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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与桐城派、改良派及新文学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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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1: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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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经常在译序中对比东西方人生观的不同，而鼓励学习西方积极、进取、务实的人生态度。例如他翻译法国沛那(G.Bruno, 1833-1923)的《爱国二童子传》(Le Tour de la France Par Deux Enfants)，书中言及法人孟叔及嘉纳在国家沦亡之际，脚踏实地，不枵响，不浮气，“培植子弟为工程师，立实业学堂无数”。卒能制胜於外。这种“实业救国”的故事，对中国人固然新鲜而有启发，林纾更以之与中国人“状元宰相”的人生观对比，认为中国人自古至今都以官位名禄为人生目的，即使科举废行，学子仍以法政一门为尚，可见这种价值观念牢不可破。他在《爱国二童子传达旨》中说：
人人慕为执政，其志本欲以救国，此可佳也，然则实业一道，当付之下等社会矣。西人之实业，以学问出之，吾国之实业，付之无知无识之伧荒，且目其人、其事为贱役，此大类高筑城垣，厚储甲兵，而粮储一节，初不筹及，又复奚济?(41)
这种改变人生观的教育，是林纾借翻译小说带国人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贡献。
四
在开始了翻译事业之后的15年，有了翻译81种西洋小说的经验以后，林纾也开始了文言小说的创作。从1912年起，他用文言写了5篇中、长篇小说，即《剑腥录》（作於1912年，1913年出版）、《金陵秋》(1914)、《劫外昙花》(1914)、《巾帼阳秋》(1917)和《冤海灵光》(1917)。这些小说虽然展示了一些他所理解的西方小说的影响，但他并未大量运用新手法新技巧。(42)就题材而言，这五篇小说与晚清谴责小说四家的作品颇有相类。《剑腥录》、《金陵秋》和《巾帼阳秋》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的那种“揭发伏藏，显其蔽恶”的小说，与李伯元(1868-1906)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1886-1910)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1857-1909)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相类。《劫外昙花》是历史小说，近於吴趼人的《痛史》；《冤海灵光》是公案小说，近於吴趼人的《九命奇冤》。(43)林纾虽是有名气、有影响力的翻译家，但一著手创作，他仍摆脱不了谴责小说作家走过的路。
不过他的文言创作小说仍不免透露出一些他因翻译外国小说而习得的影响。他在近代小说家中是较早放弃章回体的惯例和“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等旧套中的一人，这是文学史家所乐於道及的。(44)他在小说内刻意用谐谑幽默的笔调，又费了许多力气从心理细微刻划去写情，与传统文言小说有很大的差距。(45)在《兔海灵光》里，他也有意识仿效狄更斯的做法，“刻划市井卑污龌龊之事”，细致描绘下层社会的众生相。(46)而在《剑腥录》里，也一再运用了因西方小说传入而乐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小说家所乐用的倒叙法。(47)而因为翻译时所受西方小说的潜移默化，他在写小说时也就对固定小说视角有很大的警觉。(48)尤其值得留意的是：在中国小说因为报刊连载形式而使小说结构散乱成风的时候，林纾以他古文家对“义法”的严格要求，配合了他对狄更斯等小说家作品针线细密、结构严谨的体会，他的创作小说在组织结构上追求严谨完美，为五四新小说树立了良好的先例。(49)
除了文言中、长篇小说，林纾也创作了为数不少的文言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主要是1913年在北京《平报》“践卓翁短篇小说”专栏和1919年在上海《新申报》“蠡叟丛谈”专栏发表的，为数有百馀篇，后辑成《践卓翁小说》、《畏庐短篇小说》、《蠡叟丛谈》、《畏庐漫录》等集。(50)这些小说为他赢得“今之蒲留仙”的“＠⑥号”，(51)但其中却有不少受西方文学影响的痕迹。(52)然而林纾仿效西方文学的尝试，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路途上是不容忽视的。在近代文学事业上他与梁启超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翻译了西方小说以作学习的楷模，又建立理论，指示新方向，更进而身体力行，粉墨登场，示范创作，去推动中国文学的世界化。所不同的是梁启超以左手搞文学，林纾以右手搞文学，他不但在文学的质与量两方面填补了梁启超的不足，更修正了梁氏过於功利而暴露的干瘪。他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五
中国新文学运动有两篇奠基论文，一篇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刊於1917年1月1日《新青年》2卷5号），是新文学大军前锋部队的右翼，其进攻目标是文学的语言、形式：另一篇是陈独秀(1897-1942)的《文学革命论》（刊1917年2月1日《新青年》2卷6号），是新文学大军前锋部队的左翼，其进攻目标是文学的精神、内容。这两篇文章互相配合，对传统文学发挥摧枯拉朽的作用，是新文学运动成功的关键。《文学改良刍议》的主要内容，差不多都可以在黄遵宪(1848-1905)的言论中找得到。《文学革命论》的主要内容，也已经由林纾借着翻译小说替他准备好了。黄遵宪靠着中外语文现状的对比，看到了当时中国语文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他借外国语文为参照系数，指出了中国语文的发展方向应是像外国语文那样的言文合一；林纾靠着中外文学的对比，看到了传统中国文学的不足，他也借外国文学为参照系数，指出了中国文学的方向应是取法西洋，向世界文学发展。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大书特写的“三大主义”(53)，抨击了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进一步指出这些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林纾在他的译书过程中对此早有体会。他在1908年写的《不如归序》中，对比了中外史传记叙之文，说：
吾国史家好放言，既胜敌矣，则必极言敌之丑蔽畏葸，而吾军之杀敌致果，凛若天人，用以为快。所云“下马草露布”者，吾又安知其露布中作何语耶？若文明之国则不然，以观战者多，防为所讥，措语不能不出於纪实。(54)
已是对夸张不诚的国民性的批判。而在为狄更斯几本小说所写的译序中，他更一反中国小说之故常，充分肯定刻划社会下层的写实文学的文艺价值。在《孝女耐儿传序》中，他一再以狄更斯“专为下等社会写照”之文为高；(55)在《块肉馀生述序》中，他认为“迭更司此书，种种描摹下等社会，虽可哕可鄙之事，一运以佳妙之笔，皆足供人喷饭。”(56)在《贼史序》中，他又肯定狄更斯揭发社会阴暗面的写实小说伦理学上的价值。(57)陈独秀能够提出“三大主义”，大声疾呼，是依仗林译小说和林纾译序为基础的。
林纾译了不少写情小说，最有名气的是《巴黎茶花女遗事》和《迦茵小传》。透过他的翻译，西方的爱情观得以在中国排闼直入，动摇了礼教的基本，掀起了中国社会二十世纪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的浪潮，一直延绵到五四新文学中，成了作家最热衷於探索的题材。从龚自珍(1792-1841)就开始倡导的个性解放，经历几十年，不见得有重大的突破，林纾以他翻译的西方小说，仔细述说西方男女追求爱情的轰轰烈烈的故事，使中国读者有一个具体比较的基础，才使这个诉求由涟漪突变为巨浪，促成了文学和社会巨变的实现。
林纾以他189种的翻译小说，为新旧文学的过渡筑成了前所未有的崇高祭台，每一本小说就是一根燔祭的柴。当他惊觉自己和自己所背负的道统就是燔祭的牺牲的时候，他竟想把自己点燃起来的祭火熄灭。然而烈火熊熊，势不可止，他消灭了自己，却完成了燔祭。后世观看这场燔祭的录像的人，如果讲究古文家的“义法”，都应该知道，他自始至终都是挥舞戈矛的主角，(58)只是从前的戈矛指向后来的他，后来的戈矛指向从前的他。
注：
(1)林纾为反对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写了不少文章，如《论古文之不当废》(1917)、《致蔡鹤卿书》(1919)、《荆生》(1919)、《妖梦》(1919)、《腐解》(1919)、《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1919)、《续辨奸论》(1923)等。
(2)《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专集34，72页。
(3)据张俊才〈林纾年谱简编〉，林纾曾於1921年10月致书朱羲胄，对梁启超表示极大不满。见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55页。
(4)见林薇选注：《林纾选集·文诗词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267页。
(5)梁氏所举各项见《饮冰室合集》，文集1，54页。
(6)胡适：〈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载姜文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461页。
(7)载林薇：《百年沉浮——林纾研究综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128页。
(8)见〈林纾年谱简编〉27页。
(9)《林纾选集·文诗词卷》223页。
(10)见薛卓：《林纾前期译书思想管窥》，载《林纾研究资料》，389页。
(11)参蒋英豪：《自写风怀与兼贻史料——林纾剑腥录析论》，载《传统与现代之间》（香港：文德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
(12)林纾：《薛则柯先生传》，《林琴南文集》（《畏庐文集》）（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23-24页）。
(13)见《林纾年谱简编》15页。
(14)朱碧森：《女国男儿泪——林琴南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187页。
(15)林纾：《赠马通伯先生序》，载《林琴南文集》（《畏庐续集》）25页。
(16)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香港：龙门书店，1965，171页。
(17)见林纾《震川集选序》（作於1921年）载《林纾研究资料》，77页；又见〈方望溪集选序〉（作於1923年），转引自《百年沉浮——林纾研究综述》286页。此外，他在《慎宜轩文集序》中也否认是桐城弟子，见《林琴南文集》（《畏庐三集》）5页。
(18)转引自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34页。
(19)事实上林纾对桐城文派的清规戒律颇有不满，例如他在〈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中就说：“古文之敝久矣，大老之自信而不惑者，立格树表，俾学者望表赴格而求合其度，往往病拘挛而痿於盛年。”见《林琴南文集》（《畏庐续集》）页20。
(20)俱张僖序《畏庐文集》语，见《林琴南文集》（《畏庐文集》）序。
(21)见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79页。
(22)见《林纾研究资料》，127页。
(23)黄浚：《花随人圣āｎ＠④摭拾》上海古籍书店，1983，238页。
(24)林纾在1902年写的《露漱格兰小传序》（信陵骑侠译）中说：“余既译《茶花女遗事》，掷笔哭者三数。”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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