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国传统文化的二个难题与中西文化的命运 |
 |
时间：2009-8-8 16:51:48 来源：不详
|
|
|
造成的，比如由于没有频繁的地理测量需求，所以中国古代没有产生几何学，中国传统数学的特点就是以计算技术为主，这样也就没有提供使《易经》这样的思想方法走向公理化演绎体系的机会，当然历史的复杂的因素和相互的影响不是象这样简单的说明就可以了事的，甚至也不能依靠单一的实证研究或抽象思辩所能解决的， 在文化层次上认定中国近代科学没有产生与中国近代文明发展的停滞是一回事，我们同样不能在这两者之间编织因果关系上的自相缠绕，我们往往是事先暗中设定科学与文化发展的因果关系，再问“为什么发达的中国古代文明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技术？”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就把中国文化发展的命运归结于属于它自身一部份的科学技术，这样的答案总是似是而非的。
《易经》是以思想范式的图式方法表达了不同于符号形式的形式系统，它不是对对象事实的实证表达，而是对现实中的思想的表达，它在文化的意义上表达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理性精神，“天人合一”的理念则是这种文化精神的社会化表达。《易经》没有走向形式化的演绎道路并不是它自身的过错，正是它没有形式化为几何学，才保持了自身的思想性本质，而适应了中国古代整体社会文化要求，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不能把后来的历史发展作为责任归咎于它，相反，我们要为我们今天仍不能全部铨释它的全部象征意义而自惭。《易经》与二进制的内在关系恰恰说明人类思想本质中仍然深深蕴藏的多重和多层次的秘密，而且是这个世界中最深遂的人类文化基质性秘密，比如反思就是思想本质之一，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任何可以在形式化的意义上对反思的思想有所了解的思想，反思就与创造能力有关，这是计算迭代、电算嵌套等方法本质上无法相比拟的，即或是最有信心的人工智能专家，也未见得能敢于宣称人类未来可以制造出具有真正超过人的发明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计算机，在这个真正的前沿前方，人类面临着一片黑暗，但这却不是绝望，而是永远的希望。中西文化基质是互补的共有的，我们应在全人类文化背景和基础上去发掘正在向我们呈现出的崭新轮廓，去寻找我们远未理解的它们的全部意义。
4、演绎形式的灾难与中西形式的交汇点
数学与逻辑的优美来自于形式的纯粹，这是所有专于这类学问的学者的骄傲，但这种珍品所需付出的代价是同样昂贵的，直到上一个世纪数理逻辑学者们才被它所惊醒，那就是著名的哥德尔定理。当我们抱怨《易经》和“天人合一”的理念缺少对象的客观性和逻辑的一致性的时候，西方的学术理论却也从来没有弄清过什么是客观性，什么是逻辑？客观性问题的困难是西方哲学的奥吉亚斯牛圈，这无须多说，而逻辑是有效的从来没有人能给出理论性的证明，逻辑前提是公理，但公理来自何方？逻辑推理的本质何在？以客观性为本质的科学思想当然强烈地拒绝将它归属于神，但在神之外能找到它的归宿吗？许多著名学者都在这紧闭的铁幕前踌躇无门，无论是直观的“不证自明”，莱布尼兹的"充足理由律"，维特根什坦的“穷尽所有的可能”，还是罗素说的“依形式而真”，都不是由演绎方法本身提供的，也不能由其证明，西方演绎理性引以为骄傲的科学客观性突然在最纯粹的形式中象幽灵一样消失了，这种情况在物理学的最前沿的基本理论中同样被看到，人们曾经信任地把知识真理归结为逻辑性，把逻辑的真理归结为形式的纯粹，罗素甚至努力地企图将科学的皇后——纯粹数学归化为逻辑，但当纯粹形式最终出现危机时，作为知识的全部基础就面临着崩溃的灾难，它对西方文化的暗示仍未被人充分领悟。但是形式之后，我们仍剩下了纯粹的符号，还有最后一问：什么是符号？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当代学术思潮在上世纪对它发起的影响广泛的敲门声，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在语言学、社会学、文化学、阐释学、美学等等极其广泛的领域寻找对它们的阐释，但却一直在那种内在的统一性本质之外徘徊。我们由此可以看到，恰恰是在演绎的形式理论走向它的极点时，突然发觉它和古老的中国式的形式方法——图式与象形文字在起源意义上的相遇，或许莱布尼兹在对八卦图式的研究中就已错过了它，我们的祖先留给了我们的是人类共有的财富，没有发现它们的真正内蕴价值不是他们的错，西方的科学技术在给我们带来丰富的物质手段和工具理性的同时，也形成了文化本质意义上的新的综合的空前机遇，“文化的冲突(中西)”，“两种文化（科学和人文）”不是灾难而是幸运，对它们的困惑正是表明在西方传统的文化框架下无法呈现出这种空前视野，当然也同样给也给我们带来了在文化废墟上所无法承受的沉重，但是我们的基地是坚实共有的，新的文化综合总在不断地新生，这正是易的核心思想。
5、超越综合
中国思想虽然缺乏演绎性和形式方法，但它一样趒脱不了被形式化的命运，人类的轴心时代就是人类思想意识社会化、文化化的黄金时期，如果说希腊时代的人文精神固化在个性的人性上，那么中国思想的人文本质就固化在社会意识中。中国思想因它因与历史的统一而被现实捕获，它的人文精神迅速地被社会结构化了，被封建制度化了，封建制度吸吮它的精华而变得无比强大，因之创造了中华文明中的历史辉煌，但反过来又不仅扼杀了思想自由的本质，也扼杀个性人的自由，最终还造成封建社会自身发展的停滞，中国传统文化中强烈的人文精神未来得及普及到个人时就被封建制度固化了，文化也被迅速政治化，所以不仅没有产生制度化的民主，反而形成了对自由个性的压迫的封建意识形态，这可算作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第二个难题的一种回答。但是民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民主与专制也不是简单对立关系，民主总是与自由并列地被提到，同个性与人性的关系一样，它们相互依存，彼此不能替代，自由与民主这一对概念所包含的复杂性只能在历史和文化的环境背景下才能得到充分的阐释，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对此就有深刻的理解。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任何将人类历史和文化形态简化后的问题和答案都总有失真，将中国近代历史中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技术与中国古代社会中为什么没有出现民主制度这样的历史形态问题直接归文化基质问题，实际上也是对演绎法的简化误用，它不会提供一种令所有的人满意和答案，现代学术理论中阐释学的重新兴起，正是人文社会学领域寻找新的理论工具的一种努力，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人文社会学领域与科学领域这样两种文化的本质上的分裂，而是一种新的整合基础上的超越。
中国传统文化与《易经》关系同样不可能在一种演绎或综合的框架中被简化分解，事实上《易经》也一直被这种简单形式化所连累，在它的历史过程中融入了民俗化形式中的浅近，同时也混入了庸俗和迷信，这也给中国文化和社会方方面面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但这一切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所能剥离的，也不是简单地用套用实证方法或者引入某种知识系统所能克服的，它需要一种自我彻底的更新，一种全新的综合基础上的超越。这种新的综合不是一个或几个学科、或者是几个领域的，而是现代大文化意义的，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并非偶然的例子中看到这点。中国的例子是中医理论，中医是人这个最复杂的体质系统的系统论，但是现代系统论思想却不能包涵它，也无法替代它，中医的现代化不但需要消化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更需要自对身的消化，需要自身的最基本层次上的超越。西方来的例子是语言理论，语言是人类自身人类化的支持系统，它对人类的意义难以言喻，它的复杂性和隐秘性因其具体性和抽象性的结合而不亚于人自身的体质系统，但是西方的语言理论，特别是现代从语言学、逻辑学、语言哲学到分析哲学，从符号学到结构主义的全方位研究，虽然在不同的角度的学术领域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就，但从来没有在人这个最基本的平台上取得一种共同的基础，甚至还没有存在过这种希望，语言理论的迷雾不但笼罩着哲学这样最基础的学术领域及其相关的广泛的人文与科学诸多学科，而且随着这种研究的深入而越来越浓厚，西方文化中缺少一种统一性的文化基质，这却正是中国文化中固有的东西，面临着这样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还抱怨我们承继的遗产吗？对于当代人来说，对这些问题的兴趣而不是它的答案更具有意义，或许在我们把历史中没有发生过的东西设定为应当如此发生的而讨论未果时，我们将要真正错过历史了。 上一页 [1]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