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元代，纸币的使用更为普遍，几乎形成一统天下之势。纸币成为金融流通领域中的主币，是惟一被官府承认的货币。——蒙古人在入主中原之前，也曾使用金银、铜钱等金属货币。立国后则采用汉法汉制，颁行钞法，确立纸币本位制，参用白银。然白银的使用并不普遍，朝廷曾铸造五十两一锭大银，称为“元宝”，主要用于爵赏赐功及大宗交易⑦。至于铜钱，虽然元代历朝也鼓铸若干蒙汉文钱，然数量不多，流通不广。在实行钞法之后，朝廷更屡申用钱（铜钱）之禁，并多次下诏收缴铜钱、铜器；连同白银也在禁用之列。

     纸钞的发行使用则贯穿有元一代。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发行“中统元宝交钞”，同年又发行“中统元宝宝钞”。前者又名“丝钞”，以“两”为单位；后者则以“贯”、“文”为单位，由十文、二十文、三十文，直至一贯、二贯，共分十等。此后又颁行“至元宝钞”、“至大银钞”、“至正交钞”等。其中“至大银钞”的单位仿照白银，按“两”、“钱”、“分”、“毫”、“厘”等标志面额，由二厘至二两，共分十三等。故阅读元代文献（包括文学作品），其中言及货币，曰“贯”、曰“两”（有时又以“锭”称，详下），其实都是指纸钞。

     例如，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一载有《贤母辞拾遗钞》一文，述一村民卖菜时“拾得至元钞十五锭，归来奉母”。母亲疑是偷来，质问他：“纵遗失，亦不过三两张耳，宁有一束之理？”迫其送还失主。——通过文中“三两张”、“一束”等语，可以清晰看出这“至元钞十五锭”显系纸币。只是以“锭”为纸钞单位，却又令人费解。

     其实，元代发行纸币，有一套周密完备的法度，由朝廷设“钞卷提举司”以司其事，宝钞作为唯一的法偿货币，与白银挂钩；学者将其定位为“虚实相权的虚银本位制”⑧。故以“锭”计钞，也便不足为奇。至于一锭钞价值几何，却又其说不一。清人钱大昕《养新录》解释：“元时行钞法，以一贯为定（锭）。”不过钱氏此说恐怕并不准确。据今人考证，钞锭仿银锭之制；元代白银以五十两为一锭，钞亦仿此，以钞五十贯（或钞五十两）为一锭。只是银、钞比价随时而变，一般而言，钞价较高时二贯（或二两）钞合银一两，即钞一锭合银二十五两。至延祐间，因钞法大坏，中统钞二十五贯才合银一两，即钞值降至一锭合银二两。新发行的至元钞则要高出不少，五贯钞合银一两，即钞一锭合银十两⑨。——《贤母辞拾遗钞》中的小贩拾得“至元钞十五锭”，那是个很大的数目，理当引发母亲的疑惧。

　　纸钞以“贯”、“文”计算的情况，可以从文学作品中见出。元人郑廷玉所撰杂剧《看钱奴买冤家债主》，搬演书生周荣祖赶考落第，无奈将亲生孩儿卖与暴发户贾仁。悭吝的贾仁只肯出“一贯钞”身价，并说：

　　　一贯钞上面有许多的‘宝’字，你休看轻了。你便不打紧，我便似挑我一条筋哩！⑩

这里所谓“一贯钞上面有许多‘宝’字”，既是对贾仁悭吝心理的嘲讽，也是对元代宝钞形制的真实描述。即以今日所见一贯面额的中统钞而言，其形状为长方形，纸质，上面除了印有“中统元宝交钞”、“壹贯文省”等字样外，尚有“中统元宝，诸路通行”、“中书省奏准印造、中统元宝宣课差役内并收不限年月诸路通行”、“元宝交钞库子，攒司”、“中统年月日元宝交钞库使副判印造库司副判”及“至正印造元宝交钞”等字样，确有“许多的‘宝”字”。

　　《看钱奴》提供的元代货币信息还不止这些，该剧元刊本第二折中周荣祖指斥贾仁利用解典库（当铺）重利盘剥的一段唱词道：

　　【滚绣球】典玉器有色泽你写没色泽，解金子赤颜色写着淡颜色。你常安排着九分厮赖，把雪花银写做杂白。解时节将烂钞揣，赎时节将料钞抬，恨不的十两钞儿先除了折钱三百，那里肯周急心重义疏财！……【脱布衫】那一个开解库的曾受宣牌？这是你自立下条划，你做的私倒金银买卖，子是打劫我小民山寨。……11

    曲中所谓“解时节将烂钞揣，赎时节将料钞抬”，是指贾仁将价值低廉的“烂钞”给付典当者，而在对方赎取典当物时，收取价值高的“料钞”。——“烂钞”又称“昏钞”，是指流通日久、字迹模糊的破旧纸钞；“料钞”则指以丝料为合价标准的纸钞，在此意为足额新钞。《元典章·钞法·昏钞》规定，可“以昏钞易换料钞”，然价值上须打折扣。至于“十两钞儿先除了折钱三百”，则反映了元时纸钞贬值、收取时要扣除“折钱”的现象。此段唱词还可以佐证金银等贵金属在元代一般不直接进入流通领域，只可作为贵重物品，在“解典库”中抵押；而“私倒金银”则被视为犯法行为。

　　元代普遍使用纸钞的情况，还可以从外国文献中得到印证。一是元时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行纪》“叙州”一节中记录说：“……沿河行此十二日毕，抵一城，名风古勒，……彼等善战，而用纸币，自是以后，吾人遂在用大汗纸币之地矣。”12此后作者每至一地，总要不厌其烦地记述该地“使用纸币”、“臣属大汗，使用纸币，不用其他货币”……这里的“使用纸币”、“不用其他货币”等语，将元代的币制情况描述得再清楚不过。

　　另一件外国文献是二十世纪末韩国发现的“原本”《老乞大》，这是一部供朝鲜人学习汉语之用的实用性书籍13。该书在朝鲜版本颇多，然据学者研究，此“原本”的撰写时间，相当于中国元代。书中展示了一位高丽商人与中国商人结伴来华所经历的种种日常生活场景，不但内容丰富生动，而且采用了活泼的对话体，以纯正的中国北方官话记述。书中保存了大量元代语汇及经济文化信息。试摘取其中叙述马匹交易的一段对话，来看当时的货币使用情况：

     你这马，好的歹的，大的小的，相滚著要多少价钱？

     一个家说了价钱，通要一百二十定钞，你说这般价钱怎么？

     ……

      罢，罢，咱们则依牙人的言语成了者。既这般时，价钱哏亏著俺。只是一件，烂钞不要与俺，好钞那般者。

      烂钞也没，俺的都是好钞。

     ……

     我写了这一个契也，我读你试听：辽阳城里住人王客，今为要钱使用，别无得处，遂将自己元买到赤色骟马一疋，……卖与直南府客人张五永远为主。两言议定，价钱中统钞七定。……成交已后，各不许番悔；如先悔的，罚中统钞一十两与不悔之人使用无词。……14

　　以上引文，真实生动地展示了元代经济生活中使用纸钞的状况。尽管元代后期，因政府滥发纸币而引起社会混乱，且直接导致经济崩溃及元朝覆亡；然而纸钞轻便易携的特点，仍得到百姓尤其是商贾的肯定。以致明初朝廷欲恢复使用铜钱，竟遭到民间抵制；“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便用钱”15。

     仍回到话本诞生年代的话题。笔者以为，从元代的货币使用史实可知，《十五贯》产生于元代的可能性最大。故事的原创者生活在一个不用铜钱、唯使纸钞的时代，在讲说故事时，正无须就十五贯的币制形态多作解释；读者（听众）也都心下了然，不致产生误解。而这样的时代，除了元代，别无他选。

     然而这一故事流传至明代，尤其是到了明后期，货币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史载，明洪武七年（1374），朝廷承元制颁行钞法，欲以宝钞为主币。然因措置不当，结果宝钞逋一发行，钞值便一路下跌。至嘉靖（1522～1567）初年，已是“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16。这种情况，至冯梦龙编辑“三言”的晚明之世，一直不曾改变。

     通俗小说的编纂者不是经济史专家，其对二百多年前的胜朝货币制度懵然无知，是无足深怪的。他无从得知一篇元代话本中的“十五贯”钱，乃指当年通行天下的纸钞，而非今时使用的铜钱。何况今时市面上的铜钱，多半为零用，数额稍大者统用白银；这很容易令改编者忽视大宗铜钱的重量和体积。于是原创故事中一叠轻盈易携的纸币，在明人的笔底便被想当然地描述成十数贯铜钱，沉重地压在小说人物肩上。几百年来，没有哪位读者就此提出疑问，这也说明，此种情况确实是极易被忽视的。

　　设若原始故事中十五贯确实是纸钞，这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故事中刘官人和崔宁的钱款竟能巧合无间，“一文不多，一文不少”。纸币以“贯”为单位，本身是整数；两人同时拥有相同数目的纸钞，这种巧合的机率是很大的。崔宁身上即便还携有零散川资，亦可不计在内。但若换为铜钱，则很难凑巧到一文不差；人们往往对《十五贯》故事的真实性抱有怀疑，原因也正在这里。

　　尽管行文至此，我们已对《十五贯》的疏漏成因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并为该作始创于元代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证据；但仍不能避开这样的质疑：你的结论悉皆出于推理，而此类因朝代更替、币制变换而在文献中“改窜”货币形态的事例，在实际的文本嬗递中究竟有无旁例？——例证恰恰有一个，仍来自前面提到的朝鲜汉语教科书《老乞大》。如前所叙，《老乞大》在朝鲜有多个版本，然在“原本《老乞大》”发现之前，人们所见到的，多半是经后人翻译、注音的整理本。在这些晚起版本中，原本中的语言辞汇、名物制度多有改变。即以朝鲜中宗年间（约与中国明正德年间同时）由该国学者崔世珍注音翻译的本子为例，同样是那段马匹交易的文字，已被改为如下面貌（按：带下划线者为崔本所改文字，圆括号内是原本《老乞大》原有文字；方括号内是崔本所增文字；尖括号内是原本有而为崔本删掉的文字）：

     你这马，好的歹的，大的小的，相滚着（著）要多少价钱？

     一个家说了价钱，通要一百四十两银子（一百二十定钞），你说这般价钱怎么？

     ……

     罢，罢，咱们则依牙家（牙人）的言语成了罢（者）。既这般时，价钱还（哏）亏着我（著俺）。只是一件，低银子（烂抄）不要与我（俺），好银子（好钞）那般与我些（者）。

     [咳]，低银（烂钞）[我]也没，我（俺）的都是细丝官银（好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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