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形式主义理论将文学性界定为一种封闭于文本之中的修辞技艺，而现象学文论则想要让文学性呈现于读者参与其中的文学活动，新历史主义进而把文学性扩张为一种为历史提供意义的统治性力量。在文本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上，20世纪文论潜涵着一种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对话，其具体表现为，文学性不仅是文本边界中的修辞游戏，还是弥散在大地上的某种历史性的意义。
按卡勒在《文学性》一文①中的说法，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始于莱辛的《关于当代文学的通讯》和史达尔夫人的《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由古代思想走入现代思想，“诗学”名称也逐渐被“文学理论”的名称取代，那种从先验主义或神学化的预设原则出发界定诗之存在本体的做法，也逐渐转向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即让文学作为纯粹的“自我”来为自己立法，这种“自我定义”乃是现代性的特征性表现。犹如现代主义艺术家把自己塑造成“没有氛围的星星”（本雅明评波德莱尔语）一样，现代性视野中的“文学性”，也一步步迈开了逃离历史主义的步伐。
一 词语的舞蹈：从历史回到修辞
古典理论并不拒绝对文学的存在属性问题进行思考，只是这种思考受制于古典思想在预设的整一性宇宙原则的统治权力下为存在定义的思维范式，而将文学的存在属性放在文学与某种宇宙理性或历史理性的关系中加以定义，因而古典理论中文学的存在属性没有“纯粹自我”的色彩。始于康德的“想像力的自由游戏”的唯美主义思潮启发出一种艺术现代性的趋向，这趋向引导人们把文学从历史的统治权力下释放出来，使“文学性”这种自律性的说法有了可能。
最早提出为文学设立一种“为自己立法”式的现代性的是俄国形式主义。雅克布森写道：“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亦即能使某一部著作成为文学作品的那种东西……。”②这段话的最重要之处，不仅在于提出了“文学性”概念，而且在于要将文学的存在属性从整一性的宇宙历史结构中剥离出来，成为一种自律的存在，甚至于一种孤独的纯粹自我。
既然认定了“使某一部著作成为文学作品的那种东西”不从属于先在的、他律的认同体而具有自我定义的功能，那么操作语言的技艺便可以作为一种主体性活动摆脱工具论地位而获得定义性力量。于是什克洛夫斯基便提出了他的“陌生化”理论：“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受如同你所见的视象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手法，是复杂形式的手法，……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③
“反常化”亦即“陌生化”。该概念对于什克洛夫斯基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表明了文学性的特有功能。在同一篇文章（《作为手法的艺术》）中，作者描述了托尔斯泰小说怎样运用独特的“手法”造成了人们对事物的陌生化印象。既然陌生化感受是一种艺术性的心理经验，那么制造这一效果的“手法”就必然地呈现为“文学性”，所以“文学作品就是用于其间的一切文体手法的总和”。在雅克布森那里，语言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艺术，是因为语言本身具有诗歌功能，即诗歌将等价原则由纵选择轴投向横聚合轴。
俄国形式主义通过将文学还原为一种操作词语的技艺而斩断了文学性与历史的联系。在历史主义统治的19世纪，文学性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没有独立性的，因为它从属于历史。而艾亨鲍姆宣称：“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从实质上讲，并不是要建立一种永恒的‘形式方法’，而是研究语言艺术的特殊性，它所涉及的不是方法而是研究对象。”④既然研究对象是语言艺术的特殊性，那么历史的“一般性”在这里又有什么作用呢?在形式主义者的眼中，历史这面在城堡上飘扬的旗帜遮蔽了文学性，只有“词语的复活”才能让文学性自由地出场。
如果说俄国形式主义是从词语的构成性出发探讨一种纯粹自我的文学性，那么英美新批评则从语义学的角度呼应了这种现代性意义上的文学性概念。尽管没有使用“文学性”术语，但作为一种形式主义文论，新批评关于诗之本性的界定仍显示出历史主义面前的“逃亡者”形象。新批评虽然不否定语义，甚至把语义问题作为“诗性”的存在场域，但这语义却呈现为一种在场的方式，而不是特定的历史内涵。泰特的“张力论”强调的是词的语义在外延和内涵上的远距离关系，至于这外延和内涵的指称性意义，则不影响诗的张力。布鲁克斯以之作为诗性之根本的“反讽”，也只是语境与文本语义之间的一种悖谬式的关系，而语义的历史陈述内涵并无诗学的价值。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通过否定“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斩断了诗的“本体”与“生产”、“效果”的联系后，诗的存在便完全告别了历史，成了一种词语的形式化舞蹈。
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对文学性的探讨有着明显的差别，但在体现现代性这点上，二者又有诸多类同。作为一种词语游戏的文学性，无论是陌生化还是反讽，都表现为一种告别了历史理性和指称意义的自反性纯粹自我，同时又表现出一种对“新异原则”⑤的追求。吉登斯写道：“只是在现代性的时代，习俗才能如此严重地受到改变，由此才能（在原则上）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技术上对物质世界的干预。人们常说现代性以对新事物的欲求为标志，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反思性的认定，这当然也包括对反思性自身的反思。”⑥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特别强调词语用法的创新性：陌生化是一种反常规的语言方式，反讽是反抗语境的压力。这种语言活动的“新异原则”恰恰在反思性的意义上被当作文学存在的本体论。
古典思想用预设的一元论原则统摄宇宙和历史，一切在场事物的意义和价值都被视为这一原则在现实世界中的重复。文学活动在古典性中是没有自我定义的可能性的，它从属于作为认同体的宇宙理性或历史理性。形式主义理论关于文学性的认识以语言形式的创新活动作为文学的自我定义，这就把文学从历史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呈现为一种在时间中不断变异的纯粹自我。所以文学性是一个现代性的范畴。
文学性的现代性特质使它遭遇到了质疑和批判。这些否定性评论大都指向形式主义文学性概念的非历史性，比如杰姆逊在《语言的牢笼》中对形式主义的批评。50年代后期弗莱的那部显示出极强的历史主义色彩的《批评的剖析》迅速地结束了新批评在美国的统治地位，个中原由在于，弗莱的理论代表了人们对形式主义割断文本与历史关联的做法不满。
二 拆除牢笼：文学性寻找筑居之地
就像索绪尔对能指自主性的肯定造就了指称论之外的意义论一样，形式主义的文学性概念也用词语的舞蹈导演了一场超越“大地”的符号游戏。这游戏让文学从19世纪的历史主义抽身回到自我封闭的文本，同时它也意味着一种虚无主义，一种无物象、无事象、被彻底脱魅了的抽象符号的组合图案。巴赫金曾评论道：“什克洛夫斯基的话——‘词语的复活’——是对早期形式主义激情的最好的定义。形式主义者把被俘的诗歌领出监狱。”⑦在巴赫金看来，被形式主义领出监狱的诗歌，也被形式主义投入了虚无主义：“形式主义在这个时期制定的基本概念——无意义语言、奇特化、手法、材料——都彻头彻尾地贯穿着这种消极的虚无主义的倾向。”⑧巴赫金用“虚无主义”来点穿形式主义的特质，的确独具慧眼。西方现代性自产生之日起就在不断地将世界推向虚无主义。现代科学把宇宙变成数据、公式、符号，让我们悬挂在科学技术制造的“装置”之中。与之呼应的是现代人文思想也在索绪尔之后让我们没入了词语的汪洋大海。鲍亨斯基发现：“近代方法论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是人们认识到在句法层次上操作语言能使思维活动大为方便。这样一种操作方法叫作‘形式化’方法。它的要点是撇开所用符号的每个意义，只考虑符号的书面形式。”⑨这种有意遗忘大地的“形式化”方法表明着韦伯描述的那种现代性——脱魅。
现代性的脱魅意味着普遍联系的解散，因而文学被视为与历史无关；同时还意味着抽象符号的自主性存在，因而文学又被当作纯粹的形式游戏。历史中的事、宇宙中的物、大地上的气都脱去之后，被技术装置和抽象符号所支撑着的人，就必然地陷入虚无主义的牢笼。现代性诞生至今就是一部人类走向虚无主义的历史；而作为现代性概念的文学性，同样处于虚无主义状态。最早意识到虚无主义之苦并企望爬出苦海的是尼采，但为克服虚无主义开出较可行方案的却是现象学。胡塞尔希望在意识主体与纯粹客体间原初的直接关系中发现知识形成的机制，因此他提出要“回到物自身”。海德格尔带着“还乡”的情愫反复品味希腊思想，他希望回到未被技术遮蔽的大地，只有在那原初的栖居之地，存在的真理性才能摆脱虚无主义的纠缠。
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海德格尔探讨了一个与文学性直接相关的问题：艺术作品的本质。他排斥了类似于什克洛夫斯基的“手法”⑩的技艺论本质。关于techne一词，他写道：“不管希腊人用同样的词techne作为技艺和艺术的名称这一提示是多么地普遍和清楚，它却流于表面和失之偏颇。因为techne指的既非技艺，也非艺术，且非全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技术。它从来不意味着一种实践活动。”11形式主义者视为文学性之源的技艺，被海德格尔完全排斥在艺术作品的存在之外。海德格尔似乎看到了技艺论将导致脱离大地的虚无主义倾向。对他来说，诗是真理的自我显现，是真理在其本源之处的诞生；而“科学在根本上不是真理的发生”12，“器具的制作从非直接是真理发生的直接显现”13。只有艺术的发生才显现了真理：“艺术让真理起源。作为发现的保存，艺术是作品中所是的真理跃出的源泉，凭借跃出而诞生某物，通过发现的跃出使某物源其本性的源泉而进入存在……”14
这就让人领悟到：艺术是意识主体对物的存在的发现。那么文学呢?文学似乎可以被认为是意义的发生。当意识主体进入到存在自身的时候，意义借助于隐喻性的语言活动（不是形式化的语言活动）显现了出来。存在的自我敞开意味着真理的显现，真理的显现意味着意义的生成，而意义的生成则意味着语言的出场。在海德格尔眼中，诗性的语言是一种原初的语言；原初的语言是一种生成的语言，它让真理进入了存在，所以诗是真理的自我显现。海德格尔的论述启发我们从另一条道路去思考文学性，即从语言活动的发生学意义上去展开这种思考。这将把形式主义提出的文学性概念扩展为一切意义产生的根源。文学性即意义的诞生，一切意义的诞生都是在原初的、隐喻性的语言活动中完成的，而文学性即是原初的、隐喻性的语言活动，因此文学性是全部意义的基础或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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