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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与桐城派、改良派及新文学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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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1: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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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林纾早年从岳丈刘有棻受程朱道学，本与桐城派气味相投，但其为文“出之以血性”、“强半爱国思亲作”、“无大题目”，(20)又与桐城文派大相迳庭。然则林纾一再抗拒“桐城派”的标签，是出於自知之明与写作自由之追求，桐城中人引他为知己，是出於统一战线的考虑，外人把他列为桐城派，则是不很美丽的、有意的“误会”了。
不作桐城派无妨於他作古文家。避开了语言的清规戒律与题材的划地为牢，他的写作空间陡然扩阔，适应了他自己与社会的种种需要：宣扬改良的需要，迎接世界的需要，抒写激情的需要，时代的需要，读者的需要，以至於他一己经济的需要。桐城文派自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文化冲击的新环境里，已出现了严重的适应危机，自龚魏以下的改革家，思想家，以攻击传统为己任，大都与桐城文派划清了界线，自谋生路，也不以古文家自命。林纾的做法较特别，他仍然坚持当古文家，但他已为古文重新定位，打破了语言的禁忌，扩阔了题材，引进了前所罕有悲怆感伤情调，又以古文义法为手段去沟通中西文学，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使古文在危亡中重拾一些尊严，也最后一次发出异常夺目的光采。尤其难能的是他使古文适应了市场需求，使古文成了有利可图的商品。(21)这显然是桐城古文家身份所做不到的。
三
林纾不谙外文，也没有机会游历外国，不过他认识了在马江船政局工作的一批曾经留学法国或到过外国的朋友，如魏瀚、王寿昌、高而谦等，他从他们那里认识了世局，他在《闽中新乐府》中的一些对世界的看法，便是他与这些朋友议论所得。(22)就在写《闽中新乐府》的同年(1897)，他在这些朋友的鼓励下，与王寿昌合作，由王口述，他执笔，翻译了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林氏弟子黄浚(1891-1937)《花随人圣āｎ＠④摭拾》曾记述过此事，(23)林纾的翻译事业开始得很偶然。魏瀚和王寿昌出主意要林纾干这件史无前例、在当时看来并不合时代需要的事，主要是看中了林纾的古文功力，也深识他是性情中人，是把法国文学介绍到中国来的最佳人选。果然，这本书在感动万千中国读者之前，已先赚了译者的情泪。(24)《巴黎茶花女遗事》在1899年初出版，只印一百册，却马上轰动，几个月后汪康年(1860-1911)的《昌言报》就把它重印，并以“巨资”致酬，林纾不受酬资，把版税捐给福州蚕桑公学。(25)戊戌政变前后林纾是很热心的改良迷，他的第一本翻译小说不能和改良事业拉上关系，对他来说不无遗憾。但把稿费捐给了蚕桑公学，总算是有助於维新事业，了却一件心事。不过以古文翻译西方小说可以得丰厚的报酬，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也是很大的吸引与鼓励，是他以后大量翻译的主要动力。
魏瀚和王寿昌这两位有心人，他们在法国学的是理工科，却有那样敏锐的文学触觉，要把华夏独缺的感伤尽致的爱情小说介绍进来，又慧眼独具，选中了林纾作为合作者，一念之间触动了中国历史上一场庞大而影响深远的翻译事业，再由翻译而促使中国文学发生巨变，文学史实不应忘记他们的功劳。林纾这本初试啼声的翻译小说，虽然让他的感伤情怀得以涤荡，也使他一举成名，可是他必然为此事之没能跟维新改良沾上边而怏怏。(26)他托朋友在巴黎买了《拿破仑第一全传》和《俾斯麦全传》，主动找魏瀚、王寿昌、高而谦等人合作翻译，可惜没有人敢答应，因为难度太高。(27)他又鼓励学生林长民(1876-1925)等人办翻译杂志《译林》，宗旨在开启民智，以作维新事业之助，他自任“监译”。《译林》1901年在杭州创刊。
林纾翻译事业的路向在他翻译第二本西洋小说美国女作家斯土活(Harriet Beecher Stowe, 1811-1896)的《黑奴吁天录》时已确定下来。1901年，他在杭州与曾就学於上海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前身）的魏易(1881-1930)合作，用了六十六天时间，由魏易口述，他执笔记录，把《黑奴吁天录》翻译成书。林纾为此书写了一序一跋，把书中所述美国黑人遭奴役事，联系到当时美国歧视、虐待华工的浪潮，进而警醒国人国势衰弱、沦为奴隶的危机。这一来他就很自然的把自己的翻译事业放在维新改良的轨迹上。他这种做法非常成功，他的文学翻译成了改良派维新事业不可缺少的一翼，兼具宣扬改良、批评社会、移植外国文学和引导读者认识中国以外世界的种种功能，正是当时社会所急切需要的，加上他运用了“旧瓶效应”，以古文译书，更使他推介的新思想、新事物易於深入民心。
林纾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其中以小说为主）数量惊人，是众所周知的。据统计，林译作品有189种，包括未刊者23种。(28)他的翻译事业始於1897年，终於1921年，前后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翻译作品来自英国的最多，占半数以上，共106种，其次是法国，共30种，美国有26种，俄国有12种，此外希腊、德国、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各一种。(29)不少人惋惜林纾不懂外文，受口译者所累，选择不精，浪费不少精力。我认为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不懂外文这个本来是致命的、不可原谅的缺点，在林纾反而成了无人可及的优点。如果他懂外文，最多只是精通一种外文，根本不可能译出十余国的作品。如果他精通外文，他在翻译时可能严於取舍，下笔时可能字斟句酌，在意译与直译之间痛苦挣扎，也许不可能在二十四五年内译出189种作品。我们只要看与他齐名的严复，努力不懈，在1894年到1915年21年间，只能译出作品11部，(30)便知道林纾不懂外文与他译书数量之多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在那个外国文学作品极端缺乏的环境里，数量显然比质量更重要。而要较全面的移植西方文学，夹杂不同民族风格、艺术风格，有经典的作品，也有市俗的作品，无疑是最恰当的。更何况他的翻译小说还背负着介绍中国以外世界的重任，他在翻译时的广征博采，就更是最符合历史需要的。曾朴(1872-1935)曾劝林纾改用白话翻译小说，也要有计划的精挑细选，可是林纾一口拒绝了。(31)林纾是不得不拒绝的，林纾要听了他的话，林译便不成其为林译了。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里说：“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32)这话说得真好，是对林纾的最大恭维。其实林译何止消灭自己，它也把传统文学和传统文化拿来陪葬，使我们向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过渡。 在介绍西方文学的时候，林纾的古文家身份和古文造诣发挥了最积极的作用，把阻碍吸收、接受西方文学的事物一扫而空。古文家“因文见道”的习性，对“义法”的讲求，以及他运用“旧瓶效应”，以类似文言的文体译书，是他使西洋小说为中国读者乐於接受的三件法宝。这其中最重要、最起作用的便是为翻译作品写的序跋了。林纾在辛亥革命以前翻译的小说，差不多都附有序、跋、译余剩语一类的说明。(33)这些说明一般都在千字上下，像《爱国二童子传达旨》那样长近三千言的并不多见。这其中有两类内容最值得注意，其一是借鉴外国小说中所见之国民性而进行自省，这是出於宣扬维新改良的需要，是“因文见道”；另一是由“义法”出发，分析外国小说，以尽绍介之功。
中国近代思想家因外来冲击而展开的自省过程，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最初的自省是着眼於物质的：我们科技不如人，没有洋人的船坚炮利。跟着的自省是着眼於制度的：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如人，没有外国的民主议会制度。其间也有一些思想家会在物质与制度之外思考到“人心”问题，可是这方面的反省是比较肤浅的，主要是针对朝廷大员因现存制度而形成的庸惰，如魏源在《海国图志序》所提出的。当时思想家没机会广泛接触、深入了解异国之民，无法从国民性的角度去比较中外的异同，见出一己民族之弱点，而提出国民性的改造。梁启超在戊戌政变之后流亡海外，有机会直接比较中外的国民性，始能提出新民说，讨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林纾在梁启超的影响下，他翻译外国小说的时候，也特别注意到东西国民性的不同，以小说中的具体事例，比照自己的国民，从而呼应梁的号召，提出国民性之改造。国民性之反省与改造是近世中国走向世界重要一环，它一方面显示国人摆脱落后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对大同世界的企盼。
林纾在译序中经常提到的国民性是怯懦与奴性。他在《剑底鸳鸯序》(Walter Scott(1771-1832),The Bethrothed)中，因为其书“叙加德瓦龙复故君之仇，单帔短刃，超乘而取仇头，一身见缚，凛凛不为屈。即蛮王滚温，敌槊自背贯出其胸，尚能奋巨椎而舞，屈桥之态，足以慑万夫”，便进一步讨论到民族性问题：“究之脑门人躬被文化，而又尚武，遂轶出撒克逊、不列颠之上。今日以区区三岛凌驾全球者，非此杂种人耶？”他马上就以此和中国的国民性比较，而得出“吾种倦敝”的结论。(34)在《埃斯兰情侠传序》(Henry Rider Haggard(1856-1925),EricBrighteyes)中，因为小说中述及的埃斯兰之民，“洸洸有武概，一言见屈，刀盾并至，……虽喋血伏尸，匪所甚恤，”联想到“英、法之人，重私辱而急国仇，”再反思中国的情况，“自光武欲以柔道理世，於是中国姑息之弊起，累千数百年而不可救。吾哀其极柔而将见饫於人口，思以阳刚振之”，(35)因而提出敢於反抗欺凌压迫的尚武精神。而在《鬼山狼侠传序》(Haggard,Nada the Lily)中，又因为狼侠洛巴革“始终独立，不因人而苟生”，而反思中国多苏味道(648-705)、娄师德(630-699)一类的奴才，“火气全泯，槁然如死人”，又多“茹柔吐刚”之败类，“往往侵蚀稚脆，以自鸣其勇，如今日畏外人而欺压良善者”。(36)林薇指出，这种在文学作品中对国民劣根性的反思，下开五四新文学中对国民性批判的先河。(37)
林纾在译序中对外国小说的绍介、评价、分析、称许，在中国文学史上更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事。自鸦片战争以后，国人先则承认科技不如人，继则承认社会制度不如人，至於文学一事，由於对外国文学毫无认识，遂得以维持夜郎自大心态，以为这是中国胜於西洋之一端。林纾以古文名家身份翻译西方小说，以古文技法的标准去衡量西方小说，不但发现西洋小说的文学价值可以比肩左、马、班、韩，还指出西洋小说有些地方非中国古代的文学大师所能及。
林纾早在1901年写《黑奴吁天录·例言》时便已开始用古文义法来评价西方小说，他说：
是书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得古文家义法。可知中西文法，有不同而同者。……所冀有志西学者，勿遽贬西书，谓其文境不如中国也。(38)
在1905年写的《斐洲烟水愁城录序》(Haggard,Allen Quatermain)中，进一步以此小说与司马迁《史记》的《大宛列传》相比，认为其书“写洛巴革为全书之枢纽，此即史迁联络法也，文心萧闲，不至张皇无措，斯真能为文章矣。”(39)在1907年写的《孝女耐儿传序》(CharlesDickens(1812-1870) The old Curiosity Shop)中，更认为狄更司能为中国古代大文学家所不能(40)。
林纾为数至多、包涵至广的外国小说中译，是当时中国人认识世界，特别是认识外国人的人生观的重要窗口。小说本身固然描写了西方人生观与价值观，对国人有他山之石的作用，林纾基於宣扬改良的需要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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