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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北京的满族小说家蔡友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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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1: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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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并非文艺性的报刊，但需要大量小说吸引市民阶层的读者，进行新思想的宣传。剑胆在《京话日报》上发表的《文字狱》中回顾说：“报上的小说，本是一件附属品，原为引人入胜，好请那不爱看报的主儿，借着看小说，叫他知道些国家大事，社会情形。……迨至如今，几成一种惯例，仿佛没有小说，就不成为白话报，并于销路上，亦颇生窒碍。”（注：剑胆：《文字狱》，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民国后，蔡友梅继续在北京多家报纸上发表小说，如《顺天时报》、《京话日报》、《白话国强报》等等，直至1920年去世前，仍不断有作品发表。可以说，蔡友梅属于清末忧国忧民、积极思考的那一代爱国知识分子，在时势推动下才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在他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作品总数是相当多的，可惜今天存世的仅有36部中篇小说，然而也足够一窥其作品风格。其中质量较好的作品包括《小额》《瞎松子》《赛刘海》《曹二更》《双料义务》《人人乐》《二家败》《麻花刘》《董新心》《理学周》《非慈论》《方圆头》《忠孝全》《连环套》《鬼吹灯》。此类报载小说主要面对北京市民，着重于对普通民众的启蒙教育。它们的产生背景、载体和受众决定了它们非常具有北京特色，又不同于以往的古典通俗文学。
二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清末民初的蔡友梅都已经是当之无愧的京味作家。他的作品表现了北京作为一座城市的整体的文化精神，而不是零散地描写北京的人物、风习。《红楼梦》与之相比，北京特色并非有意为之，也没有统一地形成为创作目的服务的特点，《儿女英雄传》《永庆升平》这样的通俗文学则徒具地方文化的外在形式，其内在的精神是俗套平庸的，与其他地方的通俗文学没有什么区别。而蔡友梅的创作第一次把内容与形式上的地域特点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城市的文化精神，这已然成为一种完整的风格。
从内容上看，蔡友梅的小说把焦点集中于北京中下层市民的生活，尤其是专门将市民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来写，并且把北京这座城市和它的居民的文化特征联系在一起表现得十分充分，在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他的作品在主题上反映出非常强的市民意识和观念，打上了北京这座城市的特有的烙印。人们早已指出，北京作为一座城市所具有的特殊性：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长期作为首都而被统治者经营日久。所以它的市民文化具有很浓的保守性和封建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个人永远生活在由家族关系织成的宗法制度之中，事实上老中国就是一个家族社会。冯友兰说过：“家族制度过去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传统的五种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有三种是家族关系。其余两种，虽然不是家族关系，也可以按照家族来理解。君臣关系可以按照父子关系来理解，朋友关系可以按照兄弟关系来理解。在通常人们也真的是这样来理解的。”（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孟子·滕文公上》则描绘了儒家学者理想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伦理道德成为重要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人们逐渐形成一定的信念、习惯、传统而发生作用，控制了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和行为规范。传统社会的人们不仅以此为标准评价各种行为和调整彼此之间的关系，匡定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诚实和虚伪等概念，而且使之成为不可动摇的精神信条。老中国的儿女最关注的话题就是人伦关系，因为这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最切近的。而满族入关以后，对儒家礼教思想浸染尤甚，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几百年的文化弥漫与融会，到清末，旗人文化已难以由北京文化中剥出，……”（注：赵园：《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所以我们看到，清末京味小说从形成的开始，即主要以“人”为中心，书写世相百态。这是市民们永远感兴趣的东西。所谓以“人”为中心，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小说以人伦关系为关注中心。作者在描摹人物的同时展示世态，以人物为经串联起所要表达的故事。而且所有作品均以北京社会中下阶层的普通人作为主角。《小额》《瞎松子》的主人公是放高利贷的，经常欺压邻里；《赛刘海》《忠孝全》《方圆头》写无赖们怎么混迹官场；《曹二更》的主人公是挂牌医生，本是从山西乡下来的淳朴青年，学医成功后变成了不顾良心背叛了老师；《双料义务》《人人乐》《二家败》的主人公是不知世务的富家子弟，所以频闹笑话；《麻花刘》里的麻花刘是卖麻花烧饼的，和穷邻居互相帮助；《董新心》《理学周》的主角是平民知识分子，以其个人经历反映作者对现实政治的不满；《连环套》《鬼吹灯》的主要人物是家庭妇女，写的是财产纠纷家庭矛盾。这些作品多以主要人物及其家庭邻里关系为中心展开情节，或单线或双线徐徐推进，将世相百态娓娓道来。作者们多出身市民阶层，对俗世中人情世故颇为熟稔，故写来绘声绘色，分外生动。其二、作品描绘的现实林林总总，但焦点在于人心，道德的堕落是作者第一关注的问题。“清末民初，由于传统权威的丧失，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出现道德失范，近而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危机。”“由于整个儒学的基础备受挞伐，社会如同严复所说旧道德被废弃，而‘新者又未立也’，所以一时出现行为毫无规范的真空状态。”（注：黄岭峻：《论清末民初的道德危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一期。）蔡友梅在其名作《小额》中，一开头就说：“庚子以前，北京城的现象，除了黑暗，就是顽固；除了腐败，就是野蛮。老实角儿，是甘受其苦。能抓钱的道儿，反正没有光明正大的事情。”（注：蔡友梅：《小额》，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蔡氏友人德少泉为《小额》所作的序中提到，蔡友梅作这篇小说，是有感于”比年社会之怪现象，于斯极矣。……势日蹙而风俗日偷，国愈危而人心日坏……”（注：德少泉：《小额·序》，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 《赛刘海》开篇：“立意劝善与诛奸，偏激苛刻难免。现在道德沦丧，效尤鲜耻寡廉。”（注：蔡友梅：《双料义务》，国家图书馆藏剪报本。以下《鬼吹灯》《瞎松子》《理学周》《方圆头》《人人乐》《二家败》《麻花刘》《董新心》《连环套》均为同样情况，为蔡友梅当年在报纸上发表的小说。） 所以作者宣称要“惩恶劝善，感化人心”（注：蔡友梅：《忠孝全》，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他的作品中，既有街头恶霸、小痞子、劣绅，也有讲义气的侠客，忠厚的老派市民，贤惠家庭妇女等形象，两类人物均塑造得十分生动，但作者爱憎的倾向性十分明显。前一类人是如老领催伊拉罕那样的老派市民，忠厚正直，因此看不上小额手下的小痞子，与之发生了冲突。可是这样的老派人物忠厚迂执，根本不是小额的对手，在衙门口白白挨了流氓的打。《董新心》中的董新心虽然是大力呼吁变革的新人物，但忠厚正直。他既看不惯旧式士绅的腐朽落后，又为革命党中浮夸堕落的风气（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伤感，董新心最后只有隐居家中不问世事。作者在这个人物寄托了自己的道德理想，也揭示了对现实的无限伤感。
另一类蔡友梅着力描写的人物是北京这样的大都市特有的，事实上是这个社会的渣滓：或是街坊上的一霸，或是市井间的小流氓小痞子，或是道貌岸然的所谓的老爷们，他们反倒过得轻轻松松，在现实中如鱼得水，真印证了作者的那句评价“北京城的现象，除了黑暗，就是顽固；除了腐败，就是野蛮。”（注：蔡友梅：《小额》，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晚清的中国社会问题重重，连连失地赔款，国力虚弱不堪，但作者关切的重点和写作的着眼点在于整个社会从上到下的风气败坏，落后与愚昧并行。
例如，放高利贷本的小额在街坊上不得人心，却比所有人都嚣张。他家从父辈开始就是放账的，重利盘剥，买卖终于越作越大。“若从他手里借十五两银子，里折外扣，就能这辈子逃不出来。”他手下养了一拨痞子，充做打手兼催账的，又结交了一两个官员，就已经飞扬跋扈，扬言“姓额的放得就是阎王账，不服自管告我去，营城司坊，南北衙门，我全接着。”（注：蔡友梅：《小额》，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而下层市民处于只能忍气吞声的境地，也格外懦弱甚而培育出奴性。有回小额的一个碎催因为要账，楞给人家一个耳刮子，结果倒是挨打的不敢惹事，到他门上给赔了不是。
晚清的中国社会处于封建社会末期，政经、文化制度都已经腐朽到底。这样的环境无法在其成员之中建立起平等、公正等一系列现代观念和制度，倒是陈规陋习的最好温床，从上到下的各个阶层都对此习以为常。“……从先有一位大员，他的轿夫人等，出名的善于讹钱。他所管的各衙门，只要是他去一趟，轿夫人等，就得要百十多吊饭钱。……听说这位人员，他的轿夫讹钱，他很知道，他不但不禁止，他反倒纵容。听说有一年仰山洼大操，这位大员正是阅兵大臣。操演都完啦，某大员正在账房里坐着呢，喝，账房后头，就搞上啦，连嚷带闹，后手啦简直的骂上啦。您猜是怎么回事？敢情就是轿夫争饭钱呢！他有一个轿夫头儿，姓王叫快腿儿王。……那天阅兵，他非要五百吊钱票儿不行……，人家直央求他，说给他三百吊。喝，快腿儿王当时炸啦。先是一路大拍，拍着拍着，可就骂起来了。您算就在账房后头，隔着一层布，连嚷带骂，某大员有听不见的吗？他居然会装听不见，跟几位章京，瞎聊别的。……所为是耗功夫儿，好让他们把钱弄到手。后来又瞎聊了会子，账房外头的声音，也消停啦。（钱到手啦，还嚷嚷什么。）有一个跟班儿的，拿长杆儿烟袋，装了一锅子烟，往上一递，这位大员一摆手，烟也没抽，立刻的起身，上轿而去。您猜这是怎么回事情？敢情这是素日研究好了的。外头都说好啦，钱到手啦，跟班儿的一递这袋烟……。”（注：蔡友梅：《小额》，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
有如此愚弱之官民，故有堕落不振的社会，蔡友梅希望借着描写诸种人物的作品，使人们看到警觉，唤起变革的努力。
从语言上看，蔡友梅的“京味”也是十分地道的。他出生于北京，可以毫无困难地使用道地的北京话作为创作语言。曾有论者指出：“京味文学有两层含义。一是题材的京味，即传神地描绘北京地区的文化风俗。二是语言的京味，即使用纯正地道的北京口语。这二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描写北京地区的风俗时，如果离开了北京语，就难以奏效。”（注：孔庆东：《口号万岁》，华龄出版社，2004年。）京话小说的大部分作者均为旗籍。北京的满族人北京话说得最地道、最漂亮，这是一向有名的。胡适曾说过：“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纪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注：胡适：《吴歌甲集·序》，《胡适文存三集》，亚东图书馆，1934年。）其后出现的老舍也是一位创造性地运用北京方言的满族小说大家。从京话小说的语言传统来说，近代的蔡友梅处于古典时代的曹雪芹、文康和现代的老舍之间，他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时期的作者。在语言上，不同于古典时代的曹雪芹、文康出于语言习惯选择北京话，作者主动性地做出了语言上的选择，为了更好地反映北京人的生活，采用北京方言中的精华为创作服务。在小说《库缎眼》中作者对自己的创作语言做过一番说明：“本报既开设在北京，又是一宗白话小说，就短不了用北京土语。……可是白话小说上，往往有用句俗语，比文话透俏皮。小说这宗玩艺儿，虽然说以惩恶劝善为宗旨，也得兴趣淋漓才好。……往往挤的那个地方儿，非用土话不成。不但记者这宗小说，就是上海白话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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