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推崇苏黄的人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江西诗派中人。如韩驹，早年曾从苏轼学，苏辙赞美其诗似储光羲，与徐俯游，遂受知于黄山谷，黄称其超轶绝尘。吕本中将其纳入《江西诗社宗派图》，尽管韩驹似有不乐意入派之意，但据现存韩驹的诗歌来看，其受黄庭坚影响还是很明显的。又如陈师道自遇到黄庭坚后，“尽焚其稿而学焉”，成为黄门弟子，但他与苏轼也有很深的渊源，在理论上也可以算作苏门弟子，并被后人纳入苏门六君子。这些与苏黄都有很深渊源的人在评价苏黄二人的诗歌成就时，不管是否以后被纳入江西诗派，都未必会出于门户之见抬高一方，贬低另一方。像陈师道对苏黄都很敬重，但他同时批评苏黄，《后山诗话》认为“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而子美之诗，奇常、工易、新陈莫不好也”，尽管是批评，但并没有扬此抑彼之举，没有任何沾染门户习气的偏见。

很多苏黄的同辈或后辈诗人，在谈及苏黄之诗时往往二人并称，不作区分甲乙之论。如惠洪在黄庭坚去世后，将苏黄一起悼念，其《悼山谷五首》中有一首云：“苏黄一时顿有，风流千载追还。竟作联翩仙去，要将休歇人间。”显示出苏黄二位在他心目中具有同样高的地位。又如《江西诗社宗派图》的作者吕本中在言及苏黄时也往往苏黄并称，他在《童蒙诗训》中曾说：“自古以来语文章之妙，广备众体，出奇无穷者，唯东坡一人；极风雅之变，尽比兴之体，包括众作，本以新意者，唯豫章一人，此二者当永以为法。”言辞恳切，把苏黄视为永远应当师法的对象。吕本中苏黄并重，既表现了这位《江西诗社宗派图》的作者并不拘泥于门户之见的宽广胸怀，也有从实际出发，纠正江西末流弊端的实际考虑。

    南宋时深受黄庭坚诗风影响的杨万里也是苏黄并重。所作《江西宗派诗序》更是将李、杜、苏、黄并举。即使是以提倡“一祖三宗”说，为江西诗派后期重要理论批评家的方回，在苏黄地位这一问题上也能持比较公正客观的态度。《瀛奎律髓》中选苏诗多于黄诗，其中卷二十一在评论黄山谷少作《春雪呈张仲谋》时指出：“坡诗天才高妙，谷诗学力精严；坡律宽而活，谷律刻而切云。”对苏黄各自的诗歌特色作了言简意赅、大致恰当的总结，其间苏黄并重，并无左东坡而右山谷的倾向，连一向对方回颇为挑剔的纪昀也认为方回此“四语评苏黄恰当”。这说明，江西诗派自其诞生之日至方回对这一诗歌流派作出总结性理论阐述，其间有很多诗派中人都是苏黄并重的。

二、贬斥苏、黄者

    以苏黄为代表的北宋诗歌尤其是元祐诗歌把宋诗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与唐诗完全不同的诗歌势必引起墨守成规和喜好唐诗者的排斥和批评。虽然苏黄二人的个人气质、天生禀赋有所不同，创作态度和方法也差异甚大，但是作为元祐诗风的杰出代表，二人在诗歌思想、诗学理念、创作倾向、创作方法等方面也颇有共同或相似之处。比如二人都博学多识，都具备多方面的艺术素养，对佛学、老庄之学、史学等等都颇有研究。所以他们很自然地把所掌握的广博知识和学问融入到诗歌创作中，又都喜欢议论、指斥时弊。这些因素使得苏黄之诗在外在形式上呈现出程度不同的豪放、激扬之气，与温婉含蓄的正统诗风有所不同。至于喜好次韵、拗体、堆砌典故等等亦为苏黄的共同特点。这使得部分批评家将批判的矛头同时对准二人，对苏、黄二人的共同诗歌倾向予以尖锐的批评。

    叶梦得撰《石林诗话》，其中颇多记述苏黄之语。叶氏与新党渊源甚深，书中批评苏黄之处甚多，予人一种“阴抑苏黄”之感。叶氏之后，以张戒、严羽对苏黄的批评最为严厉。张戒论诗，推崇汉魏，以为唐诗之后，必欲与李、杜争衡，当从汉魏诗中汲取营养，而苏黄等人从李、杜入手而变本加厉，也就不成其为李、杜。基于这种认识，他对苏黄之诗在语言运用、作法、韵律等诸多方面痛下针砭，严厉批评。严羽作《沧浪诗话》，对以苏、黄为代表的“近代诸公”颇多指斥。他们的言论众所周知，毋庸赘言。

三、崇苏贬黄者

    与张戒、严羽等人对苏黄痛加贬斥不同，部分诗人和批评家只把矛头对准黄庭坚，而推崇苏轼。如林光朝《艾轩集》卷五云：“苏、黄之别犹丈夫女子之应接，丈夫见宾客，信步出将去，如女子，则非涂泽不可。”林氏这个比喻是对黄庭坚喜好斟酌锻炼、反复修改的创作手法有所不满，而推崇苏轼那种天才喷发，顺其自然的创作风格。南北宋之交的朱弁在《风月堂诗话》中认为黄不如苏在二人晚年表现得尤为明显。此外，南宋时的王十朋和刘克庄两位也属于这一阵营。王十朋《读东坡诗》序云：“学江西诗者谓苏不如黄，又言韩、欧二公诗乃押韵文耳。予虽不晓诗，不敢以其说为然。因读坡诗，感而有作。”其诗云：

东坡文章冠天下，日月争光薄风雅。谁分宗派故谤伤，蚍蜉撼树不自量。……暮年海上诗更高，《和陶》之诗文过陶。地辟天开含万汇，少陵相逢亦应避。[③]

王氏将苏诗之成就视为高于陶渊明、杜甫，则似对东坡褒扬太过，未必能够服人。王十朋本人曾集注苏诗，对苏轼诗歌的研究和推广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可能有一些江西派中诗人鼓噪黄诗胜于苏诗，所以才发此矫枉过正之论吧。刘克庄在《江西诗派小序》中曾对黄庭坚在宋诗史上的地位有着精湛的剖析，但如把黄庭坚与苏轼放在一起，他也认为黄不如苏：

李翱、张籍、皇甫湜皆韩门弟子。……籍祭诗云：“而后之学者，或号为韩、张。”有抗衡之意。湜作墓碑云：“公疾，谕湜曰：‘死能令我躬不随世磨灭者，惟子以为属。’”退之乃赖湜而传耶？近世推黄配苏，亦类此。[④]

苏黄二人的诗歌成就究竟孰高孰低此处不论，但是刘克庄这段话的口气似乎是黄庭坚有意自高身份，压低其师，则未必符合实际。

四、扬黄贬苏者

    与上述崇尚苏诗，贬抑黄诗的言辞相反，在宋代也有一批认为黄诗胜过苏诗的人。有些阐述虽然对苏黄二人并无明确的轩轾，而内中扬黄抑苏的思想一目了然。如《五总志》云∶“山谷老人自丱角能诗，…… 至中年以后，句律超妙入神，于诗人有开辟之功。始受知于东坡先生，而名达夷夏，遂有苏、黄之称。坡虽喜出我门下，然胸中似不能平也。故后之学者因生分别，师坡者萃于浙右，师谷者萃于江右。以余观之，大是云门盛于吴，林济盛于楚。云门老婆心切，接人易与，人人自得，以为得法，而于众中求脚跟点地者，百无二三焉；林济棒喝分明，堪辩极峻，虽得法者少，往往崭然见头角，如徐师川、余荀龙、洪玉父昆弟、欧阳元老，皆黄门登堂入室者，实自足以名家。”吴坰对苏黄二派人数多寡的分析有一定道理，对黄山谷和江西诗派的赞扬也至为明显。前文曾言及的《豫章先生传》中在阐述苏黄二人在宋代文坛的地位时，在诗歌这一领域也隐然把黄庭坚置于苏轼之上。该传云：

元祐间苏、黄并世，以硕学宏才，鼓行士林，引笔行墨，追古人而与之俱。……然世之论文者必宗东坡，言诗者必右山谷，其然，岂其然乎？山谷自黔州以后，句法尤高，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

传文以比较含蓄的语句暗示在诗歌这个领域，黄山谷的成就和影响超过苏东坡。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吕本中《江西宗派图序》，吕氏云：“元和以后至国朝，多依效旧文，未尽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扬反复，尽兼众体，而后学者同作并和，虽体制或异，要皆所传者一。”[⑤]根据前文笔者的引述，吕本中是一名苏黄并重的诗人和批评家，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篇《江西诗社宗派图序》中，吕本中并未提及苏轼，而隐然视黄山谷为宋代诗坛第一人的意图比较明显。至钱文子作《山谷外集诗注序》，则云：“山谷之诗与苏同律，而语尤雅健，所援引者乃多于苏。”如前文所言江西诗派中人有很多持苏黄并重的观点，但不可否认，诗派中也有不少扬黄贬苏论者，故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四谓江西诸子以为黄胜苏，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也有些论者引用当日苏黄互相评价之语，对苏轼的言论予以批评而赞同黄山谷的论点。如陈善《扪虱新话》云：“鲁直尝言东坡文字妙一世，其短处在好骂尔。予观山谷浑厚，坡似不及。”通过引述苏黄言语而谈论苏黄短长，以为黄胜苏。不过陈善所论仅限于作品风格是否浑厚。而陈长方则认为不仅苏东坡的诗歌不如黄山谷，苏之文章也去黄远甚，其《步里客谈》卷下云：

自古称齐名甚多，其实未必然。……至如近代欧、梅、苏、黄，而子瞻文章去黄远甚，黄之诗律，苏亦不逮也。

则其扬黄贬苏的倾向可谓达到极致，后代议论苏黄诗文高下之各类观点，无论其偏袒哪一方，鲜有如此极端的例子。

三、苏黄优劣之争兴起的原因及其意义

自欧阳修将文坛盟主之位传于苏轼，苏轼诗名、文名如便如日中天，光芒耀眼。众多才子俊彦，无不以成为苏门弟子或与苏门有关系为荣。苏门是一个松散的门派，座主与弟子之间并无严格的师承，东坡因材施教，无意于门户，门下弟子都各具自己所擅长的文体和独特的风格。文学艺术上这种开明、通侻的襟抱与苏轼宽容厚道，平和易与的为人完全吻合。苏东坡虽无意于建立门户，而有容乃大，门户自成。另一方面，苏轼这种与李白相似，凭借卓绝的天资而建立起的大厦也实在不易为他人所模仿。所以，尽管黄、秦、晁、张等出自苏门，却并未形成一个具有严格规范、香火承传不息的文学宗派。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黄庭坚的天资虽略不及苏，但与苏一样，也是学富五车，功力深厚，在诗歌的法度之中，左右逢源，曲尽其妙，并力求有所突破，自成一家。并且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一套有法可依、循序渐进的规则供年轻学子习用。这些年轻后辈虽然没有苏黄之才，但如能按照这套法则日锻月炼，固然难以成为一流诗人，却也基本可以保证成为一名小有成就和知名度的诗人。当部分后进学人争以黄庭坚为师时，在黄的周围和身后很容易就聚集了一批具有大致相同艺术趣味和倾向的诗人，并最终形成江西诗派。

    所以，从苏黄二人的创作手法、诗歌风格、创作成就以及对后学的影响等方面着眼，苏黄确有许多不同之处。二人之间也有时常有一些善意的批评或建议，苏黄优劣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问题在于，苏黄间一些善意的、玩笑性质的批评是否如某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意在贬低对方，抬高自己？黄庭坚作为苏门弟子对苏轼的态度究竟如何？再者，如果说元祐末期人们以黄配苏，苏黄齐名，那么到苏黄晚年，是否苏诗大进，而黄诗停步不前，成为黄庭坚之“大不幸”呢？

苏黄二人在世时，在诗歌创作方面可能有相互争胜之处，互不服气之时，比如在唱和之中互相比拼谁用韵难度大，谁的作品用典冷僻却又巧妙等，以展示各自雄厚的学养和精湛的技巧。这正说明座主苏轼胸襟之宽广与待人之宽厚，对弟子优先考虑发挥他们的特长，而并不要求局限于师门规矩。苏轼对黄庭坚的才干和学识经常予以褒扬，并举以自代，而黄庭坚终其一生也对苏轼十分敬仰，这在宋代有关文献中多有记载。关于苏东坡在黄山谷心目中的地位，黄山谷自己的言论最具说服力。比如他曾说：“予尝对人言：作诗在东坡下，文潜、少游上。”[⑥]又曾对自己的学生赞叹苏轼的诗说：“苏端明之诗笔，语妙天下，于今为独步，当激赏其妙处，率马以骥也。”[⑦]在这里，黄庭坚对自己和苏轼诗歌的评价都很客观，符合实际，其含义甚为明白，无论如何解释不出黄庭坚有轻视苏诗的意思。退一步讲，即使黄庭坚的确想过在诗歌创作方面胜过苏东坡，那也是见贤思齐，有何不可？

至于是否如朱弁所言苏东坡晚年被贬海南，反而成就了晚年的苏诗，致使一向与苏东坡争胜的黄庭坚追赶不及呢？黄庭坚在其生命的晚年屡遭贬谪，所受磨难并不逊于苏轼，并且也创作出相当数量的诗歌。笔者以为，《豫章先生传》对黄庭坚晚年的创作成就虽有过誉之嫌，但认为黄庭坚的诗歌成就晚年更为成熟，应该说不失为一种正确观点；而《风月堂诗话》在说明苏轼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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