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小说翻印的盛行，冠以“绘图”或“绣像”之名的石印本通俗小说，更是层出不穷；即便是铅印本小说，也往往附有石印图像，其通常情形是：小说正文“印以新式铅字”，同时“倩工于写生者”，绘成绣像及各回插图，通过照相石印方式，或“冠诸书首”，或“分钉卷中”，“要皆奕奕如生，须眉俱现。书既为说部之弁冕，图亦集艺苑之菁英”(38)，最终形成一个铅石印混用、图与文并茂的小说新版本。尽管石印图像本小说后来也出现了种种弊端，譬如盗印缩印、绘摹匠气、纸墨粗劣等，但照相石印对于通俗小说图像本的近代传播，仍然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正是照相石印技术，促使通俗小说真正进入了一个图像本的普及时代。
这里，不妨再来考察两个相关的问题。其一是通俗小说的彩图本。据研究(39)，最迟在元代中国就已发明彩印术，至明代后期，彩印技术获得较大发展，不仅所套色彩增至四色五色，而且还出现了先进的“饾版”、“拱花”技术，印制出了诸如《萝轩变古笺谱》、《十竹斋笺谱》及湖州凌闵套印本书籍等一批非常精美的出版物。然而，由于木刻彩印具有工序复杂、技术难度大、成本高等诸多不足，其传播和普及均受到了极大限制，用于印刷“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小说，更是寥若晨星，据笔者所知，仅有清康熙十二年(1673)序刊金陵王衙藏版五色套印本《西湖佳话》及清代三色套印本《三国志演义》等数种而已。晚清以降，随着西方现代印刷术的传入，操作简便、投资低廉的五彩石印术传入中国(40)，它主要用于印制钱票、月份牌、商标、仿单、舆图及书画等物，亦曾用于印制书籍的彩色插图，其中包括少量明清通俗小说。光绪十七年(1891)六月，上海文玉山房委托画印五彩有限公司代印《五彩增图东周列国志》，“描写精工，校对仔细”(41)，此乃目前所知时间最早的石印彩图本通俗小说，此后续有问世。据寒斋所藏及各种文献载录，计有光绪三十年(1904)文宝书局石印《五彩绘图廿四史演义》；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章福记书局四色石印本《绘图东周列国志》；光绪三十二年(1906)焕文书局石印《五彩绘图儿女英雄传正续》、《五彩绘图西游记》，清末简青斋书局三色石印本《增像全图三国志演义》，上海扫叶山房五彩石印《绘图彭公案全传》等十数种。令人遗憾的是，此类具有小说传播史及出版史双重价值的五彩石印本通俗小说，迄今仍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其二是小说图像的绘制问题。与明清时期的木刻本小说相比，石印图像省却了原先的“刻工”环节，图像绘制的重要性得以大大增强，换言之，画师成为通俗小说石印图像本印行的关键所在；而晚清时期的上海，正是南北书画文人的聚居地，黄式权《淞南梦影录》(1876)卷四载：“各省书画家以技鸣沪上者，不下百余人。”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传统文人，大多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压力，其获利谋生手段，包括出售书画、任职报馆、代拟诗词文牍等，为书局出版通俗小说绘制图像或题写图赞，也是一项不错的工作。据笔者初步调查，清代后期由海上画家亲笔绘制图像的通俗小说，就有吴友如绘制的《三国志全图演义》（1883，筑野书屋）、《新说西游记图像》（1888，味潜斋）、《绘图第一情书听月楼全传》（1893，理文轩），陈作梅绘制的《绘图评点儿女英雄传》（1888，蜚英馆），陆鹏（字子万，著名画家钱慧安的弟子）绘制的《今古奇观图咏》（1888，萃珍书屋），四川画家杨文楼绘制的《绘图富翁醒世传》（1893，文宜书局）等。至于为通俗小说图像题写赞语的海上文人，更是人数众多，譬如光绪十四年(1888)味潜斋策划、鸿文书局石印的《增像全图三国演义》，全书凡绣像一百四十四幅、插图二百四十幅，图像总数为三百八十四幅，每幅均有图赞，字体不一，或篆或草或隶，图赞的题署，更是五花八门，去其重复，仍多达三百余款，其中包括著名文人何桂笙（“读画楼主”），画家张翰卿（“曾经沧海客”）、王纫斋（“听涛居士”），书法家陆廷熙（“太瘦生”）等，尽管目前尚不能考知全部参与者的真实身份，然仅凭这份题署名单，便已不难窥见当时的盛景，诚不啻是一次海上文人题咏雅集。
四 结语
古代通俗小说的发展与演进，对印刷出版技术具有较强的依赖性：雕版印刷术的推广，曾经为宋元话本及元明章回小说的兴起与流传，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技术条件；而源自西方的先进铅石印术，则又对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从小说文本形态来看，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传播形态，仅稿抄本与木刻本两种；至清代后期，由于新兴印刷技术的运用，扩增至稿抄本、木刻本、铅印本、石印本、报刊连载本等五种，譬如清代小说《野叟曝言》(42)，创作于乾隆年间，因篇幅长大，刻资甚巨，书成之后乃以抄本行世；然至光绪时期，陆续有毗陵汇珍楼木活字本(1881)、《字林沪报》连载本(1882-1884)、“瀛海词人”及申报馆铅字排印本(1883)、上海肇记五彩书局石印本(1895)、万选楼书局石印绘图本(1895)等十数个版本问世，覆盖了木板、铅印、石印及报刊连载等近代出版领域，其传播之广泛，形态之多样，殊非昔时可比。从小说文本体制来看，照相石印技术的制图优势，不仅推动了明清通俗小说图像本的近代普及，还催生了晚清画报小说的兴起和盛行，诸如《图画日报》、《舆论时事报》、《神州日报》等附送的白话小说，大多采用一图一文的形式，图像已经成为小说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赖石印术始得盛行的小说续书编印，则又导致《蜃楼外史》、《湘军平逆传》、《查潘斗胜全传》、《左公平西全传》等晚清时期新撰的白话小说，其文本往往拖有一个“下集预告”式的尾巴，实际上它们并未推出续书，换言之，作为出版现象的小说图像与小说续书，其影响已经渗入了通俗小说的创作层面。必须强调的是，铅石印刷技术对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也产生了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诸如盗版改题、篡改序跋、缩印过小、纸墨粗劣等等。而正是在这种正负作用交杂的传播环境下，白话小说史完成了从传统明清通俗小说向晚清新小说乃至现代小说的历史转型。
（收稿日期：2006年8月1日）
注释：
①详参拙文《清末上海地区书局与晚清小说》，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
②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二十七日，《申报》登载“新印《儒林外史》出售”广告。
③光绪元年(1875)四月十七日，《申报》登载“《儒林外史》出售”广告。
④光绪二年(1876)正月二十七日，《申报》曾登载“代印书籍”广告，明确标出了该馆铅印书籍的大致成本：“本馆承办代印各书，其价银格外公道，凡诸君有自著佳构或欲排印，则有至便且捷之法也。计印中国常式书一本约四万字者，照新出《平浙记略》式样，连纸连刷五百本之数，只取工料银二十五元，若再加五百本，亦只须增加十二元五角。所需时日，每一本书约三四日便可完工，兼本馆铅字现已尽换一新，故此后出书愈觉清爽，非木板可比。务祈诸君审之。”
⑤统计数字的资料来源为：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及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小说，《申报》该时期内登载的通俗小说出版广告，王清原等编《小说书坊录》（2002年修订版）等。详细统计表格，参拙稿《近代书局与白话小说》上编第一章第二节（待刊），下文亦同。
⑥之所以将光绪二十四年(1898)定为标志，理由如下：该年六月，光绪帝下诏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各种时务新书成为出版业的新宠儿，包括文宜书局、理文轩等在内的近代书局，多将出版热点转移到此类科举新时文；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书业公所进行全市书底汇查，申城出版界的版权保护意识开始萌动，这对通俗小说的翻印产生一定的制约；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二十二日，理文轩在《申报》登载“书底招人租印”启事，宣布拟将石印《七侠五义》，铅印《三侠传》、《彭公案》等小说书底，出租给同业刷印，此举意味着通俗小说翻印的商业利润已经大为降低，整体上由鼎盛走向衰落。
⑦光绪七年(1881)二月一日，《申报》所载“精一阁书坊”告白。
⑧光绪十七年(1891)二月十五日，《申报》登载图书集成局“新印《绘图三国演义》”广告；光绪十八年(1892)三月四日，《申报》登载广百宋斋“新印绘图《东西汉演义》”广告。
⑨参见范慕韩主编《中国印刷近代史》第七章第二节，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成都杨刚讲义《石版制版术》，石印传习所印行本，年代不详，寒斋藏。
⑩光绪八年(1882)十二月八日，《申报》登载点石斋“楹联出售”广告。
(11)参王韬《瀛壖杂志》卷六关于墨海书馆印书景象的描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12)光绪十三年(1887)七月二十九日，图书集成局在《申报》登载“代印大部书籍”广告，称“每月代印二百本之多，如五百本、一千本原书，可二个月半、五个月完工”。
(13)光绪二年(1876)四月十二日，《申报》登载该馆“招印书籍”广告。
(14)光绪三年(1877)九月十四日，《申报》登载该馆“发售《女才子》告白”。
(15)光绪九年(1883)五月二十三日，《申报》所载“上海同文书局石印书画图轴价目”广告。
(16)光绪十六年闰二月二十三日，《申报》所载“原底重校复印《列国志》”广告。
(17)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二十日，《申报》所载点石斋“原底《绘图列国》出书并申明翻印”广告。
(18)《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3期，载有朱喜《一部〈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失收的小说——介绍〈花田金玉缘〉》。实际上《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不仅收录《画图缘》，而且标明其别名为《花田金玉缘》，提要中还列出了两书的回目，以作比较。
(19)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七日，《申报》登载理文轩“大部书籍批发”广告，其新印各书如《西游记》、《封神传》、《列国志》等小说，书名前均冠以“大板石印”字样。
(20)原载《扬子江小说报》第一期(1909)，转引自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下文同。
(21)本文关于五大小说续书的统计数字，均包含了正集，这样处理的原因在于：(1)诸如《小五义》等小说续书，其内容情节往往与正集存在交错的现象，此与明清时期的小说续书迥然不同；(2)清末民初书局出版某小说续书总集时，多有删简与调整之事，故其前几集的划分情况颇为复杂，必须将单行本与总集本进行细致的文本比勘，才能厘清小说正集与续书的明确界线；(3)将正集列入续书的计算范畴，事实上也是当时小说出版业的惯例。
(22)参见高玉海《明清小说续书研究》第三章“续书现象的文化成因”之第一节“续书原著本身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3)参见竺青《评演济公传》条目，收入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白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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