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真慈，怒则真怒，丽则真丽，丑则真丑。技至此，技已止；观至此，观已止。然而二子之胸中，固各别藏分外之绝笔，又有所谓云质龙章，日姿月彩，杳非世工心之所构，目之所遇，手之所抡，笔之所触也者。今耐庵水浒正犹是矣……我既得以想见其人，因更回读其文，为之徐读之，疾读之，翱翔读之，歇续读之，为楚声读之，为豺声读之。呜呼!是其一篇一节一句一字，实杳非儒生心之所构，目之所遇，手之所抡，笔之所触矣。是真谓云质龙章，日姿月彩，分外之绝笔矣。”技巧的极致是无技巧，文本语言技巧的极致是消解语言。阎、吴之画，施耐庵之文，让人在技巧极致的赞叹中寻找到技巧的极致也无从再现的美，即“分外之绝笔”。金圣叹凭着艺术的直觉，在“慈怒丽丑”即真“慈怒丽丑”的高超技巧之外，探寻到了“杳非世工心之所构，目之所遇，手之所抡，笔之所触也者”的“日姿月彩”（即天地之间自古劈空结撰之美）。面对精美的文本，一般人只懂得一种欣赏角度、一套欣赏方法，“天地妙文”也只向他呈现一副面貌；而金圣叹则有“徐读”、“疾读”、“翱翔”、“歇读”、“楚声”、“豺声”种种读法，一种读法就打开了文本的一个世界。维特根斯坦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12不同的读法是在进入文本不同的存在方式，金圣叹便是在“骤读”、“再读”、“又再读”、“又读”的过程中，读出了宋江“全劣无好”的结论。可以说，正是金圣叹的“洞见”和“妙赏”，使他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为杰出的批评家之一。

    关于“深情”，冯友兰说：“真正风流底人有深情。但因其亦有玄心，能超越自我，所以他虽有情而无我。所以其情都是对于宇宙人生底情感。不是为他自己叹老嗟卑”；又说：“真正风流底人，有情而无我。他的情与万物的情有一种共鸣。他对于万物，都有一种深厚底同情。”13《世说新语?伤逝》载：“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志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情感是人类的本质力量之一，它的起落始终观照着“人”，对于情的究诘是对人在何处方始成为人的思索。《水浒传》第五十六回批云：“夫天下之感，莫深于同患难；而人生之情，莫重于周旋久。盖同患难，则曾有生死一处之许；而周旋久，则真有性情如一之谊也。是何论亲之与疏，是何论人之与畜，是何论有情与无情!”情感生成于人与人、人与物之间长期的相处和交错，即日久生情。金圣叹指出，真正的情感往往产生于生活的“中断”，即参与你生活的人或物因某种变故一去不复返。他在《水浒传》第五十六回批中举了几个例子：“吾有一苍头，自幼在乡塾便相随不舍。虽天下之埃，无有更甚于此苍头也者，然天下之爱吾，则无有更过于此苍头也者，而不虞其死也。……吾有一玉钩，其质青黑，制作朴略，天下之弄物，无有更贱于此钩者。自周岁时，吾先王母系吾带上，无日不在带上。犹五官之第六，十指之一枝也。无端渡河坠于中流，至今如缺一官，如隳一指也。……吾数岁时，在乡塾中临窗诵书，每至薄暮，书完日落，窗光苍然，如是者几年如一日也。吾至今暮窗欲暗，犹疑身在旧塾也。”金圣叹之于苍头、玉钩、旧塾的絮絮牵念，正如王戎之于亲子的悲恸，都是在后者丧失之后。在世俗人心目中，英雄豪杰往往是无情无欲的清教徒或像道教书里的坐忘者。可是，在金圣叹看来，英雄不仅是力量、勇气的象征，而且是“多情”的化身。《水浒传》第三回批云：“天下真正英雄，如鲁达、李逵之徒，只是不好淫欲耳。至于儿女离别之感，何得无之?故鲁达有洒泪之文，李逵有大哭之日

    也。”其心目中的英雄如鲁达，行事不仅由道义认可，更由“同情”之心而发，侠义之举皆来自于情深一片；他一再弄出事来，都是为了不相干的三个女子。鲁达一路护送林冲到沧州，道：“‘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沧州。”一段痴情，“放不下”三字可见矣。这份深情厚意自然流露于行事，才是真英雄真豪杰。故此处批曰：“天雨血，鬼夜哭，尽此二十一字!”又《水浒传》第五回鲁达、史进铲除了瓦官寺强人，“厮赶着行了一夜”后分别，鲁达道：“兄弟，须要分手，你休相送。他日却有个便人，可通个信息来往。”金圣叹批云：“千古情种，历历落落。”若无他凝重一批，人们只将此语作庸常熟语掠过，读此一批，不觉黯然神伤。烂熟的语词，经金圣叹细细咀嚼，竟流淌出一片深情，正因“他对于万物，都有一种深厚底同情”。

    冯友兰所说的“玄心”、“洞见”、“妙赏”、“深情”，这四点可归结为一条就是“虚灵”，它的目标是归于自然，即保持人的自然本性；其所追求的是艺术化的人生，或者说是用自己的言行、诗文、艺术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生命的意义便在这一过程中得以衍生和建构。在《天下才子必读书序》里，徐增对金圣叹“纵酒著书”的艺术化生活有真实而生动的描写：“圣叹性流宕，好闲暇，水边林下，是其得意处。又好饮酒，日辄为酒人邀去，稍暇，又不耐烦。或兴至评书，奋笔如风，一日可得一二卷，多愈三日，则兴渐澜，酒人拉之去矣……”。传说张旭的草书必醉后以发濡墨所书为最佳，对金圣叹而言，人世间的文章必以纵乐之余所写所作为至妙。借助评点心目中的“六才子书”，金圣叹时刻感悟着人生，为自己塑造了一个艺术的“形象”。他所评点的才子书是鉴照其生存方式的象征与文本，它们标示了一方理想的审美生存境界。

    三

    经过甲申之变、乙酉之变后，金圣叹“于世之名利二者，其心乃如薪尽火灭，不复措怀也已”14。其书札《与任升之炅》亦表白了自己的心意：“弟于世间，不惟不贪嗜欲，亦更不贪名誉。胸前一寸之心，眷眷惟是古人几本残书。”15在他看来，人命无常，浩荡大劫，不过是一副妄想而已。他批杜诗《萧八明府处觅桃栽》云：“无量劫来，生死相续，俱为妄想骗过。如汉高祖观秦皇帝，喟然叹曰：‘大丈夫当如此矣!'岂非一肚皮妄想?及后置酒未央，玉卮上寿。却道：‘季与仲所就孰多?'此时心满意足，不过当日妄想圆成。陈涉辍耕之垄，曰：‘富贵不相忘。'此时妄想，与汉高无别。到后‘为王沉沉'，不过妄想略现。阮嗣宗登广武，观刘、项战处曰：‘遂使孺子成名!'亦是此一副肚肠，一副眼泪。后来身不遇时，托于沉冥已至于死，不过妄想消灭。或为帝王，或为草寇，或为酒徒，事或殊途，想同一辙。”既有如此达观之见，明清易代之际，金圣叹便高洁其志，不愿在新政权下求一衿之荣，更不愿为生计所迫而降节辱志。他批杜诗《送人从军》云：“人生饥寒，多至失守，亦为论命计年之难也。”批杜诗《空囊》则云：“吾守吾道，至死无二。不能学当时小儿甘者即食，卑者亦餐，卤莽觅活，腼颜人世也。”因此，他依然保持自己的“风流”本色，风晨月夕，醉里醒里，批阅杜诗。

    可是，在金圣叹临终前一年，即顺治十七年庚子年初，由于顺治的一番赏识，他告别了“陶渊明”，写下《春感八首》。这首组诗前有序云：“顺治庚子正月，邵子兰雪从都门归，口述皇上见某批才子书，谕词臣‘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等语，

    家兄长文具为某道。某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敬赋。”他本已心如死灰，现在却如枯木逢春：“绛悬涂泥不记春，江南梅柳慢惊新。忽承帝里来知己，传道臣名达圣人。合殿近臣闻最切，九天温语朗如神。昌黎好手夫何敢，苏轼奇逢始信真。”（其一）他本已淡泊明志，此时竟意气峥嵘：“半夜虚传见贾生，同时谁会见长卿。卧龙只合躬耕死，老骥何由仰枥鸣。岁晚鬓毛浑短尽，春朝志气忽峥嵘。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评?”（其二）他本已达观觉悟，此刻却悲切哀怜：“三十年中蜡烛催，桂花开又杏花开。至公堂下双行泪，千佛灯前一寸灰。短短青蓑连夜织，萧萧白发满头来。水云深处钓鱼去，谁识溪王佐才?”（其三）金圣叹以为从此可直登青云，一展抱负：“一江春水好行船，二月春风便到天。尽卷残书付儿子，满沽清酒酌长年。半生科目沉山外，今日长安指日边。借问随班何处立?香炉北上是经筵。”（其四）他甚至还设想到了自己的具体职守：“不愿双牙鼓角喧，并辞百里薄书繁。点朱点墨官供笔，论月论年敕闭门。万卷秘书摊禄阁，一朝大事属文园。勒成盖代无双业，首诵当今有道恩。”（其六）对于自己的“失守”，金圣叹自我辩解道：“眼看梅蕊添春色，心识松枝保岁寒”（其七）；“欲去非为藏凤德，适来岂是斗娥眉”；“平生性不求闻达，除却家兄说向谁”（其八）。可是，这些辩解是苍白无力的。他轻率否定了自己此前的言行，为那“碧江春色”所动，离开了五柳先生的松菊之径和桃源世界，给既成的“金圣叹”形象涂上了极不和谐的一笔油彩。

    在托名施耐庵的《水浒传》“自序”里，金圣叹早就说过：“人生三十而未娶，不应该更娶；四十而未仕，不应更仕；五十不应为家；六十不应出游。何以言之?用违其时，事易尽也。”可是，在人生的最后一页，金圣叹何以写下了如此的败笔呢?有论者指出，其一，强烈的求“名”欲是支配金圣叹一生言行的重要心理动力，顺治皇帝的赏识，使他获得了“最高权威”的承认，名扬天下指日可待，自然喜出望外。其二，金圣叹中年以降，“贤人君子”（如归庄）的攻讦、蔑视，给了他以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心情抑郁；而贫病交加、妻小怨怅，则使他难以忍受“逸民”的寂寞。其三，“古文高手”云云，正是对平日疑谤者的诘嘲，使他扬眉吐气，产生了知己之感，顿觉平生心血得到了公正的评判，而感激涕零16。其实，这三者可以合而为一，即金圣叹过于浓郁的“才子”情结。才子者，天生一副才调，一块气力，必有高于庸人俗人之处；有才调，需有处摆划；有气力，则需有处出脱。若厄于命，困于时，则为淹杀才子，令其胸中徒增十斗血泪。金圣叹的人生哲学与世界观都是源于他切己的生命际遇。基于对当下处境的敏感，他确立了“从吾所好”、“著书自娱”的生命坐标，试图在人自身所固有的能力和品质上建立起对生命的自信，从而实现人的生存价值的定位。但是，这给人留下了一个疑问：是什么力量使人内部具备了一种自律的能力呢?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以是之故，在为自己预设的精神超越之路上，金圣叹在儒教、道教、禅宗和佛教之间频繁地更换心灵的居所，并没能找到一个使自己成功地与苦难发生分离的有效方式。在我看来，其中的缘由，主要是他实在是太看重“才子”本身的能力和品质了，以致局限于以“才子”的身份去思考问题，对于淹杀“才子”总是耿耿于怀。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时，于人才沉屈、英雄失路处每出浩叹，为自己的失意与沉沦暗抛一掬英雄之泪。他常朗诵《离骚》以下酒，“醉则须眉戟张如毛，或掷铁灯檠于地”17，这是以酒来驱除自己同屈原一样的满腔郁勃之气。无论是顺治十三年完成的《西厢记》评点，

    还是顺治十六、七年间开始的《杜诗》评释，金圣叹仍然每寄深意于才子佳人。如，他批杜诗《黄鱼》云：“呜呼!才子以才而建功垂名，则诚才之为贵；若才子以才而终至于饥饿以死，回首思之，我何逊于屠沽儿而一至于是?真不怪饥饿怪杀有才矣!”对于“闲杀英雄”，金圣叹真有冲天的不平之气!这一方面使得他对人生有着相当深刻与透彻的参悟，另一方面则使他不可能成为真正大彻大悟的人生洞察者。他的许多冥思妙想总是带着些许的痛苦与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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