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学当然不乏共同与相通之处，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学是以各自不同的面貌发展着的，因而中西文学的发展有着各自不同的特殊历史轨迹，这种特殊性影响和制约着中西文论的各自发展，在文学的基本观念这一文学理论支点上，西方的纯文学观念和中国固有的杂文学观念就难以准确对接。中国文学以诗歌散文为主体、讲究言志缘情的抒情文学传统，在中国文论中形成了虚实、意境、风骨、神韵、性灵等一整套独特的文论话语系统。西方文学以小说戏剧为主体，强调摹仿再现的叙事文学传统，在西方文论中形成了真实、形象、典型、内容、形式等另一套不同的文论话语系统。二者大相径庭，当人们以西方输入的文论观念与系统，重新设定与裁剪中国文论的有关基本史料，着手进行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设的时候，如何在西方文论观念与中国文论的史料之间取得协调，把中国文论史料放进西方文论的框架之中，用一套外来的文论话语体系来表述它们，就必须在辨析中西两套文论话语的基础上，设法使两个系统的内容在同一个逻辑层面上准确对接或置换，而这殊非易事。简单套用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的一些独特内容，是无论如何也讲不通的。因此，一方面，学习和掌握西方的文论系统，另一方面，返身到中国古代文论史料中去，寻找二者可以沟通之处，构筑一个带有西化色彩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图景，二者的冲突与磨合，抵触与渗透，构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基本历程。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草创初期，保护历史遗迹，划定疆域版图的想法远远超出了从中汲取理论养料的需要。从西方文论的眼光来看，由于中国古代文论本身的杂文学观念以及轻体系性的特点，更准确地说，中西文论体系形态的显著差别在于，西方文论大多以一定的哲学思想为基点，热衷于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因而脉络清晰，一目了然。而中国古代文论家由于“述而不作”的学术传统影响，往往采用笺注式的方式，沿用既有的概念范畴与理论命题，去阐述电光石火般闪现的精辟见解，不重视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当然中国也有像钟嵘《诗品序》、刘勰《文心雕龙》、叶燮《原诗》这样比较完整、系统的理论著作，但更多的是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之中，随感而发，不成体系。因此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设的第一步，就是用建立在纯文学观念基础上的西方文论眼光，将批评史料一一钩沉并整理出来，以准确地把握之。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所论及批评家仅93人，皆极度简略，点到即止，并未对资料作全面搜集。而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大不相同了，王元化先生指出：

    郭著取材极为丰富；我们只要从他后来主持编纂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就可见其端倪。倘使他没有搜集并掌握大量文论资料。并对这些资料下过鉴别和梳理的功夫，他是写不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后来他编纂《中国历代文论选》时，能够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也正是得益于当初在资料上所下的功力（注：王元化《思辨随笔》，第19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而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先生指出，也是“以材料丰富著称。……他搜罗材料之勤，真是出人意外，诗词中的片言只语，笔记中的零楮碎札，无不仔细搜罗。”（注：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册，第l-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由于学科草创时期，主要工作是从极端丰富丛杂的古籍资料中，划定本学科的主要疆域版图，对文献作收集、整理、考辨与训读，描述古文论的基本面貌，加之郭绍虞、罗根泽、方孝岳、朱东润为代表的前辈诸家学养渊博，治文学批评史是在充分掌握批评史料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分析，从中引出相应的结论，不是简单地让中国的批评史料屈从于西方文论的现成框架，而是力图展示中国文论自身的发展逻辑。即以这些批评史专著的体例而言，郭著在章节上并不整齐划一，或以家分，或以人分，或以文体分，或以问题分，表面看来全书很不一致，显得有些琐屑零乱，但实际上这个框架却是经过了一番苦心经营筹划，以尽可能从实际出发，勾画出我国文学批评史的本来面目，而罗著则自述要兼揽众长，创立一种“综合体”，即融史书体裁的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三种基本体裁为一炉。方著不以“史”称，只选择最有影响和特色的理论批评家来研究。朱著具有讲义式的简明扼要，同时注意凸现批评家个体，强调“远略近详”的叙述原则。这些都是从他们各自掌握的原始资料及其独特理解出发的，并没有简单地跟着西方的模式走。对于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设，黄葆真先生有过如下评价：

    研究主体是一批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而又国学功底深厚的年轻学者。他们既能够学习、运用近代欧洲的文学理论、历史观点、思想方法去观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实践，清理理论史料的遗存，又能够继承改造中国传统朴学实证的治学手段，沉潜于浩如烟海的历代典籍中勾稽爬梳，实事求是地尊重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历史性、自体性。以上两方面的巧妙结合，使初建本学科的第一代学者主要获得了三大成就。其一是把一向散乱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料在新的文学观、史学现的指导下，进行了初步的但却是系统的选择、整理。其二是借助欧洲的逻辑思维和中国传统的实证方法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出现的许多概念、命题、专著、流派和理论家的学说，分别作了还原性的考核、阐释。其三是首次建构成了，具有近代性质的、以中国文学批评史料为本体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的理论系统。……从此，中国文学批评史不仅成了专门之学，而且有了特点不同的专家之学。但是，这一阶段毕竟是学科的初创阶段，所以缺点也很突出。首先文学观、史学观没有完全摆脱二千多年来逐步形成的儒家正统、六经中心、诗文正宗等传统观念的羁绊。对戏曲、小说等后起的文学样式及其批评实践、理论建树，基本上忽略了。其次是对概念、命题、流派、专著、理论家的研究，重考核而轻阐释。其三是建构体系的物质载体、符号系统——理论语言，尚多是以古释古，没有根本的系统的创新（注：黄葆真《回顾与反思》，《文学遗产》1989年第4期。）。

    这个评价是大致公允的，但是这其中讲到的缺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优点，当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初创、中西比较诗学尚未充分和有效地展开的时候，这恰好体现了前辈学者在面临中西两套文论系统难以准确对接时的审慎态度。正是由于这种审慎严谨的低调处理，使中西文论的龃龉与冲突能够保持在一个较低的限度内，中国文学批评史能够大致以自身的形态面貌展现于世人面前。

    中国古代文论毕竟是一种理论形态，随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演进和发展，在描述古代文论原貌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的理论阐释与评价，已经提上了研究日程。特别是在建国以后，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口号下，前苏联文论被我国文论界奉为标准与范本，在当时文论研究中强调对前苏联文论的学习和掌握以及用它来理解和阐释中国古代文论，这样，古文论的研究重心便逐渐挪移到了理论阐发与分析上来。

    概念范畴是认识之网上的纽结，是思想意识的理论结晶。文学理论按其逻辑结构，是由概念范畴所构成的理论系统。一个民族文学理论的思维特点与水平，通过概念范畴体系而得到体现。对文学理论的总体风貌和理论特点的认识，离不开对基本概念范畴的理解和把握。建国近五十年来，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格局变化的特点，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理论分析上，其中对于概念范畴的理解和阐释，构成了一个关键性环节。

    在今天看来，前苏联文论中有不少地方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它高度地政治化和哲学化，忽视文学艺术的自身特点，并且是在基本不涉及中国文学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在当时却被我们奉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典范而被大量地引进和介绍到中国，享有极大的理论权威。毕达科夫、柯尔尊等人相继来华任教，季摩菲耶夫的三卷本《文学原理》、涅陀希文的《艺术概论》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我国高校文艺学教材的主要依据和权威教材版本，对于50到60年代出现的一些由我国学者编写的教材，从基本观念、概念范畴到体系架构，都产生了深刻和多方面的影响。60年代完稿的蔡仪主编《文学概论》、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也主要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展开。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之中，用前苏联文论来理解和阐释中国古代文论，或者说，用前苏联文论来切割乃至硬套中国古代文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里一时蔚成风气，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而前苏联文论的理论体系与概念范畴，有许多并不切合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点与实际状况，特别是由于当时我国文论界学习前苏联文论的过程中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倾向，使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领域的牵强附会、生搬硬套现象更为严重。

    流风所及，连郭绍虞先生这样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奠基者也未能完全幸免。尽管郭先生早在1928年就对庄子文艺观作了高度评价，所论甚为精妙（注：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第132-1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但在1955年版的改写本和1979年版的写定本中，对庄子的评价均有失公允，这正是在当时特定学术背景之中，他用唯物唯心的日丹诺夫哲学史模式来硬套中国古代文论而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郭绍虞先生尚且如此，至于其他或用形式与内容来切割风骨，以至群言淆乱，互相矛盾．漏洞百出，或是以《文心雕龙》里的风格一词去比附西方的风格(Style)概念，望文生义，曲为之说，这样的情况就更多了。于是，儒家的政教中心论被附会成为政治服务的现实主义理论传统，而历代对形式美、意象美、境界美以及灵感妙悟的探索与追求，则被简单斥为唯美主义、唯心主义、神秘主义而被打人所谓的“反现实主义”逆流。这段时期除郭著外，黄海章推出了《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也梓行问世，刘著当时就以材料抉择精当、评论切要中肯、理论深入浅出等特点赢得了学界赞誉。同时，史料的整理注释取得显著成就，郭绍虞、罗根泽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郭绍虞主编、王文生副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舒芜、简夷之等编选的《中国近代文论选》，中国戏曲研究院编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等，均具开创性。但限于当时的时代氛围与学术背景，这些著述并未从根本上扭转当时的总体研究格局。

    进入80年代以来，对前苏联文论的迷信已被打破，以20世纪西方文论为主的外来文论，开始源源涌入国门。随着时代氛围的日趋宽松和学术背景的日渐多元化，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进入了最为繁荣的时期。多种高水平的文论史专著陆续出版，王运熙、顾易生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七卷本，是国家社科“七五”规划重点项目之一，现已全部出齐。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黄葆真、成复旺、蔡钟翔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五卷本，张少康、刘三富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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