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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二个难题与中西文化的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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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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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的文化基质是共有的，中西文化的差异性是历史的而不是历史决定性的，演绎理性与超越理性是人类思想的共同本质，人类的文化基质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以复杂的影响和不同的形式表达了自己，中西文化的比较只有在全部人类文化的综合视野中才有可能得到一致性的意义。演绎和归纳在文化和科学上的意义是不同的，对它们的复杂性的解析可以作为中西文化比较的一个案例，"李约瑟难题"的“杨振宁解答”提供了一个现代阐释学的课题。
中西文化的对比性差异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世界化而日益凸现出来的，实际上，从哲学、历史、文化学等视野对中西文化的对比性差异感兴趣的人是非常广泛的，在西方许多著名学者中，只要一进入学术的大视野，就无法廻避以整个人类的历史（人类学意义）和全球视野（人类社会学意义）也即广义文化意义的考察范围，或者从人的最基本的本质出发来思考问题，这时你就不得不发觉中西文化对比的意义，这些问题最尖锐地反映在对近代科学的兴起与古代民主制度的产生这二个问题的讨论上，因为它们是政治与经济在历史和社会视野中的动力性问题，而这二者在中国几乎是没有出现的，：
(1) 为什么发达的中国古代文明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技术？
(2) 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却没有在当时产生希腊－罗马式的政治民主?
这两个问题所涉及到的时代、内容虽则不同，但它们际上具有相同的大文化的意义，
1、 "李约瑟难题"的“杨振宁解答”
在西方学者中，由李约瑟 (Joseph Needhan 1900-1995) 对中国科学史的专门研究而提出的第一方面的问题而具有代表性，被称为“李约瑟难题”的问题的本身存在不同的理解，与此相关的此前与此后的大量讨论、观点、论据更是难解难分。而现时由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而更令人中国人震动，杨振宁先生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并在当代理论物理学研究领域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以他个人在中西文化环境中的地位，他的观点无疑具有重大的影响，他把现代科学的最具基本性的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天人合一”和元典《易经》联系起来，直接指出其中存在有负面性关系，这无论是在理论上或感情上都是一种深入的冲击，从影响来看，实际构成了对“李约瑟难题”的“杨振宁解答”，可以说是再次挖动了中国人自家的祖坟，我们不禁要问：这禁锢千年的幽灵能受到震动而苏醒吗?
据报导，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和“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杨振宁先生在他的演讲中认为，中华文化有归纳法，可没有推演法，采取“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是受《易经》的影响，“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杨振宁先生认为，近代科学是把归纳法和推演法结合起来而发展的，推演法对于近代科学产生的影响无法估量，中华文化的归纳法的来源就是《易经》，但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在中华文化里，很早就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易经》中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而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杨振宁先生仍然表示，他并非是想攻击中国的传统哲学，因为“天人合一”的内涵不止是内外一理，而是远超过内外一理，从“天人合一”产生的观念是天人和谐，天人和谐对于中国传统思维与社会的影响，比因为植根于“天人合一”、所以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影响还要重要。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的关系是复杂和多层次的，杨振宁先生虽然是主要从现代科技的角度出发解答这个问题，但所涉及的内容仍然十分广泛，实际上他的问题包含有科学观，文化观和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本质理解，这些研究和观点在现代学术界和专门研究领域都已是聚讼纷纭的大课题，在西方学术界，对科学的本质和科学进步的动力问题的研究就是现代科学哲学的漩涡中心，比如，作为科学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分析和综合无疑是最主要的，但是真正导致科学的革命性的进步却不仅是由科学方法或理论本身所能提供的，库恩(Thomas S。 Kuhn 1922—1996))的理论就表明了这一点。就具体的科学研究来说，直觉的重要作用几乎是所有的重大科学发现和发明不可缺少的因素，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在他的名著《皇帝的新脑》一书中就坚持认为直觉的洞见超越了所有的形式方法，包括纯粹而严格的数学，他的书名的比喻是意味深长的， 可以作为我们的第一个问题的反证。而直接从中国文化的本质角度审视科学的本质与历史发展的关系可以把我们的视野带入一种大文化的基础性研究，这给所有的学术理论带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影响。
2、科学方法与科学思想
《易经》的 “观物取像，取像类比”是一种基本的思想方法，而一般所说的归纳法是西方近代科学活动中使用的观察和实验的经验方法，这两者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有本质上的区别，这种区别可由数学归纳法和经验归纳法的完全不同中看出，数学归纳法是严格的演绎思想方法，但经验归纳法却恰恰是与演绎方法对立的，正是因为把经验的归纳方法抽象为演绎的本质方法——数学归纳法，才使现代数学的基础理论有了本质的提高，但是西方的学术思想从来就无法证明这样一个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康德的艰难工作并不是因为他在知识体系中解决了这方面的哲学基础问题，而是因为他全面地论述了这些问题的框架体系而名垂学术史。另一方面，虽然作为科学方法的归纳法是近代以来的科学的一个基石，但对归纳法的质疑却是自休谟以来西方学术思想一直无法克服的难题；归纳的有效性是由什么保证的？它成为了西方哲学的一大难题，因此归纳法和对归纳法质疑的思想就显然不同。当然，一方面，并不因为这种对归纳法的质疑而使科学家放弃归纳法，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中的创新思想总是激励着人们期待着意外事件的出现（归纳失效），所以即使在这种西方文化背景下，归纳法与它的思想方法不能协调，也不会对西方现代科学的发展产生阻碍。因此《易经》与归纳法的关系以及对科学的影响很难简单地推定。
把归纳与演绎分离对立看待正是西方文化思想的一个误区，它们的相互关系及在科学活动中的作用的复杂性无法在对立的理解下得到廓清，更不能认为归纳法不如演绎法，或者不如两者的联合，比如，对大量的客观事实的经验观察和实验的归纳使西方近代科学得以产生，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这一方面说明归方法对科学发展具有的必然性，因此更不能认为归纳法对科学的发展有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也并能从这个历史事实说明归纳法能够脱离演绎方法而单独起作用。《易经》是具有归纳思想，但远远不仅是只是归纳思想，它和中国传统文化和全部要素共生共荣，离开了《易经》的文化本体，就没有《易经》。从另一个角度看，学术方法与学术思想互有关系，但在文化层次上的关系与学术方法层次上的直接联系不同，历史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比如，几何学的公理化是在欧几里德二千年多后才在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 1862－1943)的工作之后才得到它的现代意义，而这中间与阿拉伯文化和其它文化的传播和关联更是非常繁复的，因此不能把思想方法的共时性与它的历史性混同，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是在他的工作两百多年以在现代物质条件的支持下得才得到真正的发挥，离开历史环境，思想和方法都没有现实性，因此也不能仅仅用演绎法的出现或者从这个观点出发的历史观，直接地把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归结于某种学术方法或学术思想。亚里士多德的罗辑学之所以成为西方理性文化的主要支柱，并不仅仅是因为逻辑学是一种思维方法或学术思想，而是由于它基于人类思想的本质，正上在这个意义上，思维逻辑才是全人类文化意义的；同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中国思想，它的超越性也是思想本质的，是人类本质意义的理性思想不可或缺部份（可参见周剑铭“论中国思想”系列文章）。当然，毫无疑问，实证科学的客观精神和分析演绎方法是现代科学和现代人不可缺少的，以对《易经》的陈旧解释来抗衡科学思想更是一种愚昧，如果要易学发扬光大，不仅要科学的方法和科学思想，更要在人类的思想本质和大文化意义上对《易经》的全新阐释和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发扬。
3、文化基质与文化发展
推理（演绎或分析）是思维方法和思维过程，它的最纯粹的形式就是公理形式系统，由于西方文化的演绎理性倾向是本源性的，所以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中就事实上具有了公理化演绎方法，这样西方文化中的理性倾向几乎可以由逻辑和数学作为代表。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基质，它的普遍性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它的特殊性，虽则它们具有一致性，但层次上的差别是不能混乱的，因此不能以一种文化的特殊性与另一种文化的普遍性作同层次的直接比较。比如，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自然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把凯撒的还给凯撒，把上帝的还给上帝）这是西方的文化观，在这种文化观下，自然观和科学观就具有演绎和归纳的文化本质并且事实上成为不断发展和更新实证科学方法，但这样的文化观和科学观之间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层次关系，但是人们恰恰是在设定文化基质与科学观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前提下，提出和企图解答“李约瑟难题”的，这样就必然发生许多难以理清的纠缠。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要么对科学进行重新定义，实际上扩大科学的概念，科学与历史、文化概念几与相同，把一切文化进步和文明都看作科学，也就无法定义什么是科学，这样就把问题取消了，所以人们可以认为“李约瑟难题”无意义，要么从另一端出发，以科学覆盖文化，把科学方法代替文化基质，这样就自然导致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不了具有演绎性的近代科学的推定。当然如果单方面地坚守中国文化的基质，仅仅把演绎和逻辑只作为科学方法看待，实际上就看不到西方文化中演绎理性的本质性，从而把西方文化中的普世性意义盲目排除了，这是造成对“李约瑟难题”许多不着边际的无效回答的原因。
实际上 “为什么发达的中国古代文明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技术？”这样的问题仍是有意义的，但只能在大文化的背景下才具有研究性的意义，而且不可能简单地用演绎方法直接得到某种因果答案，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才清楚地暴露了单独的演绎方法的局限性，问题的答案随着对问题的展开深度和广度而异，简要地说，我们只能在现代阐释学的意义上展开这个问题。（或许在此已部份解释了“杨振宁解答”和现代意义的阐释学）在这样一种理解的前提下，“为什么发达的中国古代文明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技术？”可以剖析为两个同构问题：“为什么发达的中国古代文明在近代发展停滞？” “为什么中国的古代科学技术在近代发展停滞？”这两个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就显而易知了。
人类文化的基质是共有共享的，否则人类就会有两个不同的，至少在精神基质上存在明显差异的物种，这种事情在任何情况下都未发现过，这应该是“我们”人类的骄傲。但是文化的发展却受各种条件的影响，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也不会平衡，如果说西方文化偏重地发展了演绎理性，则中国文化偏重地发展了超越理性，至少这是由于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基本单一化的农业生产的长期固定化环境以及其它一些物质条件缺乏等综合影响[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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