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跋亦系篡改或伪托，则此版本的优劣不言而喻矣。令人遗憾的是，近代书局翻印通俗小说虽堪谓繁盛，此类劣本却占大部，故其长期以来不受藏家甚至研究者的关注与重视，又何足怪之。
二 铅石印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续书
续书乃明清通俗小说的特殊现象，然因受雕版印刷的技术限制，该时期小说续书的数量，尤其是同书续接的次数，均十分有限。至清代后期，随着铅石印术的普及与石印书局的纷纷开设，明清通俗小说的翻印进入鼎盛期，小说续书编印亦随之趋于繁盛，《续儿女英雄传》作者曾在自序中声称“自石印之法兴，而小说多出续本”，洵为的论。若就整体而言，清代后期通俗小说续书的编印，具有如下四个值得关注的新特征：
1.五大通俗小说续书系列及其续书的非名著化
根据文献资料，清代后期续书规模最大、流播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通俗小说续书，有《七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儿女英雄传》及《评演济公传》等五大系列。光绪十六年(1890)，广百宋斋铅印出版俞曲园重编《七侠五义》，风行海内，由此引发一个小说续书编印的连锁反应，石庵《忏空室随笔》(20)(1909)云：“自《七侠五义》一书出现后，世之效颦学步者不下百十种，《小五义》也，《续小五义》也，《再续、三续、四续小五义》也。更有《施公案》、《彭公案》、《济公》、《海公案》，亦再续、重续、三续、四续之不止。”其中《七侠五义》续书之大成书局系统本凡二十集八百回，《施公案》续书共十集五百三十八回，《儿女英雄传》续书共十集三百零九回，《彭公案》续书之文汇书局系统本凡三十六集一千四百四十回，而《评演济公传》续书之校经山房系统本更多达四十集一千六百五十回(21)，创造了单部小说续接次数的历史纪录。
如此庞大的篇幅，就木板印刷而言殊非易事，而对于石印术来说，却不费吹灰之力。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的小说续书，“几乎都是附骥于名著的声誉而产生的，而且往往集中于对几部名著的续补，如明代的‘四大奇书’和清代《红楼梦》，都有几部甚至十几部、几十部续书产生”(22)，但清代后期的通俗小说续书，却集中于若干二三流畅销小说，诸如《七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永庆升平传》、《济公传》、《儿女英雄传》、《七剑十三侠》等，显示出十分浓烈的商业牟利色彩。书局基于商业利益的主动运作及故意制作，才是清代后期通俗小说续书最为重要的文化成因，忽视了此点，就不能真正理解这一现象的本质意义。
2.由书局组织人手草率编撰，乃清代后期通俗小说续书的主要产生方式
至清代后期，采用先进印刷术后形成的巨大出版能量，与数量有限的明清通俗小说出版资源之间，产生了显著的落差与矛盾。为吸引读者的眼球，刺激出版与销售，书局千方百计挖掘小说出版资源，“编印续书”乃其重要手段之一。具体而言，该时期的通俗小说续书，多由书局（坊）组织人员实施编撰，譬如佚名《续永庆升平叙》(1894)云“今本堂不惜重资，购觅载纪，采访遗史，请人续演其书”；无名氏《续儿女英雄传序》(1898)亦云“今夏清和雨霁，予过厂肆，宏文主人谋于予”，“予迫于恳请，不得已而潦草塞责，有不半月，已得十余回”，“耽延两月，始得卒业，前后共成三十二回”等等。此外，由于《七侠五义》、《济公传》等故事，曾经历过长时期的说唱表演，其小说文本亦在民间说唱本或记录稿的基础上删润而成，故此类小说的续书多有购得“旧稿”之说，然不可尽信，存在书贾假托的可能性。根据笔者的调查：晚清时期的通俗小说续书，大部分未署编者姓名；目前已知的续书编者，寥寥无几，仅有“治逸”、“浊物”、“贪梦道人”、“杭余生”、“啸侬氏”、“傅幼圃”、“傅蓝坡”、“朱兰九”、“半痴”、“阮贻孙”、“葛惠里”等十数人，其生平亦多难详考；惟“治逸”、“浊物”、“啸侬氏”数人，可略知其姓名生平，则皆为当时多产的通俗小说作家。对于这支整体上处于灰色状态的续书作者队伍，石庵《忏空室笔记》(1909)曾有过尖锐的批评：“余初窃不解世何忽来此许多笔墨也，后友人告余，凡此等书，由海上书伧觅蝇头之利，特倩稍识之无者编成此等书籍，以广销路。盖以此等书籍最易取悦于下等社会，稍改名字，即又成为一书，故千卷万卷，同一乡下妇人脚，又长又臭，堆街塞路，到处俱是也。在彼书伧，不过为些子利益，乃出此行径。”可谓精辟。
3.恶性竞争导致清代后期通俗小说续书版本复杂，编撰粗疏，鱼龙混杂
晚清上海地区的出版业存在诸多恶性竞争，此亦波及小说续书的出版，其表现形式大致有如下几种：其一，若某一小说畅销，立即就有多家书局争夺其续书编印业务，前文所列举五大小说续书系列，均无例外，譬如《评演济公传》续书，前后参与编印的书局（坊），有津门煮字山房、上海书局、上海普新书局、章福记书局、江左书林、校经山房、炼石斋书局、中原书局、有益斋、简青斋、萃文斋等十数家；而且彼此之间也不是简单的翻印关系，往往不止一家书局，就同一种畅销小说编撰各自的续书，其内容或繁简有别，或别出机杼，或同异交杂，版本情况十分复杂，给后世研究者造成很大困难(23)。其二，迫于商业竞争的压力，小说续书的编撰大多草率急就，敷衍了事，即便是少数创作较为认真的作家也不能幸免，譬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桃花馆主唐芸洲所著《七剑十三侠》初集六十回，“其间奇踪异迹，不胜枚举，源源本本，尽致淋漓，令人色舞眉飞，拍案叫绝，诚集历来剑侠之大观，稗官之翘楚也”(24)，畅销一时，唐氏后又撰成《续集》六十回，然因“尚须斟酌删润故”而没有付印，孰料“外间竟有以他书改名混充，并有阑入淫秽之词，尤与鄙人声名有碍”，无奈之下，他只得“赶将所续六十回即付石印，以飨读者”，并在《申报》登载广告，详细载明所续六十回的主要情节，提醒读者购买时，“请认明封面上有桃花馆主撰者为真，否则为他书混充”(25)云云。其三，书局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人为制造续书，其手法多样，有将一部完整的小说拆成两截，作为正续二集出版者，譬如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文宜书局为应对理文轩的恶性竞争，遂将《云中雁三闹太平庄全传》拆成《大明奇侠传》、《大明奇侠后传》两书出版；有将若干种原本独立的小说，强行纳入一套并不存在的续书系列，譬如晚清时期曾出版过一套《今古奇观》续书，其实各书均无关联，包括《今古奇观续编》（即《十二楼》）、《三续今古奇观》（即《欢喜冤家》）、《四续今古奇观》（即《合锦回文传》）、《五续今古奇观》（即《石点头》）(26)；更有甚者，书局不惜篡改小说文本的原有结尾，添入预告续书内容的文字，夺人眼球，以利销售，譬如光绪十八年(1892)，文宜书局将《好逑传》小说改题《绘图英雄侠义风月传》出版，又在小说末回尾处，增入“铁中玉与水冰心自结亲之后，既美且才，美而又侠，闺中风雅之事，不一而足。种种俱堪传世，已注入二集，兹不复赘”一段，造成另有续书演绎“结亲之后”故事的假象，实际上未见此续书出版。
4.侠义公案小说的“北书南续”现象及其出版史意义
清代后期通俗小说续书的主体是所谓的侠义公案小说，它们大多首先出现于北京地区，并且与北京的说唱表演艺术，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目前所知《施公案》、《忠烈侠义传》、《彭公案》、《儿女英雄传》等小说的早期版本，大多是北京地区书坊的木刻本；耐人寻味的是，上述小说的续书、尤其是大规模的续书编印，却又在上海地区完成，并且多为新兴的铅石印本，这一特殊的小说出版现象(27)，笔者称之为“北书南续”，其形成与当时京沪两地出版印刷文化息息相关。光绪时期，南方的上海已经书局报馆林立，印刷设备和印刷技术庶几和西方同步；而北京地区的出版业，尤其是民间出版业，却仍停留在以木刻或木活字印刷为主的状态，甚至连大部分新兴的报馆，譬如《京话报》(1901)、《启蒙画报》(1902)、《京话日报》(1904)、《正宗爱国报》(1905)、《北京日报》(1905)、《京话官报》(1905)等(28)，亦皆以木活字排印；仅京都美华书馆、北京圣公会印书馆、北京卫理公会印刷所等少数西方教会机构，以及京师学务处官书局、官报印刷局、京师官书局、京师同文馆等部分官方机构，采用了新兴铅石印技术。凡此皆对北京地区图书出版业及近代报刊媒体的发展，产生了消极阻碍作用。很难想象，如果依靠北京地区的木刻或木活字印刷技术，《彭公案》小说还能有三十六续，而《评演济公传》还能达到创记录的四十续一千六百五十回！可以说，近代上海地区先进的印刷出版文化，才是晚清时期通俗小说出现大规模续书的决定性力量；而所谓“北书南续”现象，其背后蕴涵着近代出版史的特殊格局与发展形态。有意思的是，对于十里洋场的上海来说，北京在传统文化方面的权威地位，仍然不可动摇，故上海地区书局的小说出版广告中，时常出现“兹从京都购得”(29)、“余昔服官都门，觅得抄本”(30)、“书成之后，都下传抄”(31)、“今从都中携回，付诸石印”(32)等特殊语句，仿佛是明代书坊所标榜的“京本”，显示了南北出版业之间的内在关联与隐性交流。
三 照相石印与明清通俗小说的图像本
通俗小说的图像本起源甚早，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所刊《全相平话五种》，是目前所知时间最早的通俗小说图像本，至明万历、泰昌、天启、崇祯时期，通俗小说图像的绘刊臻于鼎盛，涌现出所谓“金陵派”、“徽派”、“武林（今浙江杭州）派”、“苏州派”等各具风格的小说版画流派(33)，线条流畅，人物俊逸，令人赏心悦目，叹为观止。至清代前期，小说版画虽仍有明末遗风，但刀刻板滞，已有明显的衰落迹象；嘉道以降，则每况愈下，其末流所绘刻者，人物面目狰狞，手如鸡爪，衣冠粗疏，庶几令人不堪入目。
就在如斯背景下，照相石印技术传入中国，道光六年(1826)，英国传教士马礼逊(Morrison)从伦敦自费购来石印机器，并与他的华人助手共同进行了首次印刷，其内容不是文字，而是山水画(34)，可见石印术对于中国图画的印刷，具有特殊优势。光绪四年(1878)，美查创设点石斋书局，专门从事石印业务，其最初所印正是楹联、碑帖及名画等传统书画作品(35)，光绪五年(1879)闰三月，石印本《鸿雪因缘图记》出版，初版五千部“不一年而售罄”，至光绪六年(1880)七月，点石斋又加重印(36)，获利颇为丰厚，更为重要者，或许正是《鸿雪因缘图记》的热销，促使点石斋开始关注石印图文版书籍、包括通俗小说图像本的出版，从而拉开了近代书局出版通俗小说石印图像本的序幕。
根据笔者掌握的文献，第一部采用石印技术印制图像的通俗小说，乃光绪七年(1881)六月申报馆出版的《西湖拾遗》，其正文铅印，图像则“用连史纸由石印照相法印出，弁诸简首，格外耀目”(37)。此后，出版时间相对较早的通俗小说有：光绪八年(1882)十一月点石斋出版的《三国演义全图》、光绪十年(1884)孟冬同文书局出版的《增评补图石头记》、光绪十一年(1885)十二月同文书局出版的《增像三国全图演义》等。自光绪十四年(1888)至十六年(1890)间，石印图像本通俗小说的出版迎来一个小高潮，点石斋、同文书局、蜚英馆、鸿文书局等书局，共计推出《儿女英雄传》、《镜花缘》、《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西游记》、《今古奇观》等数十部小说（包括同一小说的不同版本）。综观上述诸书，大多开本宽大，纸墨优良，文字清晰，图绘精美，洵为通俗小说石印图像本的佳本，较之清代后期的木刻小说版画，诚有上下床之别。光绪十六年(1890)之后，随着通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