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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诗派与近代宋诗派之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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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1: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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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唐代诗人。王氏对杜甫颇多非议，扬李抑杜，对韩愈、孟郊诗歌更不以为然，以为韩愈诗歌粗劣：“韩愈并推李、杜，而实专于杜，但袭粗迹，故成枯纩。”《日记》中称盂郊为“鄙细人”：“重阅孟郊诗，殊不知其佳处，观其谀颂符郎，亦一鄙细人。”然而王闽运诗歌中“五律、七律间有学杜甫、李颀的痕。”然以为考据有可能妨碍作诗，但是还是为显才华出众，偶有所作，立论也不以考据、议论为非：“俗人论诗，以为不可入经义训诂。此语发自梁简文，刘彦和。又云不可入议论，则明七子惩韩、苏、黄、陆之敝而有此说，是歧经史文词而裂之也。”虽然不言学宋人诗，但以议论入诗是宋诗的一大特点，清代宋诗派者也好为议论；以考据入诗更有以文为诗之嫌，而王氏不加避忌：考据中必有典故，则又有好用典之陋。如此说来，王氏虽说不学宋派，诗歌中已经有宋诗在了。王闽运的诗歌为求新奇，故发议论，并入经义训诂。也旁资考证，为炫耀其才华，曾以经义入诗，其子王代功记：“不用经典字而能以经义入诗，实古人未辟之境也。”王闿运又曾作过考证诗，《入彭蠡望庐山作》即是：“轻舟纵巨壑，独载神风高。孤行无四邻，窅然丧尘劳。晴日光皎皎，庐山不可招。扬帆挂浮云，擁揖玩波涛。昔人观九江，千里望神皋。浩荡开荆、扬，淙淙听来潮。圣游岂能从，阳岛尚嶕蛲。川灵翳桂旗，仙客閟金膏。委怀空明际，傲然歌且谣。”诗人自谓“皋”、“潮”二韵是考据，以为《史记》“九江甚中”之语未解《禹贡》“江、汉朝宗”之义，王闿运自以为此即百川归海之意，故云：“浩荡开荆、扬”，并称：“廿字中考据辩驳，从容有余。若不自注，谁知其迹?”此诗虽与宋派诗仍有差异，但在诗歌中人发议论却为事实。不仅如此，王闿运中年还参加过“展寿苏之集”，晚年还去上海愚园赴“寿苏之会”。可见王闿运诗歌也受到了宋诗派的影响。
邓辅纶之诗歌似乎从不学宋。但老杜为江西派之初祖，邓辅纶雅好杜诗，能写实，工苦吟。人称邓诗“守杜法，语多忧愤沉郁”，王闿运《湘绮楼说诗》言：“邓弥之幼有神慧，而思力沉苦。每吟一句，必绕室百转。诗学杜甫，体则谢颜”，如其《述哀诗》惨痛彻心，铺叙手法似《石壕吏》中之老妇人，梅尧臣诗也善用此法。《三缢哀》又如宋诗般好发议论：“天乎，贪吏安得而雨，嗟我民为岁凶，一独何苦!”可以说，邓辅纶即使不学宋诗，所作也有近宋诗处。“兰林词社五子”中，邓辅纶弟邓绎受宋学影响很深，张之洞也称许其有儒才之风，邓绎论学兼综汉宋，论诗歌之语中不废以文为诗之道即有宋诗派的倾向：“以诗为文者始于《文言》之释《易》，而六朝之骈俪继之。以文为诗者始于屈原之《离骚》，而杜韩之诗歌继之以辞章之变。化随世代，因而古今不能限隔，惟睿智而希圣者能观其通。众人则束缚于绳墨之不暇耳。”持论通达，颇有趋宋之嫌。“五子”中龙汝霖诗歌也不能说与宋派毫无关系，吴敏树在《坚白斋集题辞》中说其五言体“大类、孟韩”，则龙氏诗歌以似韩、孟者为多，诗近宋派的张修府称：“龙诗坚劲处纯似东野”当为不谬，韩、孟诗歌尚奇，也不乏议论，距离宋诗不远。不仅湖湘派代表诗人，其传人也与宋诗派有交往，傅屯艮云：“伯严时贤，吾湘诗人若程子大、陈伯弢皆与相近”，《湘雅摭残》言陈锐曾与陈三立等人唱和，并在创作中“注意吸取宋人的长处。”湖湘诗派对宋诗的接受是近代诗歌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该派诗人讳言宋诗，但与宋派作家时有交往。尤其是到了湖湘诗派后期，王闿运与陈三立、沈曾植等交往密切。民国初年，王闽运还参与了有许多宋派诗人出席的上海愚园“寿苏之会”，表现出了接近宋诗的倾向。
以上的分析表明，湖湘诗派论诗虽主“缘情”说，但此派诗人的诗歌仍然有时以议论为诗。后期的湖湘诗派诗人对宋诗态度的转变，表明了湖湘诗派与宋诗派在倾向上的接近。
从宏观上看，湖湘诗派之起，是以抒情与感伤的思潮取代道学家所代表的诗坛正统，是桐城诗派与嘉道间宋诗之反动，在精神上与宋诗派分道扬镳，成为近代诗坛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一大诗歌流派。但是，从近代宋诗派的开创者之一曾国藩的论诗取向、宋派诗人对汉魏六朝诗歌的认同及二派诗人都有崇尚古雅的倾向来看，宋诗派并不局限于效法宋代诗歌，而是有取于汉魏之诗；湖湘派诗人虽然反对宋诗，其诗歌中也不乏议论甚至间或也以考据为诗。湖湘诗派与宋诗派在倾向上的接近，反映了近代诗歌逐渐走向融合的趋势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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