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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地将诗歌精神的建立引向更为辽阔的天地。
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碰撞中找寻出路
置身于全球化时代背景中的年代诗歌写作，随着诗歌交流的日益广泛和便捷，在推进诗歌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西方创作观念、路径、成果和经验等几乎每一个层面，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借鉴和汲纳，各种流派和各类写作，无论是“知识分子写作”，还是“口语写作”，还是“中间写作”，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或机智或笨拙地融汇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的诸多诗学因子，呈现出一种或巧妙或生硬的“杂糅”。批评者们对90年代诗歌写作中的种种“杂糅”或耐心或急躁、或简单或细致的梳理与澄清，自然也就成为90年代的诗歌批评一道道惹人注目的景观。一时间，围绕着诗歌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的碰撞与汇通而进行的诗学建构，因批评者的出发点、立足点和侧重点等诸多的差异，而引起诸多的纷争便不可避免地频频发生。
80年代以来，受急剧变化的社会思潮的猛烈冲击，诗歌界日益淡忘传统、远离自身的文化，尤其饱受音像、广告、时尚快餐文化等熏染的年轻诗人们，在生吞活剥了大量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理论后，在一知半解了西方大师们的文本后，纷纷开始沉迷于新鲜的快感刺激和花样翻新的语言游戏，无论是诗歌资源的利用，还是诗歌语言和技术的探索，都不同程度地陷入无端盲从或浅尝辄止的无序的杂乱之中。对此，著名诗人评论家郑敏急切地指出：“21世纪的文化重建工程必须是清除自己对文化传统的轻视和自卑的偏见，正本清源，深入地挖掘久被埋葬的中华文化传统，并且介绍世界各大文化体系的严肃传统……应当大力投入文化教育，填补文化真空，使文化传统在久断后重新和今天衔接，以培养胸有成竹的21世纪文化大军。”{14}毫无疑问，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重新审视与反思，进而走向广泛、多元的文化、艺术形式整合与创造，不仅推动了新诗创作，也拓宽了批评的文化视域。
其实，所有对传统的变革都不可能简单地与传统一刀两断，不可能彻底地否定传统，不可能虚无地从零开始，而是在传统的承续中变革，并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如何承继和发扬汉诗的优良传统，在当下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理论，以郑敏、谢冕、吴思敬、王光明、陈旭光等为代表的诗评家们做了大量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观点。如在批评９０年代大量诗歌缺乏历史与现实关怀时，谢冕在充分肯定了以朦胧诗为代表的一些具有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的诗歌创作时，真诚地指出：“这些富有历史感和使命感的诗，有相当沉重的社会性内涵，但又通过鲜明生动的语言得以传达。它们并不因理念而轻忽情感，也没有因思想而牺牲审美。”{15}也就是说，在90年代，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等传统的“诗言志”的理念在诗人和诗歌中的闪耀，不仅可以体现诗的传统品质，而且可以因对社会历史的“在场”的自觉而成为当代诗歌亲近受众的一种明智的选择。
相对于80年代激情涌动狂欢节般的群体化写作，90年代的诗歌写作更多地呈现出鲜明的“个人化”倾向，“诗人们冲破了集体命名对个人的遮蔽，各自按自己的美学观和对诗的理解去静静地写自己的诗，他们强调的是一个既与传统的文化潮流不同，又与其他诗人相异的一种个人独特的话语世界，从而进一步促使诗向自己的本体复归”。{16}不容置疑，实现诗歌的本土化，成为90年代诗歌写作的一个自觉。对此，诗评家们敏锐地发觉：深受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90年代的诗歌写作中无论是主题还是意象的选择，还是语言和技巧的打磨，都已深深地打上了西方的烙印，诗人的“本土化”理想要么流浪在无端盲动的路上，要么在向传统后退中趋于保守，要么简单地非此即彼地取舍。这一时期，诸多诗评家也为如何真正实现诗歌“本土化”寻找着理论依据。几乎是不约而同地，一些诗评家们发现了“知识分子”写作的领军人物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张曙光、陈东东等人受西方诗歌明显的影响和对西方资源的大量汲取，因这些汲纳的惯性作用和超越的乏力，使他们在“化西”的努力中，不知不觉地被“西化”了，离他们主张的西为中用的“本土化”似乎愈来愈远，他们的写作被指责为“翻译语体”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当然，也有一些批评家在对他们的一些优秀文本的深锐透视中，敏感地发现了闪现其中的某些可贵的创新点，甚至预言其有可能拓展为新诗发展的一条通道，如王光明在剖析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90年代诗歌的尴尬遭遇时，认为：“时代的语境变了，诗人对语言与现实关系的理解也与过去不大一样了，诗正在更深地进入灵魂与本体的探索，同时这种探索也更具体地落实在个体的承担者身上。”{17}这样，就抛却了非此即彼的简单而泛化的批评，而是更加重视深入到具体的文本当中，平和地探讨与对话。
与诗歌写作中的“本土化”实践的尴尬处境不同，中国90年代的“本土化”诗学建构的探索却是广泛而深入，提出了许多富有真知灼见的企望确立起超越传统和西方的真正意义的“本土化”诗学理论， 无论是谢冕、孙绍振、吴思敬等人的怀着对人本主义的热情而确立的社会学批评，还是程光炜、陈超、唐晓渡等人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批评理论浸润的长于形式批评和技法批评的“纯诗批评”，无论是学院派的学术倾向浓郁的范式批评，还是身陷影响焦虑中的诗人们太多意气杂糅的粗放式批评，虽然他们要真正赢得共识依然十分艰难，依然有着遥迢的道路需要跋涉，但也正是在这样多流并举、困顿纷扰杂陈之中，蕴蓄着“本土化”诗学理论无限生长的希望。近年来，徐敬亚、张曙光、西川等诗人批评家在细细审视自己和同仁的创作实践中，提出了不少虽然琐碎但却颇有启发性的见解；而陈旭光、罗振亚、李怡等一大批青年诗评家在借鉴和整合中西批评资源与路径的扎实努力中，已使新诗批评的“本土化”出现了许多可喜的亮色，如罗振亚的《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等，都对“本土化”诗学理论做了很多开拓性的探索。
整体考量和细微探究中的命名与阐释
90年代诗歌批评，有一个特别显著的现象——命名，对群体、流派、写作特质、写作形式等，不仅基于身份确立、价值判断或学理探究的命名大量地涌现在各种批评文本和诗歌选本当中，而且诗人们受写作策略、影响焦虑等影响也纷纷地自我命名和相互命名，以强烈的功利目的迎合诗歌批评，使90年代的诗歌写作与批评呈示出某种既游离又暗合的暧昧关系。
应该说，有些命名是必要的，也十分妥帖，例如关于诗歌的语言，程光炜有一个十分形象的命名——“诗的营地是语言”。“营地”将诗歌的语言看作生命的形式，将生命现象落实到逻辑形式上，建立起语言与生命深度的同构，拓展了批评话语的活动空间，他以此语言中心的批评理论，对众多诗人作品的精彩解读，真正实现了批评与创作的对话与自足，充分体现出独特命名的深邃旨归与特殊价值。
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借助简单的甚至显得十分粗糙的归类或感性地圈定式的命名，企望使本来纷繁杂芜、形态万千的诗歌写作整体，具有某种相同或相似的特征，具有可以整体把握的可能，这表明了批评者对诗歌写作的整体考量的思维习惯与表明立场的急切，这些命名无疑也增强了批评的现场感，强化了诗歌批评与诗歌写作同步意识与具体操作的可能，像“知识分子写作”、“口语写作”、“红色写作”、“民间立场”、“黑夜意识”等充满争议与张力的命名，尽管存在着许多先天的不准确、不妥切、不合适，并由此引发了大量的矛盾重重甚至完全龃龉的阐释与解读，但这种“集中一点不及其余”的率性十足的诗歌批评方式，倒是与个性凸显、性情张扬的诗歌写作达成了一种浑然的默契，不失为一种带着鲜明时代特色的批评策略。
另外，v年代的许多诗歌文本都呈现出“多声部写作”的特点，文本自身在一种自我设计与自我辩驳中形成多重衍义性的生成性话语场，积极的阐释与文本意义的共生，引起了批评家的广泛关注，恢复与文本对话的能力，成为批评的一个焦点和难点。因为本文的差异和批评的差异，必然地导致了某些整体批评的失效，统一的命名受到了普遍的怀疑。于是，诗歌批评中的命名和对命名的不断阐释，滋生了大量的以偏概全、顾此失彼、歧义互现的愈说愈不清楚的矛盾，自然形成了众声喧哗、欲罢不能的批评场景，比如对诗歌叙事性的阐释，诗歌借助叙事实现情感的内敛或外露，本是抒情的一种常用方式，是相对于直接抒情的一种亚抒情，即使像有人宣称的“零度抒情”也仍是一种抒情，只是抒情的方式、浓度和强度有所差异而已，诗歌抒情的本质是注定的。还有一些先锋诗人提出的著名的“反抒情”口号，并非真的要反对抒情，而是主张走另一种不同的抒情道路，就像“反文化”并不是反对文化、不要文化，而是找寻和建构与众所熟知的文化迥异的“另类文化”。
应该说，基于更透彻的文本分析的更加凸显学术个性的各类诗歌现象命名，已成为90年代新诗批评的一个可喜景观，成为一种更稳健、有效的批评方式，像国内影响甚重的专业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每一期都辟出大量的篇幅，以“新诗文本细读”、“诗人研究”、“介绍一位诗人”、“诗人谈诗”等专栏，对诗歌文本细读予以大力支持。很多诗评家也通过对具体的诗歌文本的微观解读，使抽象的诗学理论与鲜活的文本实现了有机的双向建构，特别是一大批诗人通过对自身的写作实践的总结和通过对同一时代诗人文本的细读，揭开了诗歌写作中许多缠绕不清的迷雾，厘清了许多一度被误读与偏解的问题，涌现出大量富有生气的、随笔式的批评文本，像王家新、西川、于坚、韩东、唐晓渡、姜涛等人的批评，尽管学理性不是十分严谨，但常常因其对文本的细腻而深入的观照，而诞生许多独到的慧眼卓识 。诚然，有些文本解读的范围还比较狭窄，解读的随意性很大，对诗人和本文的考察有的还只是停留于浅层，甚至未能真正地进入文本；但其自觉的对话意识和所做的扎实的“沟通”努力，不仅体现了批评者与批评对象的平等，而且使理论的建构因奠基于大量具体文本的近切的阐释之上而更加稳健。
但是，正像一些批评家看到的那样，诗歌批评中大量命名的失效与尴尬也是很值得关注的。比如带有太多的影响焦虑的“中间代写作”便主要是出于写作策略而进行的“硬性”命名，并没有多大的学理与实践价值。还有一些热情的命名和阐释，与写作实践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难以破解的困惑，命名的随意和空泛，命名与写作实践的游离，某种“圈子化”的话语垄断，首尾不一的断裂性描述，含混不清、自相矛盾的过度阐释，旁若无人的自说自话的自明性概念，都在一定程度上使批评更加“凌空蹈虚”，引起了诗人的不满和冷落，世纪末的那场规模和声势巨大的“诗坛论争”，尽管产生的背景和根源至今仍众说纷纭，但其中的“话语权的争夺”这一许多人共识的背后，其实也道出了批评中一些命名和阐释的尴尬和窘迫。
平静探索和纷纭论争中的建构与解构
90年代的诗歌创作相对于80年代呈现出整体性的平淡、清潜，诗人们依据自己的写作观念、审美理想和情趣，各自在探寻诗歌可能的发展方向；但在世纪末却爆发了一场引起诗坛内外广泛关注的论争，许多诗人和诗评家都卷入其中，此间和此后大量的关于这场“论争”反思的文章纷纷问世，在众声喧哗中，形成持续“高温”的诗学论战，掀起一股诗歌批评热潮，直至当下仍时时余音不断。
应该看到，在90年代创作相对沉寂的一段时间里，诗歌批评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在波澜不惊地平稳地推进着，在对过往的朦胧诗、“新生代诗歌”等新时期诗歌创作历程和实绩进行梳理和审视中，许多模糊和分歧严重的问题得以澄清，许多新的认识得以清晰。
然而，也许是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相对沉寂，泛学院化的学术批评机制影响日趋严重，批评的“自足”色彩越来越浓，招致了不少诗人和读者的不满，对批评的“缺席”、“失范”、“无能”、“尴尬”等指责一直持续不断，但如果撇开偏见，仔细地打量90年代的诗歌批评，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以专业批评、学院批评、诗人批评和社会批评集结起来的庞大的批评队伍，一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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