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靖康覆国，宋室南渡，宣告了“绍述”政治的结束和“党元祐”政治的开始，在“绍述”中惨遭禁锢的元祐党人苏轼及其文学，也随之获得了新生，并在高宗和孝宗两朝生发了奉之若狂的“崇苏热”。这一现象既属于政治的，又属于文学的。政治上是南渡后的“拨乱反正”。文学上则全面改变了词学命运，给宋词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艺术生命力，也孕育了“雅正”说词学理论体系。但由于该体系是“拨乱反正”的翻版，具有严重的政治偏见，阻碍了词向主体的多重性、功能的多样性和流变的多向性的发展之路。

一

近人陈衍《石遗室诗话》提出了“三元说”，并视“三元”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三大高峰。其中“下元”以苏轼和黄庭坚为代表，属于“苏黄时代”。然而，这个高峰是在激烈的新旧党争中形成的，难免党争的干扰。事实上，在元祐以后的“绍述”中，苏、黄等人的诗文遭到了严厉的禁锢。

新旧党争大致经历了熙丰新政、元祐更化和绍圣以后的“绍述”三个阶段。元祐更化期间，元祐党人在彻底废除熙丰新法和排斥乃至迫害熙丰新党的同时，又焚毁王安石《三经新义》。绍圣以后，新党重返朝廷，重执朝政。重新执政后的新党对元祐党人进行了报复性的打击，尤其是崇宁以后的徽宗、蔡京集团，不仅在全国各地设立“元祐奸党碑”，同时又对“元祐学术”实施了全面的禁锢。所谓“元祐学术”，包括了元祐党人创作的诗歌及其史学著作和表达政见、反映学术思想的文字。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五说:

绍圣初，以诗赋为元祐学术，复罢之。政和中，遂著于令，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畏谨者，至不敢作诗。

周密《齐东野语》卷一六“诗道泰否”条也指出:“诗为元祐学术”，政和期间，御史中丞李彦章“上章论渊明、李、杜，以下皆贬之，因诋黄、张、晁、秦等，请为禁科。何清源至修入令式，诸士习诗赋者，杖一百。闻喜例赐诗，自何文缜后，遂易为诏书训戒”。不仅如此，大凡元祐党人所著文字，均被列入“元祐学术”而遭禁锢。崇宁二年（1103）下诏:“焚毁苏轼《东坡集》并《后集》。”“三苏集及苏门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及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板，悉行焚毁” ① 。此为崇宁“元祐学术”之禁的基本情形。二十年后，其禁仍严。宣和五年（1123），“诏:‘毁苏轼、司马光文集版，已后举人习元祐学术者，以违诏论。’明年又申禁之” ② 。“明年又申禁之”，就是指宣和六年（1124）十月庚午之诏。《宋史·徽宗纪》录此诏云:“有收藏习用苏、黄之文者，并令焚毁，犯者以不恭论。”这是因为民间不顾朝廷禁令而“复尊事苏轼、黄庭坚”。又史载徽宗语:“朕自初服废元祐学术，比岁至复尊事苏轼、黄庭坚;轼、庭坚获罪宗庙，义不戴天，片纸只字，并令焚毁勿存，违者以大不恭论。” ③

但“元祐学术”之禁严重践踏了文学生命，也无法使“三元”中“苏黄时代”的典范起到应有的作用。据载，文同的家人为了避祸全身，将文同《丹渊集》中出现的苏轼姓名字号悉行窜改，对此，家之诚不无悲哀地叹息:“斯文厄至已如此，可胜叹哉!” ④ 靖康覆国，宋室南渡，宣告了蔡京朋党集团“绍述”政治的结束，“崇宁党禁”和“元祜学术”之禁也随之销禁，元祐党人苏轼、黄庭坚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苏、黄在文学上的典范意义得到了全面阐释和张扬。但南渡后，随着对以王安石、蔡京为首的新党集团的声讨和在高宗“最爱元祐”的政治导向下，新一轮党争也随之展开，形成了“党元祐”的政治格局，而且“党元祐”被转化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浓烈的政治情结，长期作用于高宗和孝宗两朝的士林。苏、黄在文学上的典范意义的阐释和张扬，便始终伴随着这一政治情结;并在这一情结的驱使下，掀起了崇尚苏、黄的文化运动。文学群体随之出现了分化与重组，文学命运得到了再造，其主要标志是以黄庭坚为宗的“江西诗派”成了诗坛的主流，以苏轼为宗的“苏轼词派”推进了南宋词的发展。这就是说，苏、黄文学意义的彰显，并非仅仅是文学自身规律的作用所致，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了政治上的动力。乾道九年（1173），孝宗作《苏文忠公赠太师制》:

……故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赠资政殿学士谥文忠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方嘉祜全盛，尝膺特起之招;至熙宁纷更，乃陈长治之策。叹异人之间出，惊谗口之中伤。放浪岭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夺者�Ｈ恢�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彰。是以论世，傥九原之可作，庶千载 以闻风。惟而英爽之灵，服我衮衣之命，可特赠太师，余如故。

据《四部丛刊》本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首，该文为高宗作，但史称“乾道六年九月壬辰，赐苏轼谥‘文忠’”，“乾道末，苏文忠特赠太师” ⑤ ，据此则当出于孝宗之手。但这并非意味高宗不重视苏轼。李日华《六研斋三笔》卷三载:“宋思陵（高宗）得李伯时画人参、地黄二药，装潢之，御书东坡二赞，笔法浑厚纯美……。竹懒曰:‘思陵极爱苏公文词，力购全集，刻之禁中。此二诗应所熟诵而出之笔端者，且坡语二物皆北产而移之南土，遂而蕃茂。时当绍兴南迁之初，尤所感而欣然也。’”从中可见赵构喜好苏轼之一斑;而且在高宗时期，朝野掀起了一股“崇苏热”，其标志之一，即赵昱《南宋杂事诗》卷五所说“风骚散佚罕流传，力购开雕读御前。空废元嘉诗禁密，纷纷笺释斗新编” ⑥ 。该诗昭示了“元祐学术”解禁以后民间崇尚苏轼的盛况。所谓“力购开雕读御前”，就是指南渡不久，高宗购苏轼全集，“刻之禁中”之事。换言之，民间“纷纷笺释斗新编”的热潮与高宗对苏轼的喜好互为因果。这一热潮至孝宗朝愈演愈烈，孝宗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且特赠太师之位予苏轼，并倾情制作敕文。文中“玉振而金声”一语，出于《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将苏轼在文化上的建设与贡献与孔子相提并论。

从高宗与孝宗对苏轼的褒赞观之，南渡后所出现的“崇苏热”，并非是单一的文学现象，而是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政治、文学与学术多个文化层面的内涵，所以其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正负并行、得失杂陈的。

二

南渡后，在高宗“最爱元祐”政治导向下，已故的苏轼从“崇宁党禁”中解放出来，政治地位不断提升:建炎二年（1128），“诏:苏轼立朝履历，最为显著，追复端明殿学士，尽还合得恩数”;绍兴元年（1131），“故追复端明殿学士、降授奉议郎苏轼特赠资政殿学士、朝奉大夫” ⑦ ;至孝宗朝，又赠为太师。自高宗到孝宗，对苏轼的褒赞追赠，可谓与日俱增，与时俱进，其因则在于“最爱元祐”的政治情结。乾道八年（1173），晁子健知毗陵，筑东坡祠堂“于郡学之西，塑东坡像其中，又于士大夫家广摹画像、或朝服、或野服，列于壁间，而晁侍郎公武为之记”:

崇宁间，贼臣擅国，颠倒天下之是非，人皆畏祸，莫敢庄语。公之葬也，少公黄门铭其圹，亦非实录。其甚者以“赏罚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役”坏元丰;指温公“才智不足”，而谓公之斥逐出其“遗意”;称蔡确谤   “可赦”，而谓公之“进用”自其“迁擢”;章子厚之贼害忠良，而谓公“与之友善”;林希之诋诬善类，而云公“尝汲引之”。呜呼!若然，则公之《上清储祥》、《忠清粹德》二碑，及诸奏议著述，皆诞谩欤?……于是，不敢以不能为解，而辄载其事。惟公当元祐时，起于谪籍，等金门玉堂，极礼乐文章之选。及章、蔡窜朋党于岭表，而公独先;朝廷追复党人官爵，而公独后。立朝本末，彰明较著如此，岂有他哉!惜陈仲弓送中常侍父自葬，非以为贤;从者詈楚公子曰:“隶也不力”，非以为不肖，皆有为而发。岂少公之意，或出于此，非耶?后世不知其然，惟斯言自信，则为盛德之累大矣。 ⑧

所谓“少公黄门铭其圹”，就是指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晁公武则认为其中关于苏轼对免役法的态度及与章惇、蔡确等人关系的记载，皆“非实录”。那么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主持废除新法的更化之政，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在废除免役法时尤其如此。由于在王安石所实施的新法中，免役法利多于弊，故部分元祐党人要求保留此法，苏轼为此与司马光面折于庭，争之不得，乃呼之为“司马牛” ⑨ 。在朝的蔡确、章惇 也为之据理力争，特别是章准，司马光“被他一一捉病痛，敲点出来” ⑩ 。最终是蔡京力助司马光，在五日之内强行废除了该法而重新恢复了差役之法，致使监司“迎合争先，不校利害，一概差定，一路为之骚动” 11 ，造成了不良后果。司马光去世后，元祐党人内部遂分蜀、洛、朔三党，交争不已。在交争中，苏轼罹“诽谤”罪离开朝廷。对此，苏轼曾作有解释:因反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便为朱光庭、王岩叟、贾易等人“攻击不已， 至于罗织语言，巧加酝酿，谓之诽谤” 12 。也就是说，苏轼于元祐期间罹“诽谤”罪而被斥逐，虽与司马光无直接关系，但为洛、朔二党发挥司马光“遗意”所致。同时，在元祐党人以“车盖亭诗案”迫害蔡确时，苏轼确曾认为“可赦”而上疏营救 13 。至于苏轼与章惇的私人交情，从《苏轼文集》所收多封写给章悼的书信中可见一斑。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自海南北归，途中曾给章惇 之子援写有一信，信中说:“某与丞相（章惇 ）定交四十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 14 由此也可知苏轼与章惇 私交至死未变。苏轼卒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葬于次年即崇宁元年闰六月;该年正是建中靖国元年宋廷调解新旧两党之间的矛盾失败后，徽宗与蔡京集团全面打击和迫害元祐党人的开始。不过所有这些事实，并不需要作任何考证，粗览《苏轼文集》便可知晓。晁公武于事实真相视而不见，并以纠谬求真的姿态，为东坡祠堂作记，是在特定的心理定势下，出于塑造苏轼作为元祐党人的完美形象之需。因为在他看来，废除免役、恢复差役，是元祐更化的重要步骤，而元祐更化则是“天下大治”的范例;蔡确与章惇 则属新党党魁，是“贼害忠良”的奸诈小人。倘若苏轼反对废除免役、论救蔡确、与章惇 友善，岂不是与司马光主持下的更化之政背道而驰而与蔡、章同流合污了吗?实际上，这是南渡后士大夫所普遍具有的历史观和认识论。质言之，晁公武是怀着弥漫于广大士林之中的“党元祐”情结撰写这篇《东坡祠堂记》的;高宗以来的“崇苏热”赖以形成和日趋高涨的内在驱动力正在于此。

将苏轼从“崇宁党禁”中解放出来，使之获得新生，既出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又为全面阐发苏轼在文学上的经典意义提供了保障。但这一拨乱反正的原动力却来自“党元祐”政治，其性质与压制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元祐文学”的“崇宁党禁”一样，都是朋党相争的产物。也正因为如此，在“崇苏热”的背后隐含着文化上的悲哀。晁子健在地方学馆建东坡祠堂，置苏轼画像、塑像及其服饰于其中，并配以晁公武无视历史真实的记文，供人拜祭，不仅被打上了极不健全的朋党政治的色彩，而且明显具有了庸俗的宗教意味。类似这一现象，在南宋屡见不鲜。陆游《玉局观拜东坡先生海外画像》说:“整衣拜遗像，于古尊正统。” 15 周必大《跋三苏画像赞》称:“侍读公赞苏氏父子兄弟之盛，游、夏不能措辞矣。英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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