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小说读者是通俗小说刊刻与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读者的心理需求与阅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小说刊刻的类型、风格、形态等等，这在城市化、商业化、市场化日益显著的明代小说刊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本文主要探讨明代不同时期小说读者主体构成的演变及其对小说通俗化趋势的影响，阐述明代读者阶层的阅读行为与通俗小说分栏刊刻、合刊等刊刻形态、读者心理与通俗小说刊刻之间的内在联系，由此探寻明代通俗小说刊刻的内在动力与发展规律。 

【关键词】 明代 通俗小说 读者阶层 刊刻形态 读者心理
    
　　作为古代小说传播链条上重要的一环，读者阶层与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这在明代书坊所刊小说之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对于以市场、读者为出版导向的书坊与书坊主而言，读者阶层的喜好、需求直接影响到小说的编撰及刊刻。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在分析小说盛行的原因时指出：“古今著述，小说家特盛；而古今书籍，小说家独传，何以故哉？……夫好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①由此可见，读者阶层的喜好以及参与传播推动了小说创作的发展，影响着小说作品数量与艺术水平的提高。明代万历时期谢友可介绍《国色天香》在南京刊刻的缘由时也强调读者的因素：“具劂氏揭其本，悬诸五都之市，日不给应，用是作者鲜臻云集，雕本可屈指计哉！养纯吴子恶其杂且乱，乃大搜词苑得当意，次列如左者，仅仅若干篇，盖其寡也……是以付之剞劂，名曰《国色天香》，盖珍之也。”②因为受到读者与市场的热烈欢迎，所以金陵书坊万卷楼聘请江西文人吴敬所在旧本基础上重新编辑之后刊刻出版，以飨读者。
　　关于明代通俗小说读者阶层的文献资料数量较少，散见于小说序跋、识语、凡例以及相关文集、笔记之中。就明代通俗小说研究的整体来看，学术界关注较多的是小说作家、作品研究，对于小说传播中相当重要的一环——读者阶层的研究却往往忽略。本文试图讨论明代读者与通俗小说刊刻之间的内在关联，分析明代不同时期小说读者主体构成的演变及其对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的意义，读者阶层的阅读行为与小说审美趣味、刊刻形态的关系，读者心理对小说刊刻的影响。
　　
　　一、明代不同时期小说读者主体构成的变化
　　
　　在论述明代通俗小说兴盛原因时，学界一般认为，明代通俗小说多应市民需要而刊，这种说法有其合理的因素，但是不能一概而论，明代不同时期小说读者阶层的构成主体不尽相同，所以，关于明代小说的读者阶层及其对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的影响，我们应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美国汉学家何谷理以叙述唐朝李密故事的几部白话文学为例，阐述明清时期白话文学的读者阶层，他认为，明代围绕这一题材而创作的杂剧《魏徵改诏》、《四马投唐》是为准文盲读者阅读服务的，明朝中期的长篇历史叙事作品《隋唐两朝志传》（成书于1550年）、《大唐秦王词话》（成书于1550年左右）等是为中等文化程度读者阅读服务的，17世纪出现的两部文人小说《隋史遗文》、《隋唐演义》是为文化程度很高的社会精英阶层阅读服务的③。换言之，有明一代，小说、戏曲读者阶层的文化层次由低而高，文人群体到明代中后期才加入到小说读者队伍之中。何谷理对相关文本的分析比较细致，这一分析对于解读李密故事的读者队伍演变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就整个明代小说的读者状况而言，笔者认为，他得出的结论颇有值得商榷之处。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物质材料的丰富，印刷技术的改进，印刷成本的降低，一方面，社会民众的购买力普遍增强，另一方面，明刊书籍的价格呈下降趋势，再加上自万历中期开始，文人的小说观念得以改观，所以，从总体上看，明代通俗小说的读者阶层在不断扩大，然而不同时期小说读者阶层的构成与差异并非如何谷理所划分的那样清楚。我们大约以万历中期为界，将明代分为前后两期，笔者认为，明代前后期通俗小说读者阶层的整体构成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上至帝王、贵族、官员，下至普通士子、下层百姓，共同构成小说的读者阶层，不同时期读者阶层的演变主要体现在：其一，与前期相比，后期读者人数增加，阅读范围扩大，读者阶层的主体产生变化，也就是说，不同身份、阶层的读者在明代不同时期小说读者整体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不同；其二，前后期小说读者的阅读形式不太一致。下面，笔者试就明代通俗小说前后两期读者主体构成的变化及其特点加以阐述。
　　第一，在明代前期通俗小说读者群体中，“农工商贩”之类的下层读者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明代叶盛（1420—1474）《水东日记》所云：“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蓄而人有之。”④嘉靖三十一年清白堂所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凡例》声称：“大节题目俱依《通鉴纲目》牵过，内诸人文辞理渊难明者，愚则互以野说连之，庶便俗庸易识……句法粗俗，言辞俚野，本以便愚庸观览，非敢望于贤君子也耶！”⑤这里说得很清楚，《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为“俗庸”而不是为“贤君子”所编的，“以便愚庸观览”，因而句法粗俗，言辞俚野。不过，前期的小说价格较高，关于这方面的现存资料很少，明代钱希言《桐薪》卷三记载，武宗正德时期《金统残唐记》“肆中一部售五十金”⑥，此说恐不可信，然而，我们从明代前期其他书籍的价格可以加以推断，例如嘉靖时刊本《李商隐诗集》六卷值四两银⑦，如此看来，小说刊本也是价格不菲，下层读者当无力购买，所以他们参与小说传播的形式主要是以听说书或以抄写、租赁等为主，真正购买小说刊本的应该不会很多。
　　笔者认为，从小说刊本读者的角度来看，明代前期主要由中上层商人、士子构成读者主体。先说士人读者，受小说观念等多种因素影响，士人阶层应该是从万历中后期才大量参与到通俗小说的编撰、评点、序跋、刊刻等活动之中，不过，在此之前，轻视通俗小说的观念并没有影响他们对小说的阅读兴趣和阅读行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嘉、隆间一巨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⑧万历十五年金陵万卷楼所刊《国色天香》卷四《规范执中》篇标题下注释云：“此系士人立身之要。”卷五《名儒遗范》篇标题下注释云：“士大夫一日不可无此味。”可见，《国色天香》、《绣谷春容》、《万锦情林》等杂志型小说选本是书坊为满足士人群体的阅读需要而编刊的。书商周曰校在万历十九年所刊《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识语中也指出：“此编此传，士君子抚养心目俱融，自无留难，诚与诸刻大不侔也。”⑨这些都表明，在17世纪之前，士人群体是小说的重要读者。
　　再看商人阶层。陈大康认为，嘉靖、万历朝通俗小说的主要读者群应该是既有钱、同时文化程度又很不高的商人⑩，笔者基本同意此说，不过值得提出的是，明代前期通俗小说的读者应以中上层的商人为主，对于小商人而言，一、二两银子甚至更高的小说价格也远远超出他们的购买能力。
　　第二，在明代后期的读者队伍中，随着下层读者的大量介入，市民群体、商人、士子共同构成通俗小说读者群体，其中，以下层百姓的数量最多，最为引人瞩目，当为后期读者阶层的主体。崇祯间王黉《开辟衍绎叙》交代此书编刊原因时认为，对于“开天辟地、三皇五帝、夏、商、周诸代事迹”，“民附相讹传，寥寥无实，惟看鉴士子，亦只识其大略”，所以编刊此书，“使民不至于互相讹传矣，故名曰《开辟衍绎》云。”(11)在这里就提到，“士”与“民”均为小说的读者。
　　我们根据小说序跋考察明代通俗小说读者阶层的微妙变化。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所附庸愚子序称：“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12)到万历十九年，周曰校在所刊《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识语中，还嘱目于“士君子”之类的读者阶层，但是后期的《三国》刊本，如崇祯时梦藏道人《三国志演义序》则两次提及“愚夫愚妇”、“愚夫妇”：“正欲愚夫愚妇，共晓共畅人与是非之公。”(13)“愚夫妇与是非之公矣。”从小说序跋来看，在万历中期以前，虽然也有提及“愚夫愚妇”，如《大宋武穆王演义序》(14)，不过，万历中期以后的序跋中则频繁出现这种对下层读者的称谓，如，万历末林瀚《隋唐志传序》云：“（编撰《隋唐志传》）使愚夫愚妇一览可概见耳。”(15)明末大涤余人《刻忠义水浒传缘起》云：“以此写愚夫愚妇之情者。”(16)乐舜日崇祯时撰《皇明中兴圣烈传小言》称：“使庸夫凡民亦能披阅而识其事。”(17)这些都显示出明代后期大量下层读者参与到通俗小说的阅读与传播领域。
　　二、读者阶层与明代小说的通俗化趋势
　　
　　作为明代小说读者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下层读者的参与对小说创作与刊刻带来深刻的影响，小说通俗化甚至俚俗化的趋势就是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尤其是明代后期，下层市民群体逐渐成为小说读者的主体构成，加速了小说通俗化的进程。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称：“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18)从其编刊目的来看，注重下层读者需要，以求“嘉惠里耳”，这种创作目的推动了明代小说创作与刊刻的通俗化趋势。
　　从小说刊本的文体形式来看，在某种意义上，按鉴创作、语言通俗的演义体小说就是适应这种需求而产生的。《五杂俎》云：“《三国演义》与《钱唐记》、《宣和遗事》、《杨六郎》等书，俚而无味矣。何者？事太实则近腐，可以悦里巷小儿而不足为士君子道也。”(19)这条资料说明小说拥有不同的读者阶层，同时，也反映了不同阶层的读者具备不同的审美趣味。随着越来越多下层读者的加入，他们的阅读需求和审美趣味必然在通俗小说刊刻中有所体现，这对演义体小说的大量刊印带来一定的推动作用，正如万历时余邵鱼《题全像列国志传引》所言：“抱朴子性敏强学，故继诸史而作《列国传》……且又惧齐民不能悉达经传微辞奥旨，复又改为演义，以便人观览。”(20)
　　从通俗小说刊本的描写重心来看，也呈现出通俗化的趋势。以明末“三言”、“二拍”等小说为例，在这些作品中，小商人、不得意的书生等市民群体占据突出的比例，蒋兴哥、卖油郎秦重、程宰等，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小商人形象，小说描摹他们的婚姻、家庭与生活经历，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三言”、“二拍”中也有大量作品描写读书人的生活尤其是社会地位、文学修养不高的下层文人的生活。明末所刊话本小说中出现包括小商人、下层文人在内的诸多市民形象并非偶然，小说读者主体构成由前期的中上层商人、士子而变为下层市民，作者、书坊主应对这种变化，在编刊小说过程中，注重贴近市井生活，适应市民需要，因而带来小说刊本描写重心的变化。
　　从小说刊本的注释（包括释义、音注等）来看，也体现出通俗化的趋势，笔者以历史小说与公案小说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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