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创作，多元并举的背后是焦虑与困惑共存，相对沉寂，日趋边缘。而走向自觉的诗歌批评却在沉潜与喧哗中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批评家和诗人们对诗歌精神、诗歌资源、表现形式、写作技艺、语言策略等方面的研讨，使80年代业已取得丰瞻成果的诗歌批评，继续在批评的深度、广度和力度上不断拓展，以其优卓的表现，为推进新诗创作和理论建设作出了不容置疑的积极贡献。
特定时代语境中的诗歌精神求索
任何文学批评，都应该而且必须基于文学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语境，透过文本生成的具体语境解读或重建文本的意义，实现“历史的文本化和文本的历史化”。脱离特定时代语境的批评，无论其“体系”如何圆满，都是自恋性的失根的批评。价值失范、精神匮乏、大众文化甚嚣尘上的90年代的特殊历史语境，注定了这一时期诗歌创作在杂乱无序中依然显现着个人化、多元化、浮躁化等特点；而这一时期的诗歌批评，在进入复杂的时代境遇和历史语境之中建立更能够彰显本土化、文本化、生命化、历史化的诗学时，必然不由自主地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当代诗歌精神建设的追索。这既是诗歌写作本质的要求，也是诗歌批评的必然走向。因为“诗歌表达应是人类不同层面一定意义上的精神价值取向，诗歌表达的内在精神气质本身也是一定时代人的精神气质的体现，对这种积极的精神气质的追求同样是诗歌和人的本质定义”。①对90年代特定语境下的诗歌精神建设的自觉追索，不仅成为许多批评家持续关注的一个焦点，而且成为构建当代诗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19世纪以来风行于西方现代诗歌的两大精神主题——社会批判和人本主义精神的张扬，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写作和批评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90年代的中国，在市场化大潮的冲击下，旧有的许多观念、信条、原则、规范等都极大程度地遭到了质疑甚至颠覆，面对物化严重的消费声浪，肇始于80年代的“先锋情结”依然弥漫于诗坛，而过度张扬“个人主体”的自我中心价值体系定位，又导致了90年代诗歌写作对社会责任、历史良知和社会批判精神的某些缺失；加上不少诗人不屑或不愿对自身精神品格进行提升，纷纷陷入诗歌语言和技艺探险的困境之中，在更加纯粹的私人化的语言、技术打磨中，大量的诗歌文本成为知识或语言的繁衍物，诗歌与读者更加疏远。针对诗歌写作中“精神钙质”的大量流失和诸多诗人在现实中“失意的栖居”，对于诗歌创作中以维护诗的独立尊严为借口而对现实有意的回避、疏远甚至隔膜，不少优秀诗人已经开始意识到：对大众生存、社会公正和人的尊严的关注，似乎从来没有像这一时期变得那样急迫与严峻，诗歌写作必然要直面一个时代及其主体生命的层面，要在诗意化的揭示、呈现中，确立该时代的价值、尊严、情感、意志和审美等立场和精神，以诗歌特有的方式抵达对该时代命名的一种精神向度。而批评家们则充满自信地站在理论的高度，通过对这一时代独有的文化特征的考量，通过对90年代诗歌创作的宏观考察和微观透视，对重建诗歌精神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
针对物欲化影响深重的诗坛，如何实现诗歌此岸与彼岸间的理想救赎，刘翔提出了“新理想主义”，从“综合性、历史感和现实感、理性、人性深度、悲剧性和批判”②六个层面，阐述了对当代诗歌精神的深入思索；李震则坚决主张打破90年代初诗坛流行的“神话写作”，他认为企望假设的“神”来救赎当代的灵魂，只能像海子那样成为“神”的祭品，而“人性”书写的回归，即从对虚妄的“彼在”的追问向对切实的“此在”的现实境遇还原，可以成为当代诗学精神建构的一个值得关切的向度；王岳川从批判工具理性、历史理性、吁请“人文理性”出发，肯定“真正的诗人在后现代问题成堆中浮现出来，站在这个世界高处。他们思考，反省，求诸内心，反身而诚，以清醒的头脑思索工具理性的异化，以犀利的笔锋挑开历史理性的谎言，终于在人文理性层面发现了自我生命存在意义，发现自我良知的构成，同时发现了清醒的自我对迷惘的世界揭底的重要性”。③而郑敏、白桦等老一辈批评家，更看重如何承继诗歌传统，将自觉的主体“承担” 意识与弘扬儒家传统，能够在当下的语境中得以具体落实。
在“精神的逃亡与心灵的漂泊” ④弥漫的90年代诗坛，当一批“普遍价值失落”的诗人们扎堆地扑向麦田“复制现代农业牧歌”，寻找所谓的“精神家园”时，批评家们很快便发现大量华丽、苍白、雷同的“麦地诗”，其实不过是一种无根的找寻，不过是失意的诗人虚幻的精神乌托邦而已。这种清醒的一针见血的指认，是对诗人精神家园找寻中偏向的有力纠正，它促使诗人们及时地打量先锋诗歌以来诗人心灵高地的失守与固守，提醒其应开始新的集结与突围，虽然突进的目标仍不十分清晰，但前方的隐约召唤却是真实的；而具有某种根性的精神漂泊和逃亡，闪耀在许多诗中，又使其自然地有了某种厚度和大气。诗人兼评论家周伦佑所言不无道理：“诗人是没有也不需要家园的，他天生是自我放逐者，他永远在途中——伟大的艺术精神便是这种途中的历险。”⑤诗歌精神的确立只能也必然存在于诗人对人类心灵的不懈追问与探究的旅途上，存在于他们精神探险和游历的具体文本之中。
诗歌精神的建构，自然离不开诗人生命的建构。似乎从来没有哪个年代像90年代这样，诗人和批评家们如此热情而执著地将目光投向生命存活本身与存在质量方面，在对生命的状态、形式、内核的高度自觉而细密的关注和透析中，厘清了许多生命诗学中杂乱纠葛的矛盾，洞穿了许多复杂诗歌现象遮蔽的实质。如张清华在剖析先锋诗人的对生命存在的关注与迷失中，看到表面热闹的诗歌言说中暴露出的诗人苍白、空洞的精神，以及对现世的疏离和对诗歌人本主义立场背叛，在分析存在主义诗学导致诗歌精神和内部结构的一系列悖论后，提出了“从存在这一终极哲学立场上的适当的‘后撤’，以人本主义与文化批判立场作为其支撑则是可行的”。⑥
针对90年代诗人在片面的生命诗学观念引导下，过多地从冲动、本能、原欲出发，出入焦灼、死亡、命运、性的高峰体验，游走于潜意识和私人感觉的沉迷，“生命获得近乎夸张的珍惜和过于自爱的凝视，以至于对自我生命的抚摸超过了所有外在需求，成为写作的最高目的”。⑦这使得一些诗人和评论家在高度张扬生命价值的探险之旅中，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歧途。陈仲义从清除生命诗学中这些“盲点”入手，“要求在生命本然活跃中，加大生命中的人格力度，亦即抵达非个人化的存在深度。”那样，生命诗学“就不再是纸上轻飘飘的语码，字面上空洞无力的回声，而成为我们肉体和灵魂中的灯盏”。⑧生命诗学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就蕴藏于对日常生活凝神谛听与细腻打量的诗歌文本中，蕴藏于对日常生活与平凡生命的深情抚摸与细细体味之中，在对琐屑与细碎或热情投入或冷静观摩中，完成对生命瞬间或永恒的观照与思索。
与生命诗学密切相关的是诗人对当下的关怀，对社会、历史的自觉承担，如评论家陈超所强调的对“噬心主题”的激情拥抱，亦即通过对生命大人格的确立，来凸显生命的硬度与强度，并借助诗歌实现对人类精神的一种吁请与建构。 但是，“对于诗歌来说，需要建立一种坚决、决绝、不为他事物左右的高蹈精神，但不是一种道德精神，他只能是站在诗本体价值立场上的诗歌的个体精神”。⑨显然，诗评家南野对凌驾于艺术之上的“泛道德主义”主张是保持清醒的距离的，这也正是诗歌摆脱工具化而获得自身自由的必然选择。这一点，许多诗评家在对现在仍然含义模糊的“知识分子写作”产生的背景、旨趣和大量与其理论主张呼应的文本中，敏锐地看到了一代知识分子对精神世界诗性的探索与追寻，看到了不甘于被物化的凡俗生活淹没的知识分子重建诗歌精神的信心和努力，尽管这种努力的路径和方式引起了许多人的质疑，遭遇了种种或深或浅的误解和程度不一的批判，但“知识分子写作”者旨在提升诗歌写作品性的企图是毋庸置疑的，甚至“他们试图用词语去挽留一个思想日渐单薄的时代，它们构成了这种历史状况的一部分，并且多少填补了当代思想的空场”。而读解他们的诗歌便是“读解一部分人的象征行为及其象征意义”。{10}这样睿智的批评，才是真正地洞彻了“知识分子写作”的诗歌精神建设的意图及现实中遭遇误解与尴尬的缘由。也正是像洪子诚、罗振亚、程光炜、陈超等学院派诗评家们大量富有学理深度的批评，拨开了90年代诗坛上虽然争执不已却难以形成真正交锋的关于“知识分子写作”的雾障，使人们看清了“知识分子写作”的精神立场与姿态，以及存在的误区与被误读的原因。
与“知识分子写作”相对，在诗歌和诗人走下神坛，更加人间烟火味的90年代，一种诗歌平民化倾向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青年诗人的作品中，这也反映在他们对语言的反思当中。韩东当年主张“诗到语言为止”，其主旨本来是要把诗从一切功利的目的中解放出来，呈现自己，却被很多诗人做了教条式的理解和机械化操作，他们将语言奉若神明，将诗歌写作演变为语言的技艺操作，陶醉于语言的迷津，将语言降格为取消精神衡量向度，单纯追求语言系统内部操作的快感，出现了大量的语言“空转”，乃至对语言的施暴。对此，周伦佑给出了冷静的批判：“90年代的诗歌写作则要打破这种语言神话，不是不要语言，也不是不重视语言，而是不再把语言看作神圣的中心而迷信它。破除‘语言中心论’便是把诗和诗人从最后一个‘逻各斯’中心的阴影下解放出来，使诗纯然地面对自身。”{11}同样，从90年代的对“民间写作”和“口语写作”的大量的批评文本中，我们也不难看到诗人与批评家们对人本主义和自由精神的追求，而且这种自觉追求越来越成为重建诗歌精神的一个重要而开阔的向度。90年代，不少诗评家们还要为诗歌的社会存在的“合法身份”而摇旗呐喊，如“朦胧诗”的崛起和“第三代”诗歌道路的开辟，都离不开诗评家们的充满激情的“话语权威”的呵护。而90年代，诗歌的生存环境已经大为改观，诗歌批评者自然地转换了批评角色，他们在与诗人一同面对诗歌生存困境和探寻可能的前景。如陈超对先锋诗歌冷静的梳理和打量后，敏锐地指出：“与其说先锋诗人是快意的精神浪子，我宁引另一论，他们是不妥协的异化生存／生命的敞开、洞察者，是诗歌伟大精神共时体和求真意志的发展者，是另一种火焰或升阶之书的铭写人”。{12}
同时，还要看到，在一个普遍主义价值规范失落的“价值中空”时代，也有一些诗人和诗歌批评家们开始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那里寻找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解决的方案，但无论是贝尔的新宗教主义、哈贝马斯的新理性主义还是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出自西方特定时期和视域的既成规范，都与中国90年代具体历史语境有着某些天然的隔阂，难以成为令人信服的精神坐标，很多诗人依然处在一种“在路上”的精神状态。 但这种“在路上”的状态，也为诗歌精神的重建提供了生长的契机，“当一种普遍价值原则匮乏的时候，我们不妨保持这种‘价值中空’的现状而去寻求多元价值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不妨抛弃所有传统和西方既成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价值原则，而走上个人化、多极化的诗歌发展方向”。{13}批评者的这种宏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无疑会自
[1] [2] [3]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