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现象学影响的布拉格功能学派也不愿看到文学性告别历史龟缩在文本结构中。穆卡洛夫斯基采取的策略是，把结构语言学和现象学结合起来，在认定文本结构的自主性的前提下，视文学的艺术性为文本的功能性结构与读者的意识活动之间的互动状态。穆氏肯定文学语言是自主性符号，文学作品中的符号构成具有违反规范的创造性，文学文本是一种具有艺术功能的结构，但是艺术成品不等于审美客体；能够提供一种艺术经验的审美客体，是“艺术成品在感知者的意识中互相关联的体现”16。俄国形式主义把文学性从历史收归到文本之后，人们很难再从指称论的角度恢复文学的历史性。但自穆卡洛夫斯基始，又出现了一种将文学性与历史性联结起来的可能：文本与阅读的共谋造就了文学活动。如果文学性存在于这活动中的话，那么读者作为历史性的存在则自然地为文学性注入了历史性。这就意味着，学者们不可能再像俄国形式主义或英美新批评那样从文本中找出某种单质或特征确定为文学性。在现象学的视野中，文学扩大为一种活动，从文本的构成到阅读理解这一系列的活动形成了文学性。英伽登的理论的最重要之点，不在于韦勒克所称道的文学作品“结构—层面”理论，而在于他开创了一种在文学活动中寻找不脱离历史性的文学性的理论诉求。

    在《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中，英伽登把所有的语言作品，包括科学著作，都称为文学作品，但对于具备“文学性”的语言作品，英伽登则称之为“文学的艺术作品”。在英伽登的术语中，“艺术”意味着一种审美价值，即“文学性”的体现。那么文学作品怎样区别于文学的艺术作品呢?他写道：“文学的艺术作品不是为了增进科学知识，而是在它的具体化中体现某种非常特殊的价值，我们通常称之为‘审美价值'。”17“具体化”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参与了文学艺术作品的“艺术性质”的实现。英伽登把文学作品描绘为一种“意向性客体”，文本只是保存这种“意向性投射活动”的物理手段，而审美价值的实现则依赖于读者的“意向性再构造”。

    英伽登的理论贡献在于开启了寻找文学性的阐释学视野。尧斯提出“接受美学”的重要动机乃是恢复文学理论的历史性。但阐释学视野中文学的历史性决不同于卢卡奇或弗莱眼中的历史性。在卢卡奇或弗莱那里，文学是历史的容器，文学性即文学作品保存历史的功能。尧斯则是希图另建一条历史通道，即解读文本的效应史。那种能够包容历史性的文学性就存在于文本与读者的相关活动之中。尧斯说：“期待视野与作品之间，迄今为止熟悉的美学经验与接受新作所要求的‘视野转变'之间的距离，决定了一部文学作品的艺术特性……。”18到尧斯这里，文学性终于走出了封闭的文本，变成了由多元因素共同参与的活动中透射出的一种经验。读者属于历史，文学性也不可能隔绝于历史。尧斯称：“文学和读者的关系中既有美学的关联，也有历史的关联。美学的关联在于读者对一部作品的最初的接受已经包含了通过比较读过的作品对美学价值的检验。历史的关联则显然在于第一批读者的理解能力能够在接受的长链中一代一代传递下去，并不断丰富起来，因此也决定了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19尧斯就这样创立了一门新的历史学：文学效应史，这是文学性自建的一部可以栖身的历史。这门历史学是由文学文本、文学欣赏者共同演绎的。由此前推一步，它就变成了一个后现代命题：文学性创造了历史。

    事实上，在接受问题上采取激进主义态度的读者反应理论，就把相对主义的后现代视野带入了文学研究之中。阅读活动在读者反应理论中占据着对文学性的决定权，因此文学性不可能包容在一个客观的实体之中，它是“话语经验的总和”（S?费希语）。但相对主义可能成为反对历史决定论的武器，也可能导致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因为它否定了历史的客观性。

    三 历史决定论，还是决定历史论?——“文学性”的扩张

    19世纪的历史主义将历史因果论和历史目的论结合形成了一种宇宙论层面上的历史理性。这种历史理性在背后支撑着全部存在的现实性。于是文学也被当作最终是由该历史理性决定的一种精神活动。文学似乎是重要的，因为它承载着表述历史的重任；但文学似乎又是不重要的，因为它只是工具性的存在，是历史的仆人。形式主义要求文学从历史中撤回文本，这是不满于文学的仆从地位。但对于卢卡奇来说，历史决定论统治着的文学仍然十分重要，因为文学能够教导人们认识整体性的历史理性。在卢卡奇那里，并不存在着某种能够远离历史的文学性，文学性只能在对历史的叙述中存在。

    在文学问题上，历史决定论几乎是灾难性的。当历史决定论把文学的全部存在都纳入一种因果论历史意识之中时，文学之为文学的类属性失去了合法性。文学没有了自身的“性”，它只是附着在历史的身上。那么，在每一个存在者都极力寻找一种脱离语境的纯粹自我的现代性中，文学不可能甘居于被预设的历史理性定义的“他律”地位。在“零散”和“碎片”中逃离统一宇宙原则的现代性，给文学提供了从历史缩回文本的可能。

    但一地鸡毛式的现代性同样弊端横生，因此在20世纪也就有了从古典的整一性或总体性出发要求置文学性于历史的规约之下的声音。其中最有声势者，早期有卢卡奇、弗莱，后期有杰姆逊、伊格尔顿。对于历史主义来说，它固然避开了科学主义可能造成的虚无主义状态，因为它能够为文学找到一片栖身的大地即历史，但是它很难让文学获得一种主体性的地位，比如，历史主义的文学理论无法为文学找到一种不受制于历史理性，仅仅属于文学自身的意义。如果历史主义走向历史决定论，则文学就可能陷于专制主义的阴影之中。所以形式主义者那怕面临虚无主义之苦，也愿意从历史的大牢笼逃入语言的小牢笼，他们把这小牢笼当作了象牙塔。但龟缩在这象牙塔中又可能使文学失去参与社会生活的力量，于是从穆卡洛夫斯基、英伽登、尧斯等人那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文学性突围的冲动，他们想要让文学性突破文本这座围城。

    真正让文学性以主人的姿态对历史指手画脚的理论开始于法国的结构主义叙事学。一位评论者分析道：“结构主义叙述学的主要目的是创立叙述语法，也就是使起结合作用的语言规约和规律（句法系统）清楚地显露出来，而这些规约和规律则是一切叙述形式的基础。”20结构语言学一开始就不愿谨守在语言学专业范畴内，该学派对现代思想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提供了从符号的组织方式上建立意义系统的方法论，叶姆斯列曾声称：“所有学科都聚集在语言学的周围。”21也就是说，语言学，尤其是结构语言学是全部意义的切入点。到了法国结构主义，叙事策略这种文学性极强的活动成为一切叙事的根本。在法国结构主义者眼中，没有文学叙事与其他叙事的区别，小说和历史在叙事上是同一的。那么，是小说按历史的面目来叙事呢，还是历史按小说叙事的方式出场?

    作为结构主义者，巴尔特、托多罗夫等人是断不会用历史来为小说规定客观性的意义的，那样做就违背了结构主义的宗旨。于是就只有一种可能，即历史按小说叙事的方式出场。如果历史的意义来自于叙事，那么历史的客观性何在?

    70年代，西方思想界诞生了一个怪物——解构。解构用“延异”否定了语言的指称性意义和由逻各斯中心主义酿造的意义中心。相比起“延异”来，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和伽达默尔的阐释游戏都显得非常温和，延异要摧毁的是西方思想一直追求的那种宇宙论的同一性意义。自解构思想诞生，一切确定性或客观性的意义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修辞——话语的游戏。一位评论者写道：“……各个学科的著作开始冠之以‘XX修辞'的名称。唐纳德?N?麦克洛斯基的《经济学修辞》（1985年）是众多修辞丛书中的一本，这套丛书包括会计学修辞和医学修辞，显然还有法律修辞。……社会科学和科学哲学生发出一套思想，认为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方式，与外在的现实没有太多的关系……。”22文学性开始扩张。既然一切意义都来自于某种修辞策略，犹如真理来自方法一样，那么，曾以其客观的必然性居于文学性之上的统治者——历史——也就失去了意义主宰者的地位，转而要向文学性来乞讨意义了。解构带来文学性和历史之间主仆关系的一次彻底的颠倒。当年含笑告别历史自困于文本之中的文学性，如今要冲出文本的边界将自己提升为一位伟大的君主；当年文学性只是与城堡上飘扬的旗帜无关的修辞技艺，如今城堡上飘扬的旗帜也成了修辞技艺。文本这座围城，形式主义时代人们想要冲进去，后现代时代人们则极力从围城里冲出来。

    在文学理论中，文学性向历史扩张的最突出表现就是新历史主义。尧斯通过阐释学方法恢复文学研究的历史性的努力只是要建立一种审美经验的历史，而新历史主义则要把历史转换成诗性活动。海登?怀特在《元历史：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的“前言”中写道：“历史学家的问题是要建构一个语言方案，具有词汇的、语法的、句法的和语义的维度，据此用自己的术语描写这个领域及其因素（而不是用文献中标识它们的术语），继而准备在后续的叙事中解释和再现它们。……这种预设行为是诗意的，因为在历史学家自己意识的经验中，它是前认知和前批判的。它是诗意的，也因为它所构成的那个结构后来将在历史学家提供的语言模式中变成形象，作为对过去‘真正发生的事件'的解释和再现。”23在格林布拉特关于文艺复兴时期自我认同形成的研究中，我们也看到一种类似的学理诉求：文学性是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后现代学术中于是出现了美国学者辛普森所描述的“学术后现代性中的文学统治”24。卡勒在一篇文章25中认为，文学性已经不再单单占据文学学术的主要对象的地位，人文社会科学中遍布着文学性。像费瑟斯通描述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一样，文学性走出文本，在思想的大地上弥散。但这里潜藏着一种危险：把文学性作为修辞技艺圈定在文本之中本来是一种自我定义的现代性，这至少保证了文学对历史的确定性和客观性不加干涉，而一旦让文学性来统治历史，冲出文本边界的文学性就会摧毁历史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把历史书写变成语言游戏。《南京大屠杀》一书的意义仅仅在于一种独特的叙事策略?

    四 类与非类的界面何以确定?

    确定文学性的范围也就是确定文学的类属性。但是文学作为“类”的界面本身就极为模糊，其原因在于，文学的表达媒介——语言——同时也是非文学类表述活动的媒介。所以雅克布森说“诗与非诗的界限比中国行政区划的界限还不稳定”26。形式主义者提出“文学性”概念的本意是将文学的类属性限定在文本的边界之中，但是他们的文学性定义又时时被文本外的某些语言现象所佐证，因而使人无法把文本的边界当作文学性的边界。伊格尔顿写道：“如果在公共汽车站上，你走到我身边，嘴里低吟着：‘Thoustillunravishead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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