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文学作品的结构有其外在的方面，如古诗中的格律、小说的章回。但结构中内在的部分如作家对人生经验的组织，却更值得我们重视。因为经验的组织受制于民族文化中的深层观念，无视经典文化里的深层观念，则无法说明小说家对经验的独特组织，也就无从说明作品结构的独特之处。
 
【关键词】 明代小说；内部结构；神理贯穿；立言本意

　　一
　　
　　西方的结构主义对文学作品的结构和功能做出过许多深刻的剖析，但它在看重文本的结构组合之时，把作者排除在外。那么中国人是怎样看“结构”的呢?“结”就是绳子打结，“构”就是盖房子，“结构”是个动词。直到明清之际“结构”一词才变成名词。结构本身隐含的意义，往往比公开的文字表述还要重要。比如《史记》并不要历史学家站出来评论哪个人，只要把孔子放到《世家》，陈涉放到《世家》里面，把项羽放在《本纪》里，这本身就是一种评价。它通过结构给每个帝王将相，每个人物定位。因此，结构本身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巧问题。中国人对结构分成两个层面来看：一是结构之道；一是结构之技。西方的结构主义的很多议论实际上还停留在结构之技的层面上，而中国人更重视结构之道对结构之技的支配作用。
　　张竹坡曾用形象的语言把小说家写作比作盖房造屋，关键要使框架柱梁榫眼，接合得无缝可见，浑然一体；而读人文字，则如拆房屋，使框架柱梁的榫眼接合处，一一散开，尽在眼前。[1](P40)明清之际卓有建树的评点家金圣叹、毛氏父子、张竹坡都是拆房高手，长于将艺术作品条分缕析，将何处起结、何处关锁、何处照应，一一详细道明。同时，张竹坡的妙喻亦隐含如此的观念：将艺术作品看成具有空间结构形式的创造物。虽然他没有明确地使用结构一词，房屋的比喻表示人们可以从空间结构的角度把握一部作品根本的艺术特征。三家评点都是循着这样的思路剖析小说文本的。
　　在金圣叹、毛氏父子、张竹坡的评点中，只有毛氏父子十分明确地使用结构一词。如“凡若此者，皆天造地设，以成全篇之结构者也。”[2](P22)金圣叹和张竹坡虽没有使用“结构”一词，但剖析作品结构的意识却是和毛氏一样强烈，他们使用诸如“大起大结”、“大照应”、“大关锁”、“极大章法”等词来指称作品的结构。金氏认为“法”能够囊括叙事文艺术的一切，所有文本的艺术精妙都可以纳入“法”这一范畴概括之。他认为“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①，大有舍“法”无艺可言的架势。评点家虽用词不同，但都隐含一个共同的前提：视文本所具有的空间结构形式为艺术首要的特征。无论毛氏所论的“结构”，张竹坡所论的“起结”、“照应”、“金针”，还是金圣叹所论的“法”、“极大章法”，其实都是出于共同的美学思想背景，都是循着剖析结构进而把握文本的。因此，在评点家那里起结照应的分析，构成他们小说评点的根本性的命题。
　　文学作品的结构有其外在的方面(就是结构之技)，如古诗中的格律、小说里的章回。我们不可以把结构看成纯粹的外在形式，仿佛结构是一个固定的格式，作家的人生经验之流只灌注入这个格式就可以了。结构中内在的部分(结构之道)如作家对人生经验的组织，更值得我们重视。因为经验之流的组织受制于民族文化中的深层观念，无视经典文化里的深层的观念则无法说明小说家对经验的独特组织，也就无从说明作品结构的独特之处。这里特别提出结构的外在和内在方面的区分，因为评点家对结构的外在方面往往忽略，他们的注重点都集中在结构的内在方面的探讨，并有独到的理论发现。
　　西方小说经历了史诗—中世罗曼史—现代长篇小说这样的演变谱系。[3](P9)如果我们在结构上取其主流的美学模式，毫无疑问是以情节的人为而周密的组织为其根本特征，离开一部作品的情节组织，就无法说明其结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就特别强调情节，但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不是事件自然而然的那种“首、身、尾”，而是经过一番情节周密组织工夫的“首、身、尾”。读西方小说，往往是不到最后不知道事件的结局如何，悬念往往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读中国古典作品，叙述出来的事件的“首、身、尾”，往往就是那种自然而然的“首、身、尾”，情节演进中根本没有悬念，或者悬念弱得微乎其微。这在西方作者看来恐怕很愚蠢。然而，中国古典小说结构的微妙之处恐怕正在这里。
　　中国古典小说是按照事件自然而然的演进来铺叙，这就造成了古典长篇“缀段”的特点。一段一个事件单元，事件单元与事件单元连接，最终组成整个故事。古典长篇的确是由没有逻辑联系的事件单元组成的，无穷的饮宴、节日庆典、亲朋聚会、出游、生活琐事构成了长篇小说的事件系列。浦安迪受评点家关于各种章法论述的启示，认为“段”与“段”之间的巧妙连接组成全体正是中国古典长篇的一个特色。浦氏的分析对纠正“缀段”的偏见虽有帮助，但依然未解决问题的关键。“段”与“段”的连接，它只是“次结构”，而不是“总结构”的问题。古典小说内在的总结构的整体性和特征依然没有说明。本文将重点探讨评点家对总结构的批评和他们在这方面的审美特征。
　　
　　二
　　
　　毛氏父子在《读三国志法》中[2](P22)，从不同的语义层面使用“结构”一词。毛氏所拈出的这些起结安排、中间关锁居然有如此巧妙的“照应”，是出于作者有深意的构思安排。只可惜毛氏没有说明这种全篇结构的具体模式及其背后的思想文化背景。毛氏在后来的回评和夹批中，坚持这种对《三国》总结构特征的理解，并不断以文本的根据来证明他们的看法。如小说第一回，说了几句天下分合，几经兴亡，而至于东汉桓、灵二帝的话，毛氏夹批道：“桓、灵不用十常侍，则东汉可以不为三国；刘禅不用黄皓，则蜀汉可以不为晋国。此一部大书，前后照应起。”[2](P2)叙事的起点是正常秩序的被扰乱，任用了奸邪或者贼臣乱政，于是故事开始了。《三国》第五回讲到董卓乱政而得势，惹来群雄并起联手攻打。毛氏回评云：“董卓不乱，诸镇不起；诸镇不起，三国不分。此一卷，正三国之所自来也。”[2](P47)”毛氏的评点十分敏感地注意到叙述起点事件的性质。毛氏所以看重这些事件单元，无非因为它们加强政治失序的暗示，因而毛氏觉得它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首卷核心事件相提并论，构成相互照应的“大关锁”。

　　毛氏于一百十五回批云：“又有读书至终篇，而复与最先开卷之数行相应者。……至于姜维之欲去黄皓，则明明以十常侍为比，明明以灵帝为鉴。于一百十回之后，忽然如睹一百十回以前之人，忽然重见一百十回以前之事。如此首尾连合，岂非绝世奇文!”[2](P1410)于一百十六回评道：“黄巾以妖邪惑众，此第一卷中之事也，而师婆之妄托神言似之；张让隐匿黄巾之乱以欺灵帝，亦第一卷中之事也，而黄皓隐匿姜维之表又似之。前有男妖，后有女妖，而女甚于男；前有十常侍，后有一常侍，而一可当十。文之有章法者，首必应尾，尾必应首。读《三国》到此篇，是一部大书前后大关合处。”[2](P1421)小说临末，作者再次提起“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话头，毛氏评点忙补上一句：“直应转首卷起语，真一部如一句。”[2](P1478)毛氏特别赞赏最后总括三国事迹的一篇古风，“此一篇古风将全部事迹隐括其中，而末二语以一‘梦’字、一‘空’字结之，正与首卷词中之意相合。一部大书以词起以诗收，绝妙章法。”[2](P1479)
　　
　　毛氏父子对《三国》大起大结的理解是：以事件单元为中心，不取情节的连贯分析为解释作品结构的做法；注重所取的事件单元的某种性质，寻找具有此种性质的事件单元在整个故事的“首、身、尾”的出现。根据毛氏的思路，或许可以做如下的推论：一部巨构，如果它能够在故事的起结部位，安排某种事件单元以暗示或解释故事所由起的原因并且能够使事件单元前后照应，这就是具有内在完整性的结构。毛氏就是以这样的美学思想为背景去分析《三国》大结构的。站在亚里士多德美学的立场，发现毛氏所指出构成大起大结的事件单元与大部分故事所述事件在情节上是分立的。因为相互之间不存在连贯的情节能够将两者统贯起来，大概这就是《三国》乃至大部分古典小说被认为结构不够精密的原因。但是，应该深思的问题依然存在：毛氏父子何以盛赞《三国》大结构的严密，甚至认为它一部如一句?毛氏的《三国》读解启发我们思考中国文学传统下的结构美学思想：古代小说家构思讲述故事的时候，遵循的不是以情节为中心的原则；起结部位的事件允许与其他事件单元没有情节的连贯，但起结部位的事件单元并不是与其他事件单元不存在联系；起结部位的事件单元在整个大故事中处于解释和支配的地位，它们解释其后一系列事件单元发生出现的原因。正因为如此，起首的故事又被习惯称为“引子”、“楔子”。起首和结尾故事的暗示、解释作用是极其明显的。它们与期间故事的联系不体现在形迹上，而体现在神理上。没有起首、结尾故事的暗示、解释，则如群龙无首。这可以说是中国古典长篇大结构的基本模式。毛氏父子虽然没有如此明白指出，但其中神理隐然存在于评点之中。否则，就不会有“大照应”、“大关键”、“大关锁”种种术语了。
　　金圣叹探究《水浒》大结构，同样注重起结诗、起首结尾事件单元的含义相似性和它们对期间故事的暗示、导引、解释作用。《水浒传》篇头诗后：“天下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渲染江山依旧，日子周流的无事气氛。金圣叹批道：“好诗。一部大书诗起诗结，天下太平起，天下太平结。”[4](P31)金圣叹看见文本起于天下太平，也作了一首天下太平无事的诗以对应，并自评云：“以诗起，以诗结，极大章法。”[4](P1292)天道自然，人事周流，本来无事可叙，只因为人们自己违背自然天理，违反圣人古训，反常行为打破了既定的秩序，故从此天下有事。故事从无起而归于无有，其实十分符合这种古代宇宙观。
　　《水浒传》作者亦是以此宇宙观为前提而叙述水浒故事的。所以，百回本也是以虚空了局。金圣叹的读解，十分注意发掘这些反常事件之“引”和“楔”的意义。小说开头洪太尉上山求见天师，而天师正是一百单八好汉的隐喻，洪太尉有眼无珠，遇而不见。金圣叹不失时机评云：“此一句，直兜至第七十回皇甫端相马之后，见一部所列一百单八人，皆朝廷贵官嫌其猥催，而失之于牝牡骊黄之外者也。”[4](P38)反常行为的出现正昭示从此天下多事，而洪太尉无缘识天师，暗示朝廷蔽塞，不能识英雄于草莽而有后来一系列“官逼民反”的好汉聚首梁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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