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完整的大结构，除了有能够首尾相衔的起始以外，中间还要有若干关锁予以配合、照应。张竹坡认为《金瓶梅》的中间照应处有三“段”，并以“冷热金针”作为气氛的配合。中间照应的三“段”事件单元有如金圣叹在《水浒》中拈出的“石碣”三现一样。张氏在《读法》里评云：“先是吴神仙总览其盛，后是黄真人少扶其衰，末是普净师一洗其业，是此书大照应处。”[1](P715)所谓“吴神仙总览”事见第二十九回，《金瓶梅》写到第二十回，人物已经出齐，按结构原则可予一关锁，而作者并未这样处理。张竹坡认为：“若急急忙忙写去，匆匆忽忽收煞，则不如勿作之为愈也。”[1](P25)必以一些零碎琐事点缀，以示从容不迫，将人物写透，“故必至二十九回，方以‘冰鉴’总锁住。”[1](P298)第二十九回“吴神仙冰鉴”，写的是算命先生吴神仙给书中主要角色一一算命，含沙射影指出各人的下场一事。五十回以前，各人际遇均处风生水起“极热”的阶段，“冰鉴”则暗示不祥的结局，明显与主导故事游离。只有从大结构去判断，才能认识作者安排的含义。张竹坡高人一着的地方正是意识到这一点，他的回评云：“此回乃一部大关键也。上文二十八回一一写出来之人，至此回方一一为之遥断结果。盖作者恐后文顺手写去，或致错乱，故一一定其规模，下文皆照此结果此数人也。此数人之结果完，而书亦完矣。直谓此书至此结矣可。”[1](P432)张竹坡的有力批评，再次提示了古典长篇结构模式的美学特征。
　　
　　“黄真人少扶其衰”指第六十六回，这一回亦能起全篇关锁的作用。黄真人追荐李瓶儿亡灵时那篇不咸不淡满含反讽的“牒文”，作者借此机会再次暗示诸人不详的结局。“牒文”有这样的话：“切以人处尘凡，日萦俗务。不知有死，惟欲贪生。鲜能种于善根，多随入于恶趣。昏迷弗省，恣欲贪嗔。将谓已长存，岂信无常易到。”作者在这一回的暗示适逢其时，离七十九回西门庆纵欲身亡不远，恰是一个预警信号。以李瓶儿身死作为败亡的起始，到七十九回是全书的高潮。高潮之前作一暗示，对后面的故事有所交待，这是符合老练文人的一贯手法。而“普净寺一洗其业”，事见第八十四回。其时西门庆已死，正所谓“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诸姬散尽，零落飘离，这结局早在二十九回已定，读者可以想见。而作者在最后安排孝哥幻化的情节，以为世人指点迷津。所以，在基本线索发展上，西门死后即有一个转折。这个转折的关锁就是普净向吴月娘化孝哥作徒弟，而真正实现则在末回结尾。张竹坡认为第八十四回是“一百回结文之定案”[1](P1342)，理由就是基于故事情节转折的暗示。当作者叙述到吴月娘含糊许下，十五年后再作理会时，张竹坡批道：“非结十五年，乃开下十六回之事。”[1](P1350)
　　关于《金瓶梅》的大结构，张竹坡还有“冷热金针”一说。上述讨论的《金瓶梅》一书大结构模式，体现于大起大结、具体的关锁方面，有具体的地域意象或事件单元为之张目。如起结分别是玉皇庙、永福寺；中间的关锁则是“冰鉴”、“发牒”、“幻化”。而“冷热”纯属气氛的渲染，张竹坡也把它看作是结构模式的一个关键方面。《金瓶梅》叙述的是由热到冷的炎凉故事，一百回在气氛上显然成一个冷热循环，前五十回是由冷到热，后五十回是由热到冷。造成气氛循环转换的原因不是情节的起伏，而是其中无数细节的烘托、渲染，它们汇集起来，冷热气氛如同一条带金针的线，将其中的无数琐事贯串起来，张竹坡将之形容为“冷热金针”。
　　综合三家评点对各自文本的大结构模式的解说，我们可以得到古代长篇结构模式的轮廓。第一，叙述的起点和终点总是为浓重的虚空感所笼罩，无论有志天下的志士、不甘人生寂寞的英雄好汉、还是贪欲满腹的小人，他们能够创下的功业或大或小，然终免不了败亡湮灭。而叙事行为就是对世人“无——有——无”这种事功行为模式的追述，它意味着叙述也遵循“无——有——无”的故事框架。第二，组成大结构框架的事件单元，如“楔子”、起首数回、中间大关键、大结尾等，与主导故事的事件单元只存在非情节的松散关系，但它们自身的照应、关锁则是极其严密的。结构框架的组织成分诸如大起大结、各处关锁等，负责引导、组织、暗示其余主导故事的事件单元。这模式意味着长篇大结构不是由情节的直线或曲折贯串为基础的，而是由相对独立的结构框架的组织成分自己决定的。第三，大结构固然起组织其主导故事单元的作用，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它承担解释、暗示故事所述事件的起灭因由的功能。因此一般来说，在故事的大起大结处、关锁照应处更能看清楚作者或叙述人的观点。
　　
　　三
　　
　　通过评点家对《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大结构的剖析可以看出，小说家似乎没有兴趣利用重新组织情节的方式构造一个“人为地”叙述出来的故事，他们更喜欢将一段一段的事件单元连缀起来构成所叙述的故事。因此，构筑一个百回大结构所用事件单元往往允许与主导事件单元没有情节上的联系，或只存在微弱的联系。这种结构故事的方式显然反映了作者只企图“原样呈现”整个事件，而没有利用重组情节的方法使故事贯穿“情节逻辑”，由此，可使作家表达更丰富的人生感受。
　　明代小说大结构大起大结和中间关锁照应的一套模式，尤其是开篇楔子和前数回，它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人物出场布局的安排，而且还有作者立言本意的阐释，两者不可偏废。一部佳作好的开篇，必然融立言本意于角色出场的有序安排。这是明代小说大结构的一大特色。明清之际的评点家虽然没有系统地论述过这种结构模式的前因后果，但在文本剖析中常常把开篇当作一部的“总纲”。“总纲”比之于后文，固然有“微”“著”之别，但叙述应讲究的正是见微知著。人事波澜，先起后灭，各自不同，但起灭因由，在人事的范围内，作者都把它们看成是违反天理，放纵野心和欲望的结果。在此意义上可以将它们归于一律，在开篇“总纲”里暗示出来。由此为后文的叙述观点定下一个基调，贯穿全文。一部大书，有“起”有“结”，中间又不时关锁照应，除了均衡、整一的形式的考虑外，提醒读者注意作者安排的叙述观点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为这样安排能够更好地理解人事的波澜起灭。
　　人事范围内是非善恶的探求离不开道德的视角。文人传统的思想教养也使作者依循儒家理学的观点来解释人事的沉浮。评点家们也都指出作者所持儒家理学的叙述观点。如毛氏父子指出《三国》作者不断以纲常不修、败德乱政事件暗示它们与国家分裂与王朝覆亡的关系；金圣叹指出《水浒》作者劈头以朝纲紊乱、奸臣当道解释正常的儒家秩序被打破而有“妖魔”出世，好汉不守本分逾闲越轨而有日后灭顶之灾；张竹坡指出《金瓶梅》作者以西门庆一干人不修其身，不治其家，放纵欲望为身死家破名裂之由。这种读解被有些人认为是迂腐，其实这正是有文本依据的合理解释。
　　
　　注释：
　　①金圣叹如此的看法见于其评点《水浒传》，在《序三》中说了两次，还有一次见于《读第五才子书法》。
　　
　　[参考文献]
　　[1]张竹坡批评《金瓶梅》[M].济南：齐鲁书社，1991.
　　[2]毛宗岗批评《三国演义》[M].济南：齐鲁书社，1991.
　　[3]浦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金圣叹批评《水浒传》[M].济南：齐鲁书社，1991.
　　[5]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法[M].济南：齐鲁书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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