一片，才能处处抓住要领；抓住要领以后，才值得详细探索起去。罗先生的书（按：指罗根泽《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即《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二、三分册）除《绪言》（第一册）似乎稍繁以外，只翻看目录，就教人耳目清新，就是因为他抓得住的原故（注：《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册，第543-545页。）。

    朱自清对当时的这种学术态势作了如下的简洁概括：

    “文学批评”一语不用说是舶来的。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故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注：《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册，第541页。）。

    罗根泽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指出：

    近来的谈文学批评者，大半依据英人森次巴力(Saintsbury)的文学批评史(The History of Criticism)的说法，分为：主观的、客观的、归纳的、演绎的、科学的、判断的、历史的、考证的、比较的、道德的、印象的、赏鉴的、审美的十三种。……按“文学批评”是英文Literary Criticism的译语。Criticism的原来意思是裁判，后来冠以Literary为文学裁判，又由文学裁判引申到文学裁判的理论及文学的理论。文学裁判的理论就是批评原理，或者说是批评理论。所以狭义的文学批评就是文学裁判；广义的文学批评，则文学裁判以外，还有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注：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第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来自西方的文学批评概念及其理论体系，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得以建立的理论前提与依据。朱自清在谈到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的时候，称其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和方法都是自己的”。但郭著也同样“用西方的分类来安插中国材料”，只是“很审慎。书中用到西方分类的地方并不多”（注：《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册，第540页、第541页。）。这里不厌其烦地引用了朱自清和罗根泽的活，因为它们实在是关于当时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由来及其发展态势的权威和经典性概括。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这种早期特点，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中西两套文论话语的龃龉与纠缠。

    二

    文学理论本身，也无非就是用逻辑形态的构造方式再现了文学的发展历程，它本质上是对文学的演进和发展的叙述。文学的演进和发展，强有力地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理论。自古以来，中国文学就是以诗歌、散文为正宗，而散文概念远比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宽泛，乃是指和骈体相对的单行散体文章，包含了大量的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非文学的应用文，因而是一种较为宽泛的杂文学观念。小说、戏剧成熟较晚，并一直受到贬斥，是一种边缘文体，“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注：黄人《小说林发刊词》，1907年《小说林》第一期。），直到近代以来西方文学观念的输入和开民智、强中国的现实需要，小说、戏剧的地位才急剧上升，成为人们公认的主要文学样式。与口语相脱节的文言文是文学和文论的主要表述手段，这是一种书面的文字型语言，又是一种审美型的语言，它经历了一个从表形、表意到形声的发展过程，绝大多数是形声字，以表意为主，单音节词居多，字少意繁，中国古代文论的弹性、模糊性、点悟性、诗意化特征，既和中国古代哲学重直观的、整体的把握世界朴素辩证思维方式相关。又和以文言文为主体的古代汉语的这种结构特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文学最显著的变革，就是以口语体的白话文学取代了书面语体的文言文学的正宗地位，这一酝酿已久的文学格局的嬗变由“五四”文学革命最终得以确立，从而宣告了以文言文为主要表述手段的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走向最后终结，成为凝固了的历史，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也由此出现了新的特点。中国古代文论产生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丰沃土壤，在漫长的历史上曾经有效地指导着中国文学的创作与批评。古人研究的是前朝的文论，同时也用它来评论本朝的作品，并由此抽象和概括出新的文论，把理论和创作进一步推向前进，换言之，它始终保持着和现实的当前文学创作的紧密联系，具有彼时彼地的当代性和理论体系的开放性。但是现在它开始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内运行，其批评对象是已经终结了的以文言为主要表述手段的中国古代文学，停留在“以古注古”、“以古述古”的范围内，侧重于古文论史料的勾沉、整理、训读，仅仅是作为历史上的理论遗迹来加以处理，其“秦砖汉瓦”式的古籍整理方式与特点已经得到确立。在西方文学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以白话为表述手段的中国新文学，则未能进入其理论视野。因而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自创立伊始，就已经和当下的中国文学之间，默默地隔了一道绝缘层，使中西文论丧失了联系与沟通的创作中介。

    西方文论植根于西方文学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本质上是以对西方文学的理解为基础，体现了西方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西方文学的历史发展与中国文学有很大的不同。就拿文学的基本观念来说，西方是一种纯文学观念，小说戏剧历来是文学的主体，而在中国文学中，小说、戏曲是后来才被发掘提拔的，在历史上一向地位不高，五经诸子史传却长期居于正宗。方孝岳先生在探讨中西文学差异时指出：

    （一）中国文学主知见，欧洲文学主情感。曾国藩分文学为三门，曰著述，曰告语，曰记载，著述固纯以学为主，而告语记载，亦皆为知见之表示，其所以谓美者，以西洋文学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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