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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良知到性灵 ——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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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1: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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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亦必不为文中之乡愿，以真人而为真文。”（注：《珂雪斋集》卷一○。）在小修眼中，圣贤虽佳，含蓄蕴藉虽优，却已成昔日黄花，无可再得。当文坛上横生一片黄茅白苇之乡愿时，则“直摅胸臆”之狂狷便不得不取圣贤而代之。小修说此种变化之原因是“时也，势也”二项，这其中当然包含有文学自身“由含裹而披敷”的发展趋势，但同时也具有因时代变化而导致士人心态变异的原因，中郎在论小修诗文之酣畅淋漓特征时，曾特举屈原为例说：“且《离骚》一经，忿怼之极，党人偷乐，众女谣诼，不揆中情，信谗赍怒，皆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穷愁之时，痛哭流涕，颠倒反复，不暇择音，怨矣，宁有不伤者？”（注：《叙小修诗》，《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屈原的《离骚》之所以有“怨”“伤”特征，并形成其“忿怼之极”的狂狷色彩，并非作者对此有特别偏好，而是在身处“穷愁之时”，造成了“痛哭流涕”的情感状态，于是便形成了“不暇择音”的怨与伤的结果。在中郎看来，先有了时代的变异，引起了作家心态的变异，最后才会形成有违文之圣者的狂狷风格。屈原是如此，小修与整个公安派的情形亦当作如是观。公安派对诗文狂狷风格的欣赏，正是他们人格上认同于狂狷的必然结果。而他们狂狷人格的形成，虽与自身过人的才气以及对现实的愤激密不可分，同时也与王学传统直接相关。狂者精神本是心学的一大特色，阳明本人曾当着众弟子的面，挥笔写下“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注：《月夜二首》其一，《王阳明全集》卷二○。）的有名诗句，表现出毫不掩饰的豪杰气质。阳明之后，此种狂狷精神便不断被心学弟子发扬光大，王畿继承了阳明狂者的衣钵自不待言，由心斋开创的泰州学派则更是一个狂者辈出的心学流派，颜山农、何心隐、罗汝芳之辈，均为明代历史上出名的狂士，而龙溪与心斋二派的融合，最终孕育出一位以狂放出名的大怪杰李贽，并对晚明士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公安派生活于如此时代，并与心学诸人有过密切的来往，则他们形成狂狷的人格，并写出有违传统审美风格的诗文，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上述三方面的论述中，便不难来论定公安派文学思想的位置了，它是处于心学思潮与时代变异交结点上的产物，因而也就显示出既有浓厚心学色彩又有巨大变化的复杂特征。由于王学为当时士人提供了超越现实环境的理论途径，因而公安派也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它作为自我人格的支撑；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他们又不得不对心学价值观作出必要的修改与补充，从而形成其鲜明的流派特征。其实，早在清代便已有人指出过心学与性灵文学思想的密切关系，陈仅曾说：“诗本性情，古无所谓‘性灵’之说也……‘性灵’之说，起于近世，苦情之有闲，而创为高论以自便，举一切纪律防维之具而胥溃之，号于众曰：‘此吾之性灵然也。’无识者亦乐于自便，而靡然从之，呜呼！以此言情，不几近于近溪、心隐之心学乎？夫圣人之定诗也，将闲其情以返诸性，俾不至荡而无所归。今之言诗者，知情之不可荡而无所归，亦知徒性之不可以说诗也，遂以‘灵’字附益之，而后知觉、运动、声色、货利，凡足供其猖狂恣肆者，皆归之于灵，而情亡，而性亦亡。是故圣道贵实，自释氏遁而入虚无，遂为吾道之贼。诗人主情，彼荡而言性灵者，亦诗之贼而已矣。”（注：《竹林诗话》， 见《清诗话续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2页。）陈氏的态度略显迂腐，论述也说不上透彻，但他却把几个重点指出来了。他认为诗之所以言性，是要使情返归于性，而晚明诗人不言情而言性灵，是为了便于其“猖狂恣肆”，亦即毫无拘束地表现自我。而文学领域中这种不言情而言性灵的现象，是与哲学上的由圣学而入于释氏之虚无为同一性质的。在宋明理学中，程朱理学是讲格物、重修养的“实学”，而阳明心学则大有返实入虚的趋势，尤其是阳明后学，将禅学引入心学中，以佛道之空无而剔除良知之天则，从而认知觉为性体，遂决名教之堤防。而无论是哲学还是诗学，均为儒道之“贼”，只不过哲学为“道之贼”，而诗学为“诗之贼”而已，但究其实质，又均可称为“德之贼”，因为它们都将“知觉、运动、声色、货利，凡足供其猖狂恣肆者，皆归之于灵”，从而既破圣教大防，又破诗教之大防。陈仅的目的当然是卫道，但他却歪打正着，指出了阳明心学与公安派性灵说之间的必然联系。因此可以说，若欲深入理解性灵诗观之特征内涵，便必须究明其与阳明心学之关系。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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