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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小说读者与通俗小说刊刻之关系阐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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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1: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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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为例试加说明。先谈历史小说的刊刻。在明代历史小说流派兴起阶段，建阳书坊主熊大木是较早参与创作与刊刻的作家与出版家，嘉靖后期至万历年间，他一人创作《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唐书志传》、《全汉志传》、《南北宋志传》等四部小说，分别由清白堂、清江堂、克勤斋与三台馆等书坊刻印。熊氏在小说中，普遍运用注释的方式，穿插于正文之间，有人名注、地名注、官职名称注、风俗典故注、音注、词语注等等，如《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一《李纲措置御金人》一节：“遣太宰张邦昌随御弟康王为质于金营。”原注：“康王者，名构，乃徽宗第九子，韦贤妃所生；为质者，做当头也。”(21)这是人名注、词语注。在熊氏注释中，有些并非疑难字，也加了注释，比如，《唐书志传》卷四第三十四节《世民计袭柏壁关唐主竟诛刘文静》：“尔兄日前饮醉至酣。”原注：“半醉也。”(22)从这里对“饮酒至酣”的注释可以看出，编刊者显然是为识字不多的下层读者阅读服务的。在其他的历史小说中，也存在类似的注释，比如《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卷一《郑畋大战朱全忠》：“郑畋复来搦战。”原注：“搦音诺。”卷二《安景思牧羊打虎》：“其人赶上，用手挝住虎项。”原注：“挝音查。”(23)
再以明代公案小说的刊刻为例，我们从其音注、释义等也可以判断读者阶层，如建阳刘太华明德堂万历刻《详刑公案》为“辜”、“盟”等一些不太难读的字也加上音注，卷三《赵代巡断奸杀贞妇》：“事系无辜不究。”原注：“辜音孤。”卷四《苏县尹断指腹负盟》：“（叶）荣帝悔盟。”原注：“音明。”与耕堂万历二十二年刊《包龙图判百家公案》第四回《止狄青家之花妖》有注：“归宁即谓回家也。”此类注释显然也是为识字不多的读者阅读服务的，而不是为士子所做的注释。
由于下层读者的存在，读者人数的增加，无论是小说编撰者，还是刊刻者，都自觉考虑到他们的身份特点与文化程度，在小说的题材选择、文体形式、叙事艺术诸方面，注重适应下层读者的精神需求和阅读水平，从而加快了明代坊刊小说通俗化的进程。
三、读者阶层的阅读行为与通俗小说刊刻形态
作为明代商品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产物，通俗小说刊刻的兴盛取决于市场与读者，小说的刊刻形态也受到读者阶层阅读行为的影响，对此，笔者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论述：
第一，分栏刊刻。早在元刊平话之中，已经出现分栏刊刻的形式，如建安虞氏所刊平话即为上图下文。明代书坊刊刻小说，分栏刊刻的形式比较常见，一般分为上、下两栏。不过，上、下两栏的内容各不相同，明代中后期金陵、建阳等地刊刻的《国色天香》、《绣谷春容》、《万锦情林》、《燕居笔记》等杂志体小说，上下栏俱为文字，或收中篇文言小说，或收诗文杂类，正文中间，偶有较小的插图；约刊于万历年间的《小说传奇合刊》上栏选话本小说《李亚仙》等，下栏为传奇。这种分两栏刊刻的形式在明代小说选本中比较普遍。
就刊刻的地区而言，建阳版图书多为上下两栏，上图下文，图文结合。从通俗小说的刊刻来看，明代采取分两栏刊刻的形式比较早的当属金陵周曰校万卷楼万历十五年所刊《国色天香》，此书原有旧本，虽然“杂且乱”，但是深受读者欢迎：“悬诸五都之市，日不给应。”(24)《国色天香》等杂志体小说之所以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一方面正是因为其内容之“杂”，无所不包，另一方面，《国色天香》的分栏刊刻的形式也是此书受到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这对后来的杂志体小说以及其他通俗小说分栏刊刻带来一定的影响。
建阳书坊主余象斗在此基础上创建上、中、下三栏的形式，上评、中图、下文，如双峰堂万历二十年刻罗贯中编次、余象乌批评《三国志传》，万历二十二年刻题罗贯中编辑《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三台馆万历三十四年重刊余邵鱼撰《列国志传评林》，万历刻罗贯中《三国志传评林》，都采取三栏形式。
在分栏刊刻过程中，正文之外所增设的一栏或两栏多为插图与评点，显示出书坊主对插图与评点的重视。“曲争尚像，聊以写场上之色笑，亦坊中射利巧术也”(25)，戏曲无图，便难以得到市场与读者的欢迎，所以在刊刻中出现“曲争尚像”的现象。同为叙事文学的小说也是如此，明末所刊《玉茗堂摘评王弇州艳异编》卷首所附无瑕道人识语声称：“古今传奇行于世者，靡不有图。”评点也是为便于读者阅读而出现的，正如余象斗在刊刻其族叔余邵鱼的《列国志传》的识语中所言：“象斗校正重刻全像批断，以便海内君子一览。”(26)署名李贽的《忠义水浒全书发凡》云：“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27)评点是沟通作者与读者的桥梁，而搭桥者往往是书坊及书坊主。
第二，合刊。约刊于万历之际的《小说传奇合刊》就是小说、传奇的合刊本，据《小说传奇合刊》书末所题“三集下”可知至少还有一、二集。崇祯时期，建阳熊飞雄飞馆合刻《三国》、《水浒》，雄飞馆主人在《英雄谱》卷首的识语中声称：
语有之：“四美具，二难并。”言璧之贵合也。《三国》、《水浒》一传，智勇忠义，迭出不穷，而两刻不合，购者恨之。本馆上下其驷，判合其圭。回各为图，括画家之妙染；图各为论，搜翰苑之大乘。较雠精工，楮墨致洁。诚耳目之奇玩，军国之秘宝也。识者珍之！雄飞馆主人识。
由此观之，《英雄谱》合《三国》、《水浒》而为一书，也是考虑到读者的阅读行为，“两刻不合，购者恨之”，于是“本馆上下其驷，判合其圭”。 四、读者心理与通俗小说刊刻
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读者心理千变万化，因而对明代通俗小说刊刻也带来各自不同的影响。尽管如此，在纷繁复杂的心理活动之中，我们也可以探寻一些共同的特性。对于明代读者心理与通俗小说刊刻的关系，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述。
首先，读者心理与不同类型小说的刊刻。明代通俗小说流派众多，尤其是章回小说迅速崛起并获得空前的发展。考察明代通俗小说的刊刻缘起及其经过，不难发现，读者的心理需求对不同类型的刊刻均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据明代东山主人《云合奇踪序》可知，读者喜欢历史故事，对朝代更替、贤良奸佞得失的历史题材，津津乐道，以此导致了民间说唱的兴盛与历史小说的刊刻，再加上“世俗好怪喜新”(28)，所以，说书者、小说编刊者在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增加了神鬼怪异的描写，以此动人耳目，吸引听众与读者。
历史小说如此，明代中后期情色小说的刊刻也不例外，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思想领域的开放，明代中期开始，世风顿变，酒色财气之风甚浓，即空观主人《拍案惊奇自序》就提到：“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29)这正是当时世风的反映，同时，它也揭示出明代中后期通俗小说读者奢靡志淫的心理：“淫声丽色，（大雅君子）恶之而弗能弗好也。”(30)可见，喜好“淫声丽色”是人的本性之一，在礼教松弛、思想开放的明代中后期，这种禁锢于内心的情感得以放纵，《浪史》、《玉妃媚史》、《昭阳趣史》等情色小说的刊刻正是适应读者这种心理需求而大量出现的。
明末时事小说的刊刻也有力地证明了读者心理与小说刊刻之间的紧密联系。天启年间，魏忠贤独揽朝政，作恶多端，崇祯即位，铲除阉党，百姓为之拍手称快，崇祯时，乐舜日《皇明中兴圣烈传小言》比较真实地记载了这种心态：
宋文正公曰：“在国则忧其民，在野则忧其君。”野臣切在野之忧也久矣！忧君侧之奸逆，忧灾变之洊至，每思埋轮，分蹈越俎，乃圣天子在上，公道顿明。倏而豺狼剪除，倏而狐狸屏迹，倏而花妖月怪消形。读邸报雀跃扬休，即湖上烟景，顿增清明气象矣。逆珰恶迹，罄竹难尽。特从邸报中与一二旧闻，演成小传，以通世俗。使庸夫凡民亦能披阅而识其事，共畅快奸逆之殛，歌舞尧舜之天矣。(31)
读者阶层对奸臣的痛恨以及铲除阉党之后的畅快心理引发了明末诸如《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警世阴阳梦》等一批以魏阉为题材的小说刊刻热潮。
其次，读者通过阅读小说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的感慨以及对时世的关注心理。在上文我们提到，《英雄谱》应读者需求而合刊，读者为什么希望《三国》、《水浒》两部小说合刊呢？笔者认为，其中既蕴涵着读者不得志的个人情怀，又发抒对时局的感慨以及浓郁的民族情感，据明代杨明琅《叙英雄谱》记载，《水浒》、《三国》同写英雄之事，一“以其地见”，一“以其时见”，英雄不遇于时，则胸中自有“如许嵚崎历落不可名言之状”，读者可借助阅读两部英雄小说，发抒自身不平之气。(32)
另外，作为明末出现的《水浒》、《三国》合刊本，还体现读者浓厚的民族情怀，杨明琅《叙英雄谱》提到“经略掌勤王之师，马部主犁庭之役”，熊飞《英雄谱弁言》也指出：“东望而三经略之魄尚震，西望而两开府之魂未招。飞鸟尚自知时，嫠妇犹勤国恤。”所谓“三经略”指明天启、崇祯年间经略辽东抗击后金（清）失利受诛或战死的杨镐、熊廷弼、袁应泰，“两开府”指在围剿农民起义军战争中自杀或被杀的杨嗣昌、孙传庭(33)。在明末充满内忧外患的特定形势下，读者既有个人不遇的感触，又有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担忧，他们希冀《三国》、《水浒》中的英雄，扭转时局，铲除不平，《英雄谱》正是适应读者的这种心理需求而刊刻的。
第三，读者心理与明代通俗小说刊刻的“后续效应”。在明代不同流派小说刊刻过程中，出现诸多“后续效应”，小说刊刻中“后续效应”不能等同于小说创作中的续书现象，笔者认为，小说刊刻中的“后续效应”包括以下几种形式：第一，对原作的翻刻；第二，续书的刊刻；第三，选本的刊刻。明代书坊大量翻刻小说，据笔者统计，仅《三国演义》就被翻刻三十多次；明刊小说选本有30种，其中书坊刊刻26种，家刻4种；小说续书的刊刻也相当普遍，《三国志演义》的续作有酉阳野史的《三国志后传》等，《西游记》的续书刊行于明末的有《续西游记》和《西游补》等，《西湖二集》之前有《西湖一集》，等等。
明代通俗小说刊刻中“后续效应”的出现与读者的心理有着密切的关联，正如冯梦龙《增广智囊补自叙》所云：“忆丙寅岁，余坐蒋氏三径斋小楼近两月，辑成《智囊》二十七卷，以请教于海内之明哲，往往滥蒙嘉许，而嗜痂者遂冀余有续刻。”(34)《智囊》一书受到广泛欢迎，于是读者希望冯氏“有续刻”，这样直接导致了《增广智囊补》一书的面世。
明清时期的通俗小说、戏曲多采用大团圆结局，正是顺应读者的阅读需求：“人情喜合恶离，喜顺恶逆，所以悲惨之历史，每难卒读是已。”(35)就明代通俗小说刊刻而言，采取大团圆结局的事例比较常见，如书坊主熊大木所撰《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结局，忠奸各得其所，奸臣秦桧被冥司索命而亡，在阴间备受酷刑，忠臣岳飞则受褒奖。(36)编刊者不惜改变史实，以满足读者的阅读心理。读者喜欢大团圆的心理在《三国演义》续书的刊刻中间体现得尤其明显，正如明代佚名《新刻续编三国志引》所云：
及观《三国演义》，至末卷见汉刘衰弱，曹魏僭移，往往皆掩卷不怿者众矣。又见关、张、葛、赵诸忠良反居一隅，不能恢复汉业，愤叹扼腕，何止一人？及观汉后主复为司马氏所并，而诸忠良之后杳灭无闻，诚为千载之遗恨。及见刘渊义子因人心思汉乃崛起西北，叙檄历汉之诏，遣使迎孝怀帝，而兵民景从云集，遂改称炎汉，建都立国，重奥继绝。虽建国不永，亦快人心。今是书之编，无过欲泄愤一时，取快千载，以显后关赵诸位忠良也。其思欲显耀奇忠，非借刘汉则不能以显扬后世，以泄万世苍生之大愤。突会刘渊，亦借秦为谕，以警后世奸雄，不过劝惩来世戒叱凶顽尔。(37)
最后，追求热闹好看，追求娱乐性，这是读者心理的重要构成，也是促成明代通俗小说刊刻的原因之一。明代佚名《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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