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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与泡尔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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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1: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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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他们需要协作，因此就需要一种交流工具。于是，“某一天在这些不会说话的人中间降生了一些天才，他们发明了语言”。[1] (P195)而持有机发展观的语言学家则认为，“语言并不是一种可以一劳永逸地完成的工具”[1] (P196)，“它随着人们生活的改变不断改变其形式，这种改变不是一种有意识的明确的意图的实现，也不是由预期的目的所掌控，而是通过许多微小的变化逐步累积起来的”。[1] (P197)泡尔生指出，这种语言进化的规律制约着人类的全部生活，“我们可以说，在心灵和历史生命发展的所有阶段，必然性和形式目的性都不是由预期、理性依据某种设计和规划形成的，而是像有机生命的形式一样，通过自发的生长逐渐地产生的”。[1] (P205)
这种有机论的历史观喜欢把历史的发展比喻为人的生命的成长。“通过把历史划分成若干阶段，它引入了有机体的观念，它总是习惯地将民族的生命与个体生命相比拟，人生的重要阶段，童年、青年、壮年、老年，在历史中循环地发生。”[1] (P206)泡尔生甚至得出结论说，“民族生命发展的基本规律无非是个体生命的重演”。[1] (P206)
有机论的思想对王国维美学中的一些核心观念，如“自然”发生过重要影响，不过最深刻的影响还是体现在历史观方面。王国维在哲学和美学上受到叔本华全面的影响，唯独在历史观方面，他很难从叔本华那里得到多少教益。这一点王国维自己应当是清楚的，在他读过的温德尔班(王译文特尔彭)的《哲学史》中就有这样一段评论。在叔本华那里“生活的苦难总是一模一样的，变化的只是它在理念中呈现的形式。具体的形式或有改变，内容永远如故，因而叔本华不可能关心历史的进步”，“叔本华的哲学对历史没有兴趣”。[5] (P620—621)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对历史问题十分关注并提出许多深刻洞见的是黑格尔，令人遗憾的是，没有证据显示王国维曾对黑格尔发生过兴趣。
泡尔生有机论的历史观是泛指普遍历史的，王国维移用过来企图解释文学史。王国维的文学观深受叔本华的影响，叔本华的文学观又是非历史主义的，二者必然会发生冲突。下面我们就通过王国维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古代戏曲的评价，来观察二者在王国维思想中是如何相互缠绕，此消彼长的。
叔本华的非历史主义集中体现在他对各种文类的品第上。叔本华认为，艺术最基本的目的是表现理念，于是，他根据表现理念的不同层次来划分文类的不同等级。在各种文类中，抒情诗只能表现简单的直观，层次最低。戏剧依赖结构布局，展示特殊情境下和激烈冲突中的人物性格，能够更充分地再现理念，所以不仅难度更大，其所居的等级亦更高，而“无论从效果巨大方面看，或是从写作的困难这方面看，悲剧都要算作文艺的最高峰”。[6] (P350)
最初，王国维基本上是根据叔本华的理论标准来评价中国古代戏曲，在《自序二》中，他写道：“然诗之于戏曲，一抒情一叙事，其性质既异，难易又殊……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若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中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1] (P613)所谓“理想”、“结构”都是叔本华在讨论西方戏剧、尤其是悲剧时认为最重要的元素，王国维沿用这些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戏曲，得出了几乎是完全否定的结论。
在稍后的《人间词话》中，王国维的观点有了微妙的变化。“叔本华曰，抒情诗，少年之作也，叙事诗及戏曲，壮年之作也。余谓抒情诗，国民幼稚时代之作也，叙事诗，国民壮盛时代之作也。故曲则古不如今(元曲诚多天籁，然其思想之陋劣，布置之粗笨，令人喷饭。至本朝《桃花扇》、《长生殿》诸传奇，则进矣)，诗则今不如古，盖一以布局为主，一则须伫兴而成故也。”[1] (P200)尽管王国维在这里直接引用了叔本华的话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但实际上他的主张与叔本华有着深刻的差异，其最重要的区别就是王国维在这里引入了叔本华原文中所没有的历史的维度。叔本华这段话的原文是，“少年人是那么纠缠在事物直观的外表上，正是因此，所以少年人仅仅只适于作抒情诗，并且要到成年人才适宜写戏剧，至于老年人，最多只能想象他们是史诗的作家，如奥西安、荷马，因为讲故事适合老年人的性格”。[6] (P348)叔本华在这里只是要说明，不同的文类适宜于表达人生不同阶段的内心体验，因而包含不同的内容和特征。叔本华并未把它扩展到历史上去。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西方的戏剧和史诗都发生在人类的童年时期，和叔本华这里的描述恰好相反。王国维把叔本华这一非历史的命题引入历史的领域，他受泡尔生的影响，用个体生命比拟民族精神生命的成长，于是便有了“国民幼稚时代”、“国民壮盛时代”这样的历史分期，同时有了所谓诗则“今不如古”，曲则“古不如今”这样的历史判断。 但是，王国维这一判断却和《人间词话》中的另一段话产生了矛盾。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还写道：“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既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它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无以易也”。[7] (P155)如果每一种体裁的文学都是始盛终衰、后不如前，为什么戏剧独独会是“古不如今”呢？为什么清代的《桃花扇》、《长生殿》能够超越元杂剧呢？
要解释王国维文学思想中包含的这种矛盾，必须首先弄清楚，为什么王国维会作出一切文体都是始盛终衰的判断。这种判断的理论依据是什么？王国维依据的并不是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原理，尽管从表面上看，二者颇为相似。潜伏在王国维这一论断下面的仍然是泡尔生所阐述的有机和机械、自然和法则的对立。王国维在《述近世教育思想与哲学之关系》一文中曾转述泡尔生对18世纪欧洲思想界中所谓“诗之倾向”的描绘。18世纪“由合理的实利的倾向之反动，更进而见诗的倾向之勃兴。此倾向一以自由为主，置自然于法则之上……如威凯尔曼(温克尔曼)、兰馨(莱辛)以为美术非从法则而造作者，乃由内部而生育者，天才者出，自能以正确之步武，发见正道”。[4] (P18)艺术像生命一样是自然孕育、自然产生的，但日久天长，却慢慢固定为一些所谓的“法则”，即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格套”。这种“格套”是如何形成的呢？泡尔生将之归咎于理性主义。在这种理性主义的笼罩下，“即美术的制作，亦不外就目的及方面之合理的研究而已。而是时实地教授之状况，亦颇适应其理论。大学及高等学校有教授官，教人以作诗建筑绘画之法，举示其有用之材料及方便，且使生徒等，自为技术的练习焉”。[4] (P19)这种法则的讲授，技术的练习，“成就之者，小细工之类耳”。在这种情况下，一种艺术便逐渐从自然走向不自然，走向衰亡。天才的艺术家即王国维所谓“豪杰之士”便只能另觅他途，亦即王国维所谓“遁而作它体，以自解脱”。
这种崇尚自然的艺术创造理论是与有机论历史观恰相吻合的。按照泡尔生的说法，每一种历史存在，就像个体生命一样，都会经历从发生、壮大到衰败、灭亡的必然过程，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无数的生灭过程的往复循环。正是在这种理论基础上，王国维得出了一切文体都是始盛终衰的结论。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反映出来的矛盾，实质上就是叔本华的形式主义美学与泡尔生的生命主义和有机论历史观之间的矛盾。王国维之所以认为戏曲“今胜于古”，是纯粹从形式上着眼的。戏曲既然以“布局”为主，而在布局(结构)方面，《桃花扇》、《长生殿》高于元杂剧，戏曲自然应该“今胜于古”，但如果换一个立场，根据一切文体都是始盛终衰这一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来观察，这一结论便是值得怀疑的了。
在《宋元戏曲史》中，王国维终于在两种立场中作出了最后的选择，在该书《自序》中，王国维写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8] (P1)把元曲视为一代文学的代表，而且认为“后世莫能继焉”，这显然是对他先前所谓“曲则今胜于古”观点的根本修正。
是什么使元杂剧不仅不能被超越，甚至使后人不能接踵其步武呢？王国维回答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只要具备了自然的品质，过去被王国维认为是“令人喷饭”的“至幼稚至拙劣”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的疵病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8] (P98)
这种“自然”不是中国古代美学中的“自然”，而是西方有机论和生命主义的“自然”。1925年，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曾造访王国维，“先生问我到这儿主要做什么学问，我回答打算看看戏，再者关于元代以前的戏曲史，已经有先生的大作，我自己想写明以后的戏曲史。先生先是‘谦称我的著作没什么意思’，然后生硬地说：‘可是明以后的戏曲没有味道，元曲是活的，明以后的戏曲，死去了’。此时我觉得有点儿反感，元曲是活的文学，这是公认的评价，可是明清的戏曲也不一定都是死去了的”。[9] (P366)如果青木正儿了解王国维这一判断所凭借的理论资源，了解在某一艺术形式的所谓生死背后潜藏的有机论的历史观，也许他就不会感到这样惊异了。
三
尽管王国维曾经接受包括泡尔生在内的许多西方思想家的影响，但在他早期思想发展中占据最重要位置的无疑仍然是叔本华。在他接触的西方哲学家中间，王国维为什么特别青睐叔本华呢？人们很早便已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缪钺在《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中即写道：“王静安对于西洋哲学，并无深刻而有系统之研究，其喜叔本华之说而受其影响，乃自然之巧合。申言之，王静安之才性与叔本华盖多相近之点，在未读叔本华书之前，其所思所感或已有冥符者。”[10] (P103)后来叶嘉莹等人亦赞同此说。叶氏更具体补充说，“静安先生之悲观忧郁之性格，也恰好便是叔本华天才忧郁之说的一个最好证明”。[11] (P9)
然而，仅仅从王国维悲观忧郁的性格来说明他与叔本华哲学的亲近并不能使人完全信服。一个有力的反证是，王国维悲观忧郁的性格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他最后自沉昆明湖就是证明，但他沉浸于叔本华哲学却只有短短数年时间，后来更认为其“可爱而不可信”，这就说明，决定二者的关系的，除了所谓才性相近以外，还有其他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的因素。
认为王国维与叔本华的接近属于“自然之巧合”也与事实不符。在王国维接触叔本华著作之前，尽管不能说对西方哲学做过“深刻而有系统之研究”，但他通过温德尔班的《哲学史》对西方哲学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在《哲学史》中，温德尔班给予德国哲学以最高的评价，称赞它是人类思想不可逾越的高峰。王国维早期一度亲近的西方哲学家，叔本华、康德、席勒、尼采等，几乎是清一色的德国思想家，与此书不无关系。
不过，推动王国维走向叔本华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助力很可能来自泡尔生的《哲学导论》。在这本书里，叔本华是最受敬重与推崇的哲学家。
这种态度与泡尔生自己的哲学信仰有关。在《哲学导论》一书中，泡尔生把人们的哲学立场区分为三种。一是“超自然的二元论”，它以宗教哲学为代表；二是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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