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代文学的社会文化背景研究
长期以来，对于元代文学发展的社会背景，人们只关注元杂剧兴盛的社会原因的研究，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论著，而从总体上研究元代文学的社会背景的论著却不多。我们在这里做一追述和评论。
对于元代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本世纪初就已开始。20年代初，胡适就在他的《国语文学史》的第七章中说：元统一全国，“文化上的分裂依旧存在。南方仍是中国古文化的避难地，种族上没有起什么大变化，所以文化上也没有大变化。北方就不同了，……民族的迁徙和人种的混合又发生了无数的变化。若从中国旧文明的上面看起来，北方自然不如南方了：中国哲学的中心和旧文学的中心，从此以后，永不在长江流域以北了。但从大处着想，北方也不曾吃亏。……民族的迁移与混合，把北中国的语言打通了，使北中国的语言渐渐成为一种大同小异的语言，使中国的国语有很伟大的基础。……旧文学跟着旧文化跑到南方去了，旧文学在北方的权威渐渐减少；对于那些新来的、胜利的、统治的民族，旧文学没有权威了。……在这个旧文学权威扫地的时候，北方民间的文学渐渐的伸出头来，渐渐的扬眉吐气，渐渐的长大成人了。”（《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第124—125页，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这是对元代文学转型的社会背景分析，涉及到了政治、文化、民族、哲学，以及语言方面的问题。1927年，陈垣发表在《燕京学报》上的《元西域人华化考》第八卷，则从另一角度论述元代文学的社会背景，他说：且元时并不轻视儒学，……又并不轻视文学。延祐五年七月，加封屈原为忠节清烈公。致和元年四月，改封柳宗元为文惠昭灵公。后至元三年四月，且谥杜甫为文贞。其崇尚文儒若此。他是持元代文化全面繁荣说的，故所论与胡适不同。三四十年代，由于民族危机日深，加上社会学方法的引入，文学史家在讲元代文学的社会背景时，多强调民族矛盾和民族压迫。钱基博的《中国元代文学史》援古代夷夏之辨的观念，对诗文作家进行排队和褒贬。（1993年中华书局整理本《中国文学史》第757—758页）。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更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说：元代“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造成了当代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当日，被征服的诸民族里，最受压迫的要算是汉人了。在这样的统治下，那些君主王公只知掠夺土地与金钱。除了尽量享受汉人的物质生活，和施行便于统治与组织的制度以外，对于文化的建设与发扬，自然是很少顾问的。”“当日蒙古统治者压迫儒生以及他们在当日地位之低微，是可想而知的。这使中国的学术思想，沦入了黑暗时期。”刘大杰进而认为，正是在这样的政局下，城市经济发达，外来文化影响，促使社会环境发生激烈变化，从而使旧的精神意识、习惯信仰动摇或解体，市民文学得以发展，出现了元曲的繁荣。也使得古文诗词，跳不出唐宋诸大家的圈子（1963年版第765—767页）。他的理论，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一直被沿用着。1944年，《图书月刊》第三卷第三、四期上还发表了邵心恒的专题文章《元代的文学与社会》，但文章基本是就元曲与社会的关系讲的。
60年代出版的两部代表性的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出版）和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也都是运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分析法来论述元代文学的社会背景的，只是较之刘大杰论述得更为充分。以游国恩本为例：作者首先肯定了元朝的统一促进了国内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藏。因为元代杂剧、散曲和诗文作家，有不少是少数民族。以下则依次谈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文人的备受歧视和思想苦闷，崇尚儒学，提倡理学以进行思想统治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利用宗教麻痹人民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而后则谈到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以及海运漕运和中西交通促进了城市的发展，由此为戏曲的发展准备了条件等（第171—178页）。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这成为权威的也几乎是唯一的说法。1978年，台湾出版了包根弟的《元诗研究》（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该书第一章《元诗发展之背景》，在政治环境中讲了蒙人之汉化政策，北方汉军将领之重视文教，道教之庇护士子，和学术思想之自由。在社会及学术风气中讲了书院制度之普及，理学之兴盛及对诗坛的影响，以及书业之发达等（第1—41页）。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与上述权威说法不同的意见。到80年代，这种权威理论开始动摇。80年代中期，一些人对这种观点直接提出批评，如《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 期就发表了张玉声的文章《正确认识元朝文学发展的社会原因—与〈中国文学史〉作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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