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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孽海花》从第九回开始，俄国虚无党女党员夏雅丽登场，她同《东欧女豪杰》中的苏菲亚一样，出身豪门，聪慧颖悟，光彩照人（注：金一（金松岑）在《自由血》一书中对俄国女虚无党员进行了热情歌颂：“虚无党女杰者，何也？彼天仙之化人也，彼孕革命之花而胎自由之母也。明慧其才，婵媛其姿，芬芳其质，美妙其心，彼慕西欧文明之风，而生北方专制之国。”（见该书第125页），这与曾朴对夏雅丽的赞美极为相似。）。随后通过毕叶之口，介绍了虚无党的宗旨，这番介绍与当时中国学界对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如出一辙。至第十五、十六、十七回，小说集中描写了夏雅丽的壮举：她到德国后，从自己的恋人那里得知虚无党陷入经济困境，便悄然回国，嫁给了曾经出卖过虚无党的表哥加克奈夫。不久，她将加克奈夫暗杀，将其财产转交给她的同党，自己混入皇宫。在一次皇帝出宫参加舞会时，夏雅丽冲了上去：
左手持炸弹，右手揕帝胸，叱曰：“咄，尔速答我，能实行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二月十二日民意党上书要求之大赦国事犯、召集国会两大条件否？不应则炸尔！”（注：曾朴《孽海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版，第152页。）
僵持之余，她被侍卫砍断手臂，当晚被处以绞刑。与《东欧女豪杰》对苏菲亚的描写相比，《孽海花》中塑造的夏雅丽显得更为成熟。从艺术上来说，夏雅丽这一光彩照人的艺术典型在晚清小说中是难得一见的，她有美丽的外表，渊博的学识，且深明大义，视死如归。她被砍断一条手臂后倒在地上，当卫士来擒她时，她“犹蹶起，抠一卫士目”。这是天使与复仇女魔的混合物，而这复仇又不是为了一己之私，乃为天下苍生，这就更显出这一形象的逼人魅力。曾朴能塑造出这一形象，完全得益于中国学界对虚无党的宣传、虚无党小说的繁盛和金松岑对《孽海花》内容的预定。这一成功的女性形象，填补了《东欧女豪杰》未能终篇的缺憾。从思想上来说，《孽海花》对虚无党的成功描写，极大地提升了这部作品的思想意义。小说正面渲染中国官场中的蝇营狗苟、卑琐龌龊，侧面描写虚无党人的光明磊落、甘死如饴，从而使小说形成相互对比、相互映照的两个世界。如此布局谋篇，颇得《红楼梦》精髓。余英时在论及《红楼梦》时指出：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了两个鲜明对比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我想分别叫它们作“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两个世界，落实到《红楼梦》这部书中，便是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作者曾用不同的象征，告诉我们这两个世界的分别所在。譬如说“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以及风月宝鉴的反面和正面。（注：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余氏认为，两个世界的对立是《红楼梦》的一条基本线索，把握住这条线索，就等于抓住了作者创作企图方面的中心意义。其实作者是否有此意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一种阐释思路，能引领我们发现更为丰富的思想宝藏。同《红楼梦》一样，《孽海花》也呈现出两个对立的世界，无论作者是否有意为之，我们都可看出二者之间的对比关系：同样是美丽动人的女性，傅彩云淫荡贪婪，寡廉鲜耻，而夏雅丽忧怀天下、孤傲高洁；傅彩云一生不停地与各种男人勾搭、通奸，且不失时机地聚敛财富，而夏雅丽将金雯青赔偿的钱全部交给了“组织”，最后嫁给“仇人”也是为了给“组织”筹集活动经费，两相对比，清浊分明。同样是爱情，金、傅之情起于孽海，终于怨恨，而夏雅丽与她的恋人在共同理想和事业基础上倾心相爱，但最终却为了崇高的信念牺牲了爱情。除了主人公之间的对比外，两个世界的其他配角也构成强烈的对比关系：在俄国虚无党中，所有成员同舟共济，不惜赴汤蹈火解民于倒悬，而在中国，那些官场中的蛀虫，污言秽行，巧夺名利，二者相较，正邪自辨。从创作态度来看，作者对这两个世界也是一褒一贬：贬金雯青的愚陋、斥傅彩云的邪僻，所以鲁迅说“书于洪傅颇多恶谑”（注：《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卷，第291页。）；而对俄国虚无党，给予了颇多赞美。特别是对夏雅丽的精心描绘，使这一形象犹如漆黑的夜空里升起的焰火，即使瞬间熄灭，也以其壮丽的华彩使躲在黑暗里的魑魅魍魉显出他们卑琐的外形。正是这两个世界的强烈对比，使小说在貌似平正、通达的历史叙述中，显露出强烈的政治寓意：同处于专制的统治之下，俄国有虚无党，中国有淫暴吏，未来前景，不辨自明。如此艺术效果，与当初金松岑翻译《自由血》时的初衷是一样的，他在《自由血》的《绪言》中说：“夫彼（俄国）于其同胞同种国王，徒以不布宪法、不自由而乃极端反动，至于杀君戕吏而犹不止也。念及此，而吾国民其无容身之地矣！其无面目见五大洲之人矣！吾译虚无党，吾愿吾国民知其所奋也。”（注：金一《自由血·绪言》，镜今书局1904年发行。）《孽海花》对虚无党的描写也应该做此理解。
虚无党作为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政治团体，是政治宣传遇挫之后的产物，它指望以极端的恐怖主义达到实现民主、自由、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的，而真正的无政府主义是坚决反对建立民族国家的。令人感兴趣的是，《孽海花》中对虚无党的介绍，几乎照搬了无政府主义的宗旨：
他立这会的宗旨，就要把假平等弄成一个真平等：无国家思想，无人种思想，无家族思想，无宗教思想；废币制，禁遗产，冲决种种网罗，打破种种桎梏；皇帝是仇敌，政府是盗贼，……它的会派，也分着许多，最激烈的叫作虚无党，又叫做“无政府党”。（注：曾朴《孽海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版，第82——83页。）
这是曾朴对虚无党的误读，而这一误读在当时具有普遍性。《民报》、《天义》、《新世纪》等在宣扬无政府主义时，都将虚无党（或“无政府党”）看作是以实际行动实现无政府主义大同世界的代表。张继在介绍“无政府党之精神”时将马拉、罗柏斯比（罗伯斯比尔）、巴贝夫、巴枯宁都看作虚无党的精神导师，并指出：“无政府党之特质，在不认种种政府，彼之目的，在对政治上之种种制度宣战，今日既然，将来亦然。”（注：自然生（张继）《无政府主义与无政府党之精神》（1903年），见《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上册，第39页。）这与《孽海花》对虚无党宗旨的介绍如出一辙。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师复，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看重暗杀。在这里，我们看到无政府主义进入中国之后发生的变化：将无政府主义理论与“民意党”人的恐怖主义紧紧结合在了一起。无政府主义理论满足了小知识分子对未来的浪漫幻想，而“民意党”人的极端行动，契合了他们渴望革命速成的迫切愿望。因此，曾朴对无政府主义的“误读”，倒是真实反映了“中国式”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形态。
讨论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文章，多注目于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很少注意来自西方的各种政治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冲击，这无意中忽视了驱动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一维。事实上，在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中，来自西方的政治思潮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学理论、法国大革命及其“人权宣言”等等，都被近代作家所吸纳，都为中国文学走出中世纪提供了重要动力。无政府主义作为中国近代一股强劲的政治思潮，不止影响了中国的政局，也极大地冲击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无疑，在纷至沓来的西方各种政治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是极为强劲的一脉。它在引发政治风波的同时，也为中国作家所接受，开始向中国文学步步渗透。通过上面的考述，我们不难看出它向中国主流文学挺进的轨迹：从虚无党小说译本的流行，到《东欧女豪杰》的大胆尝试，再到《孽海花》对虚无党素材的成功征用，清晰地勾画出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向文学逐步渗透的过程，使我们得以看到一种西方政治思潮在中国文学中落地生根的生动景观。
此外，当时许多文人宣扬虚无党，并非天真地认为恐怖主义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是想借助这一极端政治思潮的冲击力达到唤醒民众的启蒙目的，这就使虚无党小说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启蒙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了中国近代启蒙文学的进程。 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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