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固然可以说“公共汽车站上”的文学性与文学文本中的文学性不是一回事，但是因为文学文本也使用着与“公共汽车站上”的语言一样的符号系统，所以要建立起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间“类”的边界，的确是一件困难的事。卡勒发现：“文学作品的形式和篇幅各有不同，而且大多数作品似乎与通常被认为不属于文学作品的东西有更多相同之处，而那些被公认是文学作品的相同之点反倒不多。”28因此我们常常在文本之外去为文学性定义，尤其是古典的同一性思想，大都借助于某种宇宙真理、历史理性或伦理原则从“外部”为文学注入“类”的属性。启蒙把“为自己立法”的现代性带给思想界之后，文学也在唯美主义的语境中尝试着摆脱宇宙真理、历史理性和伦理原则的定义框架，于是有了形式主义者把文学性的边界等同于文本的边界的做法。

    文学的类属性被界定在文本之中就意味着文学创造出一种只能由文学性的方式生产的意义。那么这意义是什么呢?形式论（也包括审美论）的文学理论一直没有清楚地阐明这种“纯”文学性的意义是什么，形式主义者大都把文学的意义归结为一种话语经验，但话语经验的内涵为何并未得到清晰的界定。其原因很明显：形式主义文论的理论依据是语言学，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表述活动的符号形式；语言学本身就是一种关于形式的理论，因此建立在语言学之上的形式主义文论也就必然忽视形式所指称的对象而走向离开大地的纯语言形式。就像现代性的文明推出了“无物象绘画”和理论物理学一样，形式主义把文学性限定在文本的边界中建立纯粹自我的文学类属性的时候，文学走向了虚无主义，因为它开始脱离大地。技术化社会使我们日益远离自然，而语言论转向则使我们的思想患上了历史虚脱症。

    反观之，如果我们不执着于文学的类属性的独立性，让文学回到历史，又可能产生一种历史决定论的弊病。弗莱认为：“文学位于人文科学中，它的一端是历史，而另一端是哲学；文学本身并非一个系统的知识结构，批评家必须在历史学的观念框架中寻求事件，从哲学的观念框架中寻求思想。”29作为神话原型批评大师，弗莱思想中的这种强烈的历史主义色彩与形式主义文论的科学主义色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许是反感于形式主义文论把文学意义虚无化的做法，弗莱力图使文学回到历史。这让我们想起了海德格尔反抗虚无主义的办法——回到希腊。让文学回归历史的最大好处是为文学注入了一种指称性的意义，由此文学获得了一片供养自己生存的丰裕的大地，它切近了我们人生的现实性，给文学以一种明晰的意义。但是历史主义文学观念对文学的类属性的界定是“非文本化”的、他律的，文本之外的某种历史内涵成为了给文学规定文学性的定义性力量。在每个在者都为自己寻求独立品格的现代性语境中，历史主义的文学观念事实上取消了文学的独立性，文本受制于外在力量的规约并开放其边界才具有了文学性，因而文学文本不能自律。在历史主义文学观念下，文本的意义大都被理解为一种伦理的、政治的意义。在文本之外决定着文本的类属性的历史把文学活动推及到了一种历史决定论的境地；而历史决定论不仅是贫乏的，进而可能导致文化的僵化、保守。

    面对虚无主义和历史决定论这两个泥坑，现象学文论在文学性问题上采取了一种用“文学活动”的边界来代替文本边界以确定文学的类属性的办法。文本的结构、作者的意识和读者的意向性活动都参与了文学性的生产，文本的边界不再是文学性的边界，文学性在“文学事件”中诞生。文学性不再与人的存在的现实性相隔绝，因而超越了虚无主义，同时又借助于个人的意向性活动摆脱了历史理性的纠缠。所以，出身于新批评的韦勒克却以英伽登的理论为自己的理论蓝本，他从英伽登的理论中看出了一种不受虚无主义和历史决定论影响且又凸现文本的重要性和意识活动的重要性的趋向。

    但把文学性视作“文学活动”的产物也面临着一种危险：文学性本身的边界的消失。若文学性没有了边界，即泛化为后现代主义描述的那种“文学性的统治”、“文学性扩张”或“文学性蔓延”，那么，文学的类属性也面临无法界定的危险。像新历史主义那样把一切历史叙述都视为文学性的产物，文学性扩散成为弥漫在文化空气中的味道，作为自成一体的文化形态的文学也就终结了。

    注释：

    ①26马克?昂热诺等编：《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史忠义、田庆生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4页，第28页。

    ②《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下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

    ③什克洛夫斯基等著：《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页。

    ④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王东亮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9页。

    ⑤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的辩证法》中用“新异原则”来描述现代性的特征。

    ⑥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⑦⑧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李辉凡、张捷译，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第76页，第80页。

    ⑨鲍亨斯基：《当代思维方法》，童世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⑩什克洛夫斯基的“手法”一词，俄文原文为“дрием”，国内学术界亦有译作“程序”。

    1112131415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57页，第59页，第61页，第72页，第72页。

    16佛克马、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页。

    17罗曼?英伽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陈燕谷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54—155页。

    1819罗伯特?尧斯：《作为向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王卫新译，《外国文学报道》1987年第1期。

    20罗里?赖安等编：《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李敏儒等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4页。21冯志伟：《现代语言学流派》，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页。

    22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596页。23王逢振主编：《2001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24辛普森：《学术后现代?》，杨恒达译，载《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25JudithButlerJohnGilloryandKendallThomas：What'sleftofTheory.NewYorkandLondon，Routledge，2000.

    27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28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29NorthropFrye：AnatomyOfCriticismFourEssays.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NewYork，1967.p.12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