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P283]又如他研究两幅敦煌佛画，不仅用同为敦煌所出的《沙州文录》中的《曹夫人赞》来考订史实，而且与高昌壁画作艺术风格上的比较，②在联系敦煌写本来研究壁画上，王氏亦是一位先行者。还有，如前引张弓论文所言，王氏“考释敦煌典籍，在传统实证中融入了近代逻辑，使论证与推理更严密，更具说服力”，这也是新的因素。今天是否可以这样说，王国维的敦煌研究继承和发展了“二重证据法”。
再次，王国维在获取、整理敦煌学研究的早期资料上，也有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地方。如前所述，王氏从事敦煌研究早期资料的来源，主要是狩野所抄、伯希和寄来与国内私家散藏。当时中国学者获取敦煌资料都很不及时，王氏写信要法藏《秦妇吟》写本照片，伯希和过了四年才寄出抄本；日本大谷探险队所获敦煌写卷，罗振玉只抄得橘瑞超所编《敦煌将来藏经目录》发表于《国学丛刊》，日本学者赴欧洲得到的敦煌材料，似也迟迟未见刊布；运到北京京师图书馆的“劫余”，则在编目前好像并没有对罗、王等学者开放。相比起来，倒是中国学者印行刊布敦煌资料最及时，如罗振玉从1909年末起，克服种种困难，陆续刊印了《石室秘宝》、《佚集丛残初编》、《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零拾》、《敦煌石室遗书三种》、《敦煌石室碎金》等，对敦煌学的兴起贡献至巨，其中也包含着王国维的辛劳。可以说，在敦煌写本的整理与刊布上，罗、王等中国学者的态度是最积极、无私的，真正体现了“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原则，也反映了他们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大家风范。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敦煌学的发轫期，由于罗、王二位东渡寓居日本，与内藤、狩野等学者交往密切，在敦煌资料的获取与交流上也得到了日本同仁的协助与支持。这对日本的敦煌学研究也是一种促进。相比起来，倒是欧洲学者比较保守。我曾对伯希和1909年在北京展示部分敦煌写本和第二年应罗振玉之请寄送照片之事予以赞扬，很可惜伯氏后来的态度不够积极。至于斯坦因，大概是由于明显的“偷宝者”的心理作用，他婿终没有在与中国学者的资料交流上迈开步子，严格地说。他并不是一名敦煌学研究专家。英国的敦煌学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落后于日、法等国，与此不无关系。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外交流突飞猛进的发展，各国所藏敦煌文献的编目刊布工阼举世瞩目，尤其是对英、法、俄藏品的研究成果显著。遗憾的是日本所藏部分敦煌写本的刊布工作还进展迟缓。今天在中国，文物的收藏保管部门和研究者的矛盾，也并没有很好解决，材料刊布相对滞后的问题还十分突出，少数研究者垄断、保守资料的行为仍妨碍着学术的进步。我想，在新世纪，我们实在应该不断温习王国维先生所讲“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的道理，努力推进学术、文化的大交融。
注释：
①见王国维于1919年10月6日致罗振玉信，载《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7页。
②参见两篇跋文及1919年9月10日王氏致罗振玉信，信载《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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