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会员中心 在线投稿
| 网站首页 | 中国历史 | 世界历史 | 历史名人 | 教案试题 | 历史故事 | 考古发现 | 历史图片 | 文化 | 社会
相关文章    
您现在的位置: 历史千年 >> 文化 >> 文化研究 >> 正文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花部的兴盛与扬州地域文…
最新热门    
 
扬州—上海:晚清小说中都市繁华梦的变迁

时间:2009-8-8 16:41:32  来源:不详
如《风月梦》第二回写陆书的出场:“(陆书)今日午后无事,带着跟来的小厮小喜子到教场闲顽。看了几处戏法、洋画、西洋景,又听了一段淮书,又听了那些男扮女装花戳扭扭捏捏唱了几个小曲。此刻口渴腹饥,正走进方来茶馆……”,这几乎就是如陆书那样的城市闲人一天的主要生活内容,此外的城市娱乐包括:民间聚会形式的喜乐会,端午龙舟竞标,关帝庙进香,观音山烧香,观芍药市,或者打灯谜、顽杂耍、唱隔壁戏、龙船上吊艄(船上表演杂技)、口技、跌博等,或者坐船“到桃花庵、法海寺、平山堂、尺五楼各处游玩”,而到了上海,情况就有些不同了。

        那么洋场的景象究竟怎样呢?在《海上花列传》里渲染的是与扬州大异的另一种城市景象,洋场里多是洋行,第六回:

    仲英与雪香、小妹姐踅进洋行门口,一眼望去,但觉陆离光怪,目眩神惊。看了这样,再看那样,大都不能指名;又不暇去细细根究,只大略一览而已。那洋行内伙计们将出许多玩意儿,拨动机关,任人赏鉴。有各色假鸟,能鼓翼而鸣的;有各色假兽,能按节而舞的;还有四五个列坐的铜铸洋人,能吹喇叭,能弹琵琶,能撞击金石革木诸响器,合成一套大曲的;其余会行,会动的舟、车、狗、马,不可以更仆数。

    这正是当时大都市所特有的,令人目迷五色的商品。《九尾龟》第二回这样概括上海妓女的生活内容,“这班倌人,马夫、戏子是姘惯了,身体是散淡惯了,性情是放荡惯了。坐马车,游张园,吃大菜,看夜戏,天天如此,也觉得视为固然,行所无事。”(第13页)在物质生活方面,可为一比的是,当《风月梦》中还以自鸣钟为希奇(扬州的乡下人穆竺尚不知其为何物),《海上繁华梦》中郑志和等人的新房里已很少看到国货了,文曰:

    ……套房里一张外国铁床,四把外国交椅,一只大餐台子,台上铺的是白绒线台毯,摆些大餐台上应用之物。两壁厢钉了两个外国多宝橱,橱中供的都是小自鸣钟、小洋花瓶、刻牙人物等外国玩物,价颇不赀。地上边正房里是广漆地板,套房里铺的东洋地席,收拾得真是十分精洁。

        这些都是扬州妓女所不可想象的城市生活。   

    在娱乐方面,上海更展示了拼盘文化的特色,一方面,作为中国第一大都市,它汇集了各种地方特色文化。《海上繁华梦》初集第二十回“广肇山庄建醮,宁波总会碰和”写上海的山庄里,既有一班清音“唱《北饯》的大面昆曲”的场面,又有“许多绢扎的广东灯彩与一个北瓜棚儿”。再如后集第十三回写去张园看焰火,其中就汇集了徽州、潮州、东莞、上海本地四大种类,名目众多,也显示出不同地方的文化特色。

    另一方面则是向西方引进了新的娱乐方式,以听唱艺术为例。扬州和上海的小说都描写了大量的曲艺娱乐活动,如“扬州歌吹”自古有名,“扬州歌”、“扬州调”都是扬州传统的曲艺形式,在《风月梦》里,不仅记录了许多扬州歌的歌词,还具体记载了嘉庆、道光间扬州歌的演唱情况,如十六回:“贾铭着人将弦子、笛子、笙、鼓、板、琵琶、提琴取来,放在云山阁桌上,十番孩子唱了两套大曲。凤林豪兴,叫十番孩子做家伙,他唱了一套《想当初庆皇唐》,声音洪亮,口齿铿锵……”。到了上海,除了传统的曲艺外,市民的文化欣赏方式已发生较大变化,从单一的“听觉艺术”逐步转为“视觉艺术”的可听、可视且诉诸感官刺激的综合性艺术,比如电影的出现,《海上繁华梦》二集第二十五回写道:“秀夫说:‘因虹口到了一班车利尼外国马戏,听说甚是好看,故到长发栈,想约锦衣、少牧等一同往观。岂知栈里头一人不见,只有守愚在彼,想寻少甫到张家花园看电光活动影戏,又想到徐家花园看焰火去”,这里的“电光活动影戏”就是当时人对电影的称呼,它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

       上海城市景观的现代性特色是与殖民地文化联系在一起的。

    1846年英国率先在外滩以西区域建立英租界,此后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出现了美租界和法租界,中西共管、文化杂陈成为新的城市特色,如跑马场、招商局、申报馆、工部局、巡捕房、礼拜堂等成为城市场馆的组成部分。比如上海滩跑马场每到春秋两季,最为热闹,《海上繁华梦》初集第八回回目就是“看跑马大开眼界”,正是这些内容树立起一个新的城市形象。

    第三是城市格调。扬州和上海相同的是休闲和糜烂,两者都开始褪去传统的名士气,上海的蜕变更加彻底,有着更浓重的商业气,更强烈的实利意识和消费意识,人情被充分物化,世风浇薄。写扬州小说大都以传统观念为指归,写上海的小说则刻意塑造了新旧同体、中西兼备、繁华和糜烂共存的城市文化。

    如果说《风月梦》和《雅观楼》等所描写的都是世俗的情趣,所表现的扬州只是个带有古典意味的传统城市,小说人物如陆书、雅观楼都是传统的败家子弟的典型,作者用以矫正他们的思想也只是传统的劝惩思想,有时甚至用返回乡村的姿态,来对抗城市的堕落风习。如《风月梦》第六、七回写袁猷的表弟穆竺从乡下到扬州城里购物,从穆竺的视角写了他的城市见闻,都是不能为他理解的现实。在小说结尾人物各各凋零,陆书离扬州返家,患了一身毒疮,生死未卜;袁猷与妻反目,一病而亡;吴珍因鸦片案被发配充军,流放他乡;等等,而在结尾的第三十二回,在家务农的穆竺,又至扬州,他的生活境况与众人形成鲜明对比,“再说袁猷的表弟穆竺,住居霍家桥南首穆家庄,在家务农,娶了妻子,如今又生了儿子。正欲上城到新胜街首饰店兑换银锁、银镯与儿子带。……穆竺欢欢喜喜,更换新帽、新衣、新鞋、新袜,直奔扬州。”通过对比,表达了作者对城市生活的质疑。另外,《风月梦》和《雅观楼》结尾还都指向了宿命论和封建道德,《风月梦》中的双林在袁猷死后,选择了捐躯殉夫。《雅观楼》中的雅观楼最后知道自己之败落乃是偿其父之债,宿命如此。扬州小说的思想格调始终没有摆脱传统的框限。

    相比而言,写上海的小说呈现出新的意识和格调。有研究者就特别指出《海上花列传》中城市意识的强化,认为:“城市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社会实体在中国小说中打下深深的烙印,也许还是到了晚清才开始。当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极为鲜明地把乡下人到上海‘闯世界’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来描写时,城市就不只是一个喧嚣的场景了,它确确实实是一种新的文化。所以,传统的道德批判在韩邦庆那里,渐次让位于‘个人感受’——一种在城市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特殊心理与价值观念。”[10]

    正是这种“在城市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特殊心理与价值观念”,跨越了小说《风月梦》等所代表的城市小说的阶段。

    与妓院生活相联系的,无论是扬州,还是上海,都是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只不过在嫖客眼里,上海的都市繁华更眩目,更刺激。有关小说有时是以病态的方式来表达糜烂情绪。有研究者论道:“海派作家由城市‘断层’所生就的哀感,全然是个人化的,于是性爱和‘双重人格’便一般成为他们最有潜质的描写对象,反映了他们对身居的都市的理解与把握,反映了他们对自己周遭都市人的思考、判断和针砭。当然他们也时会显露出自身的病态,会把思考变成沉醉,判断变成麻木,针砭变成欣赏。”[11]这段用来解析现代海派作家作品的话一定程度上也适用晚清小说。如《九尾龟》就把章秋谷这样一位时时大谈嫖经的“嫖界高手”视为正面人物。有时其人所为,实在不值称赏,如第二十回面对他人所托之妾,他虽知其人有欺诈之嫌,却故意加以淫污;后来甚至发展到诱奸良家女子,如为了接触伍公馆小姐,不择手段,先是骗奸卖花姑娘,后来私通伍家的舅太太,最终达成目的。而作者在一旁津津乐道,赞赏之情,溢于言表。如《海上花列传》有时候面对追求感官刺激的场面也似乎情不能自已,如第五十一回大家品赏以描写性交为主要内容的《秽史外编》,就是一种激赏式的描绘。

    洋场是个奇异的地方,是以消费为生活特征的地方。在上海,“你有钱,你可买小姐的青睐,若是没有钱,烧饼店的芝麻也莫想吃一粒,一切是钱说话。”[12]从物化的程度来判断晚清上海小说的城市格调是有启发性的,有研究者认为:“在真正的城市文学中,必须包含物和商品的理念,人的命运和他们彼此的冲突、压迫,不论表面上看起来是不是采取了人格化形式,必须在其背后抽取出和归结到物、商品的属性。”[13]当物的属性被突出的时候,人的属性就被遮蔽了。在浓烈的商业气氛中,人被充分地物化,人情浇薄,《海上花列传》第三十回,写赵朴斋的乡亲吴小大到上海找在洋行帐房里当差的儿子,按吴小大的自述,听说儿子发了财,“我来张张俚,也算体面体面”。不料儿子吴松桥面对没有任何经济价值的父亲,将之视为累赘,吴小大连去三次,也拒不相见,第四趟让帐房给了四百个铜钱,赶他父亲回家。吴小大“一面诉说,一面号啕痛哭起来”。这一段描写了亲情在上海的真实遭遇,亲情已完全被物欲遮蔽,传统的家庭伦理荡然无存。

    晚清小说中的上海已是一个兼备中西、联结新旧的商业社会,这种更新的景象不仅表现在如前文所述的城市景象,纵欲心态上,还表现在思想观念中新的质素。西方的文明观念在晚清已逐步地进入中国,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比如以往不为人重视的卫生意识,自有了“租界”的示范作用之后,人们观念发生变化,《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妓女出身的江西巡抚夫人乘着绿呢大轿去上海道署衙门,“由大马路出黄浦滩,迤逦到十六铺外滩。转弯进了小东门,便看见沿路都是些巡访局勇丁,往来梭巡。这一天城里的街道,居然也打扫干净了,只怕从有上海城以来,也不曾有过这个干净的劲儿”。(见第九十一回)当这类新鲜事物进入人们的视野,意识也逐渐在人们心中生根。由于深受封建专制的荼毒,西方制度的文明性很自然地被国人所推崇。《海上繁华梦》后集第三十六回写乌氏寻找被拐的女儿,有人劝其到巡捕房告状,说:“况且西人办事公正,一来不要使费,二来不肯耽延,三来不受嘱托,你可大胆报去,包你一告便准……”,结果巡捕房派出的公差,很快帮乌氏找回了女儿。这些都是以往小说中不可能见到的新的精神气象。

    与此同时,上海滩上的旧景观却也并不少见,《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官员的姨太太死后在大马路、四马路上大出殡,“居然用奉天诰命、诰奉恭人、晋封夫人、累封一品夫人的素衔牌”,更令人惊奇的是,妓院老鸨死后出丧,“居然也是诰封宜人的衔牌。后来有人查考他,说他姘了一个县役,……这个县役因缉捕有功,曾经奖过五品功牌的”(第七十八回、第七十九回)。

    就这样,在上海,尽管它已几乎突破了传统文化的束缚,跨越了以往扬州小说城市景象、思想观念的传统格局,空前地张扬了城市的个性意识,但封建文化传统之腐朽性依然顽固地与现代性一同存在,展示着一个独特时代的城市格调。

    三

        最后,不妨总结一下“都市繁华梦”之变迁带给我们的文化启示。

    晚清是个时代观念发生巨变的时期,城市本身的发展也处于新旧转变时期,小说中的城市故事,即深刻地展示了这种变异。从扬州到上海,标志着都会文化的中心从一个有着乡村文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我们 | 友情链接 | 版权申明 |  
Copyright 2006-2009 © www.lsqn.cn All rights reserved
历史千年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