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心灵轨迹，传导出时代变化的动律。”1996年第2 期《博览群书》也发表了王星琦写的书评。1996年出版的章培恒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分析元代文学的历史背景时，除了政治的、哲学的、文化的影响外，特别关注经济尤其是商业经济的冲击对文学的影响。对于长期以来学界强调的元代的民族压迫与政治黑暗，作者也要求客观看待，说：“尽管元朝政治、经济存在着若干倒退的现象，但也有一些前代所没有的积极因素，这既表现为由于蒙古入主中原带来了某些文化的‘异质’，给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增添了新的成分、新的活力，也表现为由于意识形态控制的放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以及蒙古统治者某些为自身考虑的政策，从反面造成了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效果，从而，在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诸方面产生了一些引人瞩目的特点。”作者还说：元代社会一个重要的、与文学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现象，是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对科举的轻忽，使得大批文化人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上的前途，从而也就摆脱了对政权的依附。他们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而存在，通过向社会出卖自己的智力创作谋取生活资料，因而既加强了个人的独立意识，也加强了同一般民众尤其是市民阶层的联系，他们的人生观念、审美情趣，由此发生了与以往所谓“士人”明显不同的变化。而即使是曾经步入仕途的文人，其中不少人也存在与统治集团离异的心理，并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情趣同样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这对元代文学的发展具有关键的作用。这一时期元代文学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论文，有《郑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左东岭的《元代文化与元代文学》，《东岳论丛》1996 年第3期乔光辉的《元文人心态与文学实践》， 另外《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 期郭预衡的《文变染乎世情——研究元代文章的一些想法》也讨论了背景问题。左东岭认为，谈元代文学的文化背景不应只留意民族歧视，“因为形成元代文人心理状态的决非民族歧视一端，而是两种文化撞击的结果”。他认为在元朝建立以前，蒙古已建立起横跨欧亚大陆的四大汗国，“故其吸收的文化因子乃是中国、印度、大食及欧洲的杂糅，因而元蒙定鼎中原之后，始终未能完全纳入中原汉文化体系”。由于文化的差异而造成文人对朝廷的离心力，使得他们“或闭门读书讲学以持节操，或混迹于市井勾栏创制杂剧等俗文艺以滑稽混世，或退隐于山林岩穴以啸傲江湖，由此也孕育出有元一代文人的变态心理结构。”文章分别分析了元代诗文、杂剧、散曲作家的心理状态，并特别分析了元末东南诗文作家的心态。应该说，这在当时是颇具新意的。乔光辉的观点与左东岭有某些近似，他认为“元统治者对汉民族传统思想非常生疏且接受迟缓，元蒙在入主中原前就形成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他所吸收的是波斯、印度及欧洲文化的杂糅。元统治者对于汉民族心理及汉民族长期形成的一套封建政治制度颇为隔膜，不但未被纳入中原文化体系，相反地却欲把中原文化纳入欧亚杂糅的文化体系，因而采用了他们习惯采用的措施来统治中原。这是中原儒生产生共同心态的背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一部分文人被迫放弃传统文人的清高傲气而遁入市民中，与妓为伍，探索出实现自身价值的新道路，元杂剧因而兴起；用世思想的不可能实现，文人便转向超现实的追求，“内道”片面发展促使神仙道化剧的大量涌现；上层贵族对元政府的盲从与闲逸导致元诗宗唐得古之风的形成及孝子节妇题材作品的出现；少数民族作家群心态的汉化及其作品的激增。作者认为这几点决定了元代文学的总体概况。学者们似乎对当前的元代文学的文化背景的研究状况不甚满意。李修生《元代文学研究刍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增刊）从文学史方法论的角度提出，对宋金元文学应放在同一时间和空间中进行横向考查；元世祖忽必烈的影响，是研究元代文学必须重视的问题。他谈的是方法论问题，其实也是考虑元代文学时必须特别注意的两个重要的社会文化背景问题。李佩伦《元代文学研究观念新探》（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中国语言文学》第一辑，1992年出版）则说：明清以来，在日益严重的“华夷大防”偏见的观照下，评价元人的出处选择，涉及到了人的气节、品格，影响到了其作品的社会与美学的评价。对于研究现状，他认为目前“横向考察，元代文学研究尚未广开门径，未与哲学、史学交流沟通；纵向考察，……元代文学研究领域内部，多是单项开掘，封闭一隅。虽是钩深入胜，总觉格局局促”。所论也是要求重视背景研究，并对社会背景研究所持的观念提出了看法。
90年代的元代文学的社会文化背景研究，似乎是不约而同地寻求元代文化中与以往中国文化不同的特质，进而分析由此造成的元代文人不同于以往中国文人的心态，最终探索中国文学史在元代发生嬗变的表层的和深层的原因，并对这一嬗变作本质的把握。
元代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是一个复杂的难度很大的研究课题。元代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这一课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这一研究在90年代有了大的突破。研究还在进行，我们期待着新的突破。
三、对于元代文学基本特征的认识
对元代某一文学样式的特点作独立的说明，古已有之。但对元代文学的基本特征作总体的综合的说明，则是近十几年才有的。如果一定要向前追溯的话，则1931年商务印书馆印行的胡怀琛的《中国文学概要》有《辽金元文学变迁的大势与特点》一章，他所谓的元代文学的特点，一是蒙古语或其他外国语夹入汉文中，二是通过马可波罗等中国文化传遍欧洲（第126页）。以今天的眼光看， 很难认可他谈的是文学的特点。从世纪初到今天，都有人把传统文学的衰落和俗文学的兴起看作元代文学的特点，但那应是元代文学发展的趋势。有元一代文学的总体特征之所以少有论述，原因也是很清楚的：在本世纪以前，戏曲、小说作为小道不被大人君子们正视，算不得文学；本世纪初戏曲小说被认为是有元“一代之文学”后，元代诗文等传统文学的成就不被肯定，三四十年代虽有关于诗文研究的著作，并对诗文成就给予关注，但却极少对元代文学作总体的综合的研究与评价。4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元曲一直被认为是元代文学中的一枝独秀，传统文学不被重视。全面认识元代文学的成就是近十几年的事，那么自然，对元代文学整体特征的概括与阐述，也只能是近十几年的事。元代文学各体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要指出其不同点很容易，要寻求元代文学的总体特征则很难。于是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考查和阐述。李修生从一代文学的发展形势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在《元代文学研究刍议》一文中，他指出由于对元曲以外的文学形式研究不够，而影响了人们对元代文学整体面貌的认识，要求加强这种综合性的研究。他认为：元代文学最重要的特点是：各种文学样式得到全面发展。接着他历数了各体文学在元代的发展。
有的研究者在寻求元代文学异中之同时，把眼光转移到有元一代文学的某些共同背景和各类文人共同的心理状态上来。如左东岭《元代文化与元代文学》一文，就指出形成杂剧、散曲、诗文等各不相同的风貌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文人心理：由于文化的隔膜而形成的文人与朝廷的离心力。只是由于这种离心而使诗文作家走向自我封闭，于是形成了元代诗文的特点；这种离心力表现为愤激与批判，形成了杂剧的风貌；
表现为无忌地张扬个性，就形成了散曲的特色。章培恒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指出了杂剧和散曲受城市经济和市民意识的影响，而这种世俗的观念也渗透到诗文特别是后期诗文中去，于是诗文中也表现了与元曲中近似的精神，如富于世俗生活情调，讴歌城市的繁荣和人生的享乐，自我意识的觉醒等（第8—17页）。陈文新在《中州学刊》1989年第1期发表了《追求雄健奇崛——元明之际文学的主导风尚》，则从文学风格方面认识元末这一时期的文学特征，他认为在元明之际，小说、戏曲、诗文等文学的各种样式，都有一个共同的风格追求，即雄健奇崛，其中又以小说为突出代表。
周惠泉则从多元文化融合的角度认识元代文学的特征，在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话·辽金元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代序《辽金元文学·民族融合的结晶》一文中指出：辽金元三代，在我国历史上是民族迁徙、民族交流空前活跃的时期。……民族文化融合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大大加强。由于北方民族文化、包括诗歌音乐的南渐，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因子和活力，促进了中国文学的蜕变、更新和发展。正是从辽金元时期开始，传统文学样式独领风骚的格局已经不复存在，新兴的文体开始崛起并走上文坛中心，通俗化、大众化趋势成为文学发展的重要流向。周惠泉的看法，受到学术界的充分肯定和重视。刘兴汉在《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5期发表《学术性与大众化的融合》， 认为周惠泉的观点：“突出地表现了我国文学在多元文化优势互补中整合更新的历史趋势”。邓绍基也在《北方论丛》1999年第5 期发表《关于〈辽金元文学史话〉的一点感想》，对周氏的看法给予高度肯定。对元代文学的总体面貌进行概括，是必要的，但同时也是很困难的。尽管学者们呼吁重视这一研究，但至今没有大的进展。对元代文学的特征作出令人信服的概括，这是摆在元代文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艰巨的任务。李修生在《文史知识》1998年第9期发表的《元代文学的再认识》一文，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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