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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边界——徘徊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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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虚无党小说的译介与创作看无政府主义对晚清小说的影响

时间:2009-8-8 16:41:34  来源:不详

【内容提要】
俄国虚无党(又称无政府党)的暗杀活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介绍到中国来,并迅速引起中国激进知识分子们的关注和效仿,从而催生了晚清的暗杀风潮。与此同时,文学界也出现了翻译和创作虚无党小说的热潮。从虚无党小说译本的流行,到《东欧女豪杰》等虚无党小说创作的大胆尝试,再到《孽海花》对虚无党素材的成功征用,不仅清晰地显示出无政府主义由一种政治思潮向文学渗透的轨迹,也可看出中国文学在晚清时期经历的复杂的转型过程。

【关键词】 晚清小说/乌托邦/虚无党/《孽海花》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出现了无政府主义传播的高潮。在无政府主义复杂的理论体系中,最先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兴趣的,不是它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激烈批判,也不是它对未来大同世界的热切诉求,而是“无政府党”(或称“虚无党”)的暗杀活动。仅在从1902年至1905年出版(发表)的27部(篇)著译中,介绍俄罗斯虚无党(或无政府党)的就至少有17部(篇)(注:资料统计依据以下文献:蒋俊《辛亥革命前有关无政府主义的书刊资料述评》(《中国哲学》第13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外国无政府主义论著汉译目录》(《中国哲学论丛》,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以及曹世铉《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一书的“附录”部分。),虚无党的暗杀俨然成为无政府主义的精髓,即所谓:“怀炸弹,袖匕首,劫万乘之尊于五步之内,以演出一段悲壮之历史”。(注:辕孙《露西亚虚无党》,载《江苏》第4期,1903年。)按照当时一些人的看法,“暗杀手段诚革命之捷径”。(注:燕客《无政府主义·序》,自然生(张继)纂《无政府主义》,1903年上海出版。)《民报》、《苏报》、《童子世界》、《大陆》等激进报刊都报道了俄罗斯虚无党成功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壮举,并给予了高度赞扬,《民报》还刊登了与虚无党有关的大量资料图片。(注:如第2号、第3号、第15号分别刊出了虚无党女杰苏菲亚、无政府党首创者巴枯宁和俄国暗杀团首领该鲁学尼的肖像;第16号刊登了旡首译的《巴枯宁传》,第17号刊登了渊实译的《虚无党小史》等等。)在出版界,1902年马君武翻译了《俄罗斯大风潮》,分三个阶段介绍了俄国虚无党(民粹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1903年张继推出了《无政府主义》,分上、下两编,分别从“无政府主义及无政府党之精神”和“各国无政府党”两个方面介绍了世界无政府党的理论和活动情况。另外,《俄国虚无党源流考》、《虚无党小史》等著作,都对虚无党给予了热情的介绍和颂扬。从当时的介绍来看,他们对虚无党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虚无党采取的极端手段上,对俄国民粹派的理论基础“民粹社会主义”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认同。只有到刘师培办《天义》报的时候,这一理论才得到回应。很显然,虚无党人对俄国专制政体采取的恐怖行动,触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兴奋点,满足了他们激进的革命要求。在西方所有无政府主义者中,这一时期巴枯宁最受推崇(辛亥革命后是克鲁泡特金),他被奉为虚元党的精神领袖,虚无党的耶稣。他的名言“破坏欲就是创造欲”被反复申说:“凡一国国民,当晦盲否塞、沉酣不醒之时,不挟猛烈之势行破坏之手段,以演出一段掀天撼地之活剧,则国民难得而苏。此变革腐败之政体,唤醒全国之民气,所以重破坏主义。”(注:转引自蒋俊《辛亥革命前有关无政府主义的书刊资料述评》,《中国哲学》第13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4页。)暗杀成为唤醒国民的手段,被纳入到文化启蒙的理论框架之中。
    所谓无政府党或虚无党,实际指的是俄国“民意党”。这是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产物。在俄国,从赫尔岑的“民粹社会主义”理论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农民革命理想”都带有民粹倾向,他们都相信:“俄国革命思想史上,村社不但不是专制制度的支柱,相反,却是推翻专制制度的杠杆,是俄国未来自由社会制度的基础。”(注:曹维安《俄国史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5页。)而“民粹派”的真正代表是19世纪60年代出现的平民知识分子,他们在70年代中期以“到民间去”为口号,自发地组织起来深入民间发动群众,试图依靠农民实现赫尔岑构想的“民粹社会主义”。这些以大学生为主的知识分子群体被称为“民粹派”。俄国最早的民粹派小组是著名的“土地和自由”社,成立于1862年,提出消灭沙皇、召开人民大会的宗旨;之后,“伊舒京小组”、“柴可夫斯基小组”等相继成立。这些民粹派组织与流亡海外的赫尔岑、奥加廖夫、巴枯宁等人保持着密切联系,但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最大(此时车氏已被流放)。1874年春、夏,大约有两三千名革命青年(包括一些贵族)穿上农民的衣服,模仿农民的言行,学习各种手艺,深入乡间。他们认为,只要把农民发动起来,革命的高潮就会来临,沙皇的统治也会随之土崩瓦解。他们以高度的热情,向农民宣传他们的主张,但农民无法理解他们的思想,一些大学生甚至被农民扭送到警察局。几个月后,这些深入乡间的民粹派几乎全部被沙皇政府逮捕,“到民间去”运动彻底失败。这次运动使知识分子意识到,农民并不具有革命的天然本能,也没有实行革命的自发要求,这使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革命方针和斗争策略。1876年10月,彼得堡成立了一个著名的民粹主义组织“土地和自由社”(不同于1864年的土地自由社),以“土地”和“自由”表达农民的愿望和理想,借以发动群众。“土地和自由社”组织暴动、集会、游行、宣传,但农民仍然处于蒙昧状态,没有对他们的宣传给予太多响应。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群众运动失去兴趣,开始以暗杀手段惩治恶官暴吏,将恐怖活动看作革命成功的捷径。相反,这一组织中的普列汉诺夫等人坚决反对恐怖活动,导致“土地与自由社”分裂,普列汉诺夫等人成立“土地平分社”(注:“土地平分社”在国内活动不多,因而影响不大。从“土地与自由”分化出来的另一派别在国内影响深远,这就是以米哈依洛夫斯基为首的“自由民粹派”,他们将“教育农民”作为发动革命的前提。),另外一些主张恐怖活动的成员组建了“民意党”。“民意党”人最大的恐怖活动就是“猎捕”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他们历时一年半,经过八次“追捕”,终于在1881年3月,将亚历山大二世炸死。然而,这次成功的暗杀并没有带来成功的革命,群众依然麻木,沙皇的统治更加残酷,未出一个月,“民意党”组织遭受毁灭性打击,36名执行委员会委员有5人被绞死,有1人精神失常,其余被流放西伯利亚。1884年,“民意党”停止活动。
    “民意党”人的恐怖活动及其最后结果,证明恐怖主义是一条“死巷”,在俄国也颇受谴责。但20年之后,它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赞美的对象:“彼无政府党者,其宗旨高,其识见卓,其希望伟,帝国主义遇之而却步,民族主义遭而退走。”(注:马叙伦《二十世纪之新主义》,见《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第7页。)这种过甚其辞的赞美,说明了当时中国革命派急于事功的浮躁心态。从理论上来讲,“民意党”人的恐怖活动固然受到流亡海外的巴枯宁的影响,但它与无政府主义并不是一回事。“民意党”的理论基础是赫尔岑的“民粹社会主义”。民粹运动失败之后,一部分革命者对农民彻底失望,从而走向了恐怖主义。俄国无政府主义也受到赫尔岑理论的影响,但他们提倡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严密的权力组织,更反对组建政党,如马克思所讽刺的那样:“工人阶级不应该组织成为政党;他们不应该以任何借口过问政治,因为同国家进行斗争就是承认国家,而这是同永恒原则相抵触的!工人不应该举行罢工,因为浪费自己的力量去争取提高工资或者阻止工资下降,就是承认雇佣劳动制度,而这是同解放工人阶级的永恒原则相抵触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555页。)“民意党”严密的组织显然违背了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原则。此外,民意党人的暗杀活动基于对农民愚昧的绝望,而巴枯宁从未对农民的革命性失去信心:“人民起义,就其本质来说是自发的、没有秩序的和不顾一切的,他总是要求自己和别人在财产上付出巨大的损失和牺牲。人民群众时刻准备做出这种牺牲。因此他们是一种粗暴的、野蛮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建立丰功伟绩和实现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注:巴枯宁《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8页。)所以将“民意党”与无政府主义等同起来,是一种很模糊、很不科学的说法。但在晚清这样一个充溢着革命激情和生存焦虑的时代语境下,人们不会过多考虑理论的严密性。
        二
    舆论界对虚无党的大量介绍与宣传,直接引发了晚清的暗杀风潮。蔡元培1904年第二次执掌爱国女校时,确立的宗旨是:“不取贤妻良母主义,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注: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页。)为此,他训练女学生制造炸弹,以备暗杀之用。1904年上海暗杀团成立,是光复会的前身。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刘师培等都是其成员。同年,革命分子在长江流域策划过三次暗杀行动,史称“甲辰三暗杀案”。(注:见章士钊《书甲辰三暗杀案》,《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45页。)1905年发生了吴樾炸“五大臣”案。在遗书中,吴樾称中国革命进入了“暗杀时代”。(注:《吴樾遗书》,见《民报》“天讨”专号。)光复会成立后,也积极策划暗杀事件。徐锡麟、秋瑾都是这一组织的成员,鲁迅也曾奉命执行暗杀任务,因为自己的犹豫,未能成行。在俄国已经失败并退出历史舞台的恐怖活动,在中国竟然找到了它的传人。
    在暗杀枪声不断响起的时候,文学界也闻风而动,出现了大量以虚无党为主人公的“暗杀”小说。这些作品或著或译,或半译半述,在晚清文坛上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辛亥革命之前,这类作品主要有知新室主人(周桂笙)译的《八宝盒》(1906),芳草馆主人译的德国摩哈孙的《虚无党真相》(1907),杨心一译的《虚无党之女》(1911)和《虚无党飞艇》(1911年),周瘦鹃译的《女虚无党人》,李石曾译的《夜未央》及陈景韩的大量译作。创作方面的代表作有岭南羽衣女士的《东欧女豪杰》和曾朴的《孽海花》等,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这类著译迅速减少。
    虚无党小说的盛行,与舆论界的宣传鼓动,以及现实生活中暗杀风潮迭起有关,但除此之外还有着其他一些因素:一是这类作品像西方的侦探小说或中国的公案、传奇一样,往往悬念重重、险象环生,很容易吸引读者的目光。陈景韩译的《俄国皇帝》,(注:载《新新小说》,第2年第7期,总第19期。)写无政府党人胡勒奉命到圣彼得堡运送炸弹。当他刚到亲戚家时,突然遇到侦探进门搜查。这时无处躲藏的胡勒,爬到窗外(住的是楼房),抓住窗棂,将自己“挂”在外面。恰逢外面风雨交加,胡勒危在旦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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