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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对敦煌写本的早期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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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1: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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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妇吟》残卷跋
此跋原据狩野所抄英藏S.5476、S.5477号残卷录文而作，二卷均前后残缺，无篇题及撰人姓名，而王氏据《北梦琐言》记载的韦庄《秦妇吟》两句诗，断定正是韦庄久佚之长诗，可谓慧眼识宝。王氏在文末提及：“伯希和教授巴黎国民图书馆《敦煌书目》亦有《秦妇吟》，下署右补阙韦庄。彼本有前题，殆较此为完善欤？”当时王氏尚未看到法藏本，所以此跋写得较简略。同年10月6日，王氏即写信给伯希和，希望获得法藏《秦妇吟》及《切韵》写卷照片。①但伯氏久未回应，一直到 1924年的2、3月间，王国维才接到伯氏手抄的两个《秦妇吟》“足本”，一是法藏P.3381号天复五年张龟写本，一是英藏S.0692号贞明五年安友盛写本。王氏为此又写一大段跋文，对韦庄创作此诗的生平背景作了考释；同时，又据法、英所藏四个写本略作校勘，将全诗正式发表于北大《国学季刊》一卷四号。《秦妇吟》为唐代诗坛的重要佚作，其因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发现而重新面世，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件大事，王氏对此是十分重视的。一方面，他反应迅捷、判断准确；另一方面，又相当慎重，注意在求得资料比较“完善”的基础上作校勘整理和进一步研究。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伯希和过了整整四年之后才向王氏提供材料，而且还只是他自己的录本，并不是王氏要求的原卷照片。如果伯氏能及时提供，恐怕王氏1920年发表的《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会更加丰富与精彩。最近，随着俄藏敦煌文献的陆续刊布，又有新的《秦妇吟》写本残卷发现（如Дx. 6176号天福十一年写本），我们在高兴之余，也感叹藏经洞发现已过了一百年，仍然还有写卷未能刊布！ 第三篇：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
王氏作此跋时，已经知道敦煌遗书中的《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有若干曲调，但他当时只见到“狩野博士录出者，《凤归云》二首、《天仙子》一首而已”。因此，他在将这三首曲词与其他唐人之作进行比较分析后，从两首《凤归云》词的“句法与用韵，各自不同”，得出“可见唐人词律之宽”的结论；从《天仙子》词的“特深峭隐秀”，惊叹“堪与飞卿、端己抗行”。同时也发出感慨：“惜其余二十余篇不可见也！”大约在1924年1月间，王氏接到罗振玉寄来的法藏本(P.2838)《云谣集》十八首，又补写跋语：“癸亥冬，罗叔言先生寄巴黎写本至，存十八首，惟《倾杯乐》有目而佚其词，三十首中但佚十二首耳。”故《观堂集林》卷二十一以双行小字缀于跋尾。
第四篇：唐写本残小说跋
此跋据狩野所录S.2630卷残文作，原卷缺题，王氏断为记述唐太宗入冥故事的“小说”，并首先说明狩野博士已有考证文字发表于《艺文》杂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氏除引述《朝野佥载》、《梁溪漫志》的记载外，还引征了《崔府君祠录》、《显应观碑记》的材料，考订了唐太宗和崔子玉故事的源流。此类入冥故事在敦煌写本中还有不少，可惜当时王国维未能看到。崔府君的故事在蒲州一带流传甚广，山西省现存的碑刻中也保存了他的传说。还应该指出，王氏将此残文定名为小说是比较准确的，后来王重民先生将此类故事编入《敦煌变文集》，反倒不科学了。
第五篇：唐写本《季布歌》《孝子董永传》残卷跋
此跋的《季布歌》应据狩野所录S.5440残卷而作，《孝子董永传》则据S.2204卷录文作。前卷残文，罗振玉编入《敦煌零拾》印行；后卷，编入《佛曲三种》。王氏此跋甚短，最早编入《观堂集林》别集，1959年中华书局重印《观堂集林》，删去一些文章，此跋亦被删却，故少为人知。跋全文如下：“二残卷皆用七言叙故事。《季布歌》与《史》、《汉》本传合，《巴黎书目》亦有之。《董永传》与《御览》四百十一所引刘向《孝子传》合。”寥寥四十余字，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十分遗憾的是，当时王氏虽提及巴黎也有《季布歌》藏本，却不知道英国所藏 S.5439与S.5441两卷亦是同一作品，而且后者首尾完整，还有“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四月十日记孔目学仕郎阴奴儿自手写季布一卷”的尾题。三卷编号相连，却未能抄录较为完整的两卷，这当然是狩野君的遗憾，也是王国维的遗憾，否则，当时对这一作品的整理与研究将会深入得多。
第六篇：唐写本回文诗跋
此跋更短，只有十七字，故《王国维遗书》亦失收，《王国维文集》编入第一卷“文学散论”中，可惜未说明来源。[2][P45]跋云：“右回文诗，由中心至边旁读之，得五言八句。”王氏所见，不知是否亦狩野录文。王氏所云“回文诗”，其实是英藏S.5644卷由中心向外顺时针方向读的一首五言诗，绘成方型诗图，右上方原题为“方角书一首”，左下角有“怀庆书”三字。对该写本年代，中日学者尚有不同意见。[3][P895]敦煌写卷中这类用特殊形式抄写的诗歌还有若干，如系统整理研究其类型，对唐诗的传播研究肯定会大有裨益。
1920年，在上述跋文的基础上，王国维在《东方杂志》第17卷第8号上发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除依次介绍《秦妇吟》、《季布歌》、《董永传》、《唐太宗入冥记》、《春秋后语》卷背唐人词及《云谣集杂曲子》外，还以较多文字述及敦煌本《太公家教》，以说明“唐代不独有俗体诗文，即所著书籍，亦有平浅易解者”。将著名的文人之作《秦妇吟》归入“通俗诗”，又认为《太公家教》乃“唐时乡学究之所作”，这都是从流传的范围、启蒙教育的角度着眼来分析作品，确已脱离了“旧学”的窠臼。
1925年暑期，王国维应清华学生会之邀作公开演讲，题目为《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在第三部分“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的末尾，列举从“己酉冬日”(1909)到“戊午” (1918)罗振玉相继刊行《敦煌石室遗书》、《石室秘宝》、《鸣沙石室逸书》、《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特别说明“皆巴黎国民图书馆之物，而英伦所藏，则武进董授经（康）、日本狩野博士（直喜）、羽田博士 （亨）、内藤博士（虎次郎），虽各抄录景照若干种，然未有出版之日也。”可见当时包括狩野所录的英藏敦煌写本仍未集中整理刊布，故王氏所作跋文等确具有“先行”的意义。尤其是王氏对敦煌写本中一些重要文学作品的早期整理、介绍、研究，不仅促进了相关资料的陆续刊布，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敦煌文学”研究的基础。
（三）
王国维对敦煌写本的早期研究，在敦煌学的初创时期具有多方面的典型意义。其在治学方法上的启示，张弓先生曾在《王国维与敦煌典籍研究》一文中作了以下四点很精要的概括：(1)坚持笃实的学风，实证的方法；(2)传统考据方法与近代逻辑方法相结合；(3)微观的考据与揭示历史的宏观事实相结合；(4)创始近代文史学的规范。[4][P375～376]我还想在此再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中外学界同仁。
首先，我认为王氏对敦煌写本的早期研究，树立了正确处理新材料、新方法、新问题三者关系及中、西学关系的楷模。王氏强调：“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5][P33]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殷墟甲骨文、西域简牍、敦煌石室遗书、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造成了“新学问”的兴起，尤其是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发现与流散，向世人展示了大量珍贵的新材料，提出了许多新课题，中外学者咸与研究，形成了“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由于西方学者对近代考古学、文书学及文化探源和比较文化方法的运用，即便是早期的敦煌学，对于中国学者来讲，已含有不少“西学东渐”的因素；又鉴于藏经洞文献多数虽然还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包括汉化佛典）中古写卷，但毕竟有许多西域“异民族”的文字与材料，有许多文化交融的资料与信息，既不能以纯粹的“国学”对待之，又要求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因此，正确吸收新方法，运用新材料，以研求新问题，就成为敦煌学发展的关键所在。王氏对敦煌卷子中的文学写本，最为关注的就是那些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能提出新问题、新线索，得出创新性结论的内容，如《秦妇吟》、曲子词、说唱类作品等。王氏特别着力于敦煌新材料与原有传世典籍之间的关系（异同、互补、源流），从“微观”入手而着眼于“宏观”，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构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全新视角、理论与框架。可以说，后来刘复、胡适、郑振铎、王重民等都特别致力于敦煌俗文学作品的整理与研究（如变文、讲经文、歌谣、王梵志诗等），重视中国“俗文学史”的研究，都得益于王氏的开拓之功。
王国维对中、西学关系的认识，更体现了他在学术观点上的开放性、兼容性与辩证性。1911年，他在《国学丛刊·序》的一开头就宣称“学无中西”，猛地一读让人不好接受。其实，他是为了强调：“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这是根本上的一致，也是交流与融合的基础，不能截然对立。所以，他在这篇序中断言：“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王氏对敦煌写本的早期研究，即已跳出了中、西学的固有框框。正因如此，他为敦煌写本所作的跋，无论从材料、方法、观念上看，都已经不是传统“国学”意义上的跋了。了解这一点，对我们进一步明确敦煌学的性质与发展方向都至关重要。21世纪是世界各种文化在保留各自特色与加强对话的基础上大交流、大融会的时代，那种此消彼长、我强你弱的观点及企图一以统之的做法肯定是不正确的。王国维在中西学关系上的睿智卓识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其次，关于运用“二重证据法”，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是王国维的创举，这其实是不准确的。此误会恐怕源自王氏在《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中的几句话。他说：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6]
王氏在这些话的前面，还举若干例子讲了以“地下材料”补正“纸上材料”，是中国古代学者研究古史的方法之一。乾嘉时期，考据之学盛行，主要是在经学，“地下材料”稀少也不被重视，所以陈寅恪先生感叹“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7]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有大量的“地下”文物被发现，尤其是莫高窟藏经洞写卷的面世，促使研究者用新资料去考订补正“旧籍”。所以王氏强调的是“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而非“始得有之”。对此，他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中表述得更明确：“然则中国之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在宋人的考据著作中，有许多运用“二重证据法”的实例。
另外，所谓“二重”，也只是概而言之（亦有三重、四重），因为并不是只有用“地下”去证“纸上”之一法（严格地讲，敦煌写卷当然也是“纸上”）。学界推崇的应是多重证据法。事实上，王国维的早期敦煌学研究，根据材料的多寡与对象的不同，或考释史实，或追溯源流，或发抉疑问，或创制新说，运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如对文学作品，除考订作者和创作背景外，他还十分重视“心证”（即情感的感受），他有一首咏韦庄《秦妇吟》的七绝云：“劫后衣冠感慨深，新词字字动人心。贵家障子僧家壁，写遍韦庄秦妇吟。”可以看作是对有关跋文的补充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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