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示省斋周某，乃续一转语云:‘是家一瓣香，并为文忠公。’此图盛行于庐陵，宜也”。徐鹿卿《史君赠所临蜀本三苏入京图诗以谢之》“岷峨一气钟三杰，欧富诸公知异材。后百余年拜遗像，凛然高节尚崔嵬” 16 ，则又爱屋及乌，使苏洵和苏辙在苏轼受人崇拜之际，也获取了被拜的神位。又杨王休守镇江，郡有“二苏画像，旦望必率子弟拜之” 17 。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在顶礼膜拜中，苏轼已非原来的苏轼，而成了狂热膜拜者心中“千古尊正统”的至高无上的“神明”。实际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活动中惯于造神、拜神的表现之一。
建炎以来的“崇苏热”愈演愈烈，固然反映了士人在政治异化下所生成的具有宗教意味的“臣民”心态，但在膜拜的过程中，却具有强烈的功利性。陈造《次韵臧秀才读苏集》便称道:“自我得苏集，玩阅几忘年。……世儒昂其首，指似如登仙。” 18 因“读苏集”而至“如登仙”，显然藉以抬高自身价值;因“读苏集”而使“世儒昂其首”，则又道出了“拜苏”活动中士林所普遍具有的功利心理。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甚，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则将这种功利心理转化成了具体的行动，即通过熟读苏文，模仿苏文，猎取科举功名。对此叶适认为:“苏轼用一语、立一意，架虚行危，纵横倏忽，数百千言，读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来，虽理有未精，而辞之所至，莫或过焉，盖古今议论之杰也。轼自以为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嗟夫!古人岂必有此文而后能有此论哉?以文为论，自苏氏始。而科举希世之学，烂漫放逸，无复实理，不可收拾矣。” 19 既指出了苏文独有的风格特征，不宜作为士子为了科举而模仿的对象，又道出了实际上广为士子模仿而致使科场与文坛“烂漫放逸，无复实理，不可收拾”的局面，所以朱熹每每疾呼:“苏氏之学，坏人心术，学校尤宜禁绝!” 20 就文学创作而言，在“苏文熟，吃羊肉”的过程中，使大量士人丢失、甚至抹杀了自我的创作个性和抑制了应有的创新意识。明人叶盛说:“近世士人惑于‘苏文生，吃菜羹;苏文熟， 吃羊肉’之语，更不肯做向上工夫，卒之又逊于苏文数倍也。” 21 这一批评同样适合于南宋士人文学创作的实际。也就是说，在功利心理驱使下，士人于文学创作“更不肯做向上工夫”的表现，阻碍了南宋文学的健康发展，也流毒后人。对此生前极力反对“诵其师传造字之语”，“案其形模而出之” 22 ，而再三强调发挥自足自立的艺术个性的苏轼，若地下有知，其心情的哀痛程度恐怕不亚于“绍述”期间自己被流放岭南及其文集被禁锢之时。
在南宋，因朋党政治而被神化者并非止于苏轼。在绍兴和议的近二十年间，以秦桧为对象的造神、拜神热潮，同样如火如荼。当然秦桧为势倾一时的权臣，与苏轼不可同日而语，但作为造神与拜神运动，其性质却并无二致，都是党争的产物和政治异化士人的表现。不同的是，“崇苏”、“拜苏”热尽管也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但表现更多的是文化上的个人崇拜。而作为“元祐文学”的代表，苏轼的典范意义在崇拜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全面的阐释，因此一方面士人在丧失自我的盲目崇拜中，其文学创作“更不肯做向上工夫，卒之义逊于苏文数倍”，一方面却又改变了“绍圣”以来的文学尤其是词学命运的走向，推进了宋词的发展。
三
弥漫于士林的“党元祐”情结与愈演愈烈的“崇苏热”，对文学命运的走向产生了直接而又深远的影响。首先作为“以诗赋为元祐学术”的主要对象，苏轼的典范意义得到了政见不一的作家的高度认同，形成了一个以“崇苏”为荣的庞大的文学群体。在这种认同中形成的所谓“苏轼词派”，则从正面推进了宋词的发展。
苏轼生前，在词坛“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具体表现为:提高了词品、扩大了词境、改变了词风、推进了词律 23 。这些“新天下耳目”的表现，得到了时人与后人的响应，形成了阵容壮大的词派。王灼就认为“晁无咎、黄鲁直皆学东坡，韵制得七八。……后来学东坡者，叶少蕴、蒲大受亦得六七” 24 ;元好问又将苏派传人一直举到辛弃疾:“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性情，流连光景，清壮顿搓，能起人妙思。亦乃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东坡发之。” 25 在北宋，苏轼词虽然得到同时代某些词人的崇尚，但较之徽宗朝的“大晟府词人”，其阵容并无优势可言，占词坛主流也是“大晟府词人”围绕“丰亨豫大”的虚幻光环编织而成的谄谀之词。“苏轼词派”的壮大，是在南渡以后。
王灼提及的叶梦得，原本不是苏轼词派中人，在北宋却又“阴抑苏黄”。清四库馆臣指出:“梦得著《石林诗话》，主王安石之学，而阴抑苏黄，颇乖正论。乃其为词，则又挹苏氏之余波。所谓是非之心，有终不可澌灭者耶。” 26 叶梦得于绍圣四年（1097）进士，徽宗时为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出于蔡京之门，在政治上倾向“绍述”，在文学上“推重王安石者不一而足”。四库馆臣将他从“阴抑苏黄”到转“挹苏氏之余波”，归源为创作主体“是非之心”的重新发现;冯熙则以为:“叶少蕴主持王学，所著《石林诗话》，阴抑苏黄，而其词顾挹苏氏之余波，岂此道与所问学，固多歧出也。” 27 谭莹又将其“多歧出”视作为人上的“狡狯”:“轻诋苏黄太刻深，倚声一事却倾心。流莺不语啼莺语，狡狯真怜叶石林” 28 。实际上，促使叶梦得从前期“阴抑苏黄”与词“婉丽有温、李之风”，转化到后期崇尚苏轼，使词风“落其华而实之，能于简淡时出雄杰”而“不减东坡之妙” 29 ，是时风使然，是“党元祐”下的“崇苏热”改变了其先前所持之“道与所问学”，终成苏轼在词坛上的传人。
南渡以后，争羡元祐，崇尚苏轼，以获时荣，是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士风，改变先前所持之“道与所问学”，转崇东坡，也成了文坛的普遍现象。蒋璨因在南渡前交结蔡京党人梁师成，曾为徐俯弹劾而罢官 30 ，但在绍兴年间，却将“平生所蓄东坡诗文、杂言、长短句、残句断稿、尺牍游戏之作，尽椟藏其中”，并将自己的藏书室命名为“景坡堂”，以表示对苏轼的景仰 31 。李纲与李光在蔡京执政期间身处近要，被视为蔡氏死党而遭弹劾 32 ，但在高宗即位后，在政治上表现出鲜明的“党元祐”的立场，在词体创作上也步苏轼所指出的“向上一路”，成了“苏轼词派”的过渡词人。至于在北宋末心仪“元祐学术”的文人更是如此，其中又不乏一改南渡以前的词学取向而转尚苏轼者，向子諲 就是颇具代表性的人物。 向子諲生于元丰八年（1085），元符三年（1100），以恩荫补官，政治上倾向元祐，文学上与元祐党人之后徐俯、洪刍、洪炎、吕本中等“为同社诗酒之乐” 33 ，南渡以后，又受到了“元祐学术”中的洛学传人胡安国的赏识与举荐，官至户部侍郎。因“金使议和将入境，子諲 不肯拜金诏”，终忤秦桧，致仕家居 34 ，自始至终体现了“党元祐”的立场。不过南渡前后向子諲 在政治、文学活动中与元祐后人的这一密切关系，并不意味着其词风前后一以贯之。他《酒边词》中的《江北旧词》主要承柳、晏、欧、秦之绪，基本不出“歌场舞榭之生涯”;《江南新词》则呈现出崭新的艺术风貌，胡寅认为这新风貌的出现为“步趋苏堂而哜其胾者” 35 。这就表明了南渡以前，向子諲 虽然与“元祐后人”有“同社诗酒之乐”，但在词坛上“步趋苏堂”而成为“苏派词人”，却是渡江以后开始的，从中也佐证了在北宋苏轼虽为词坛指出了“向上一路”，但因徽宗时期的“元祐学术”之禁而很少有人问津的事实。
驱使南渡后“文变”的“党元祐”与“崇苏热”这一“世情”，直接影响了叶梦得、向子諲 等作为“苏派”传人的艺术实践，同时又拓宽了苏轼为词坛所指出的“向上一路”。换言之，苏轼所开辟的“向上一路”，在“崇苏热”的引领下，得到了不断的拓展和延伸，从而加快了词风的转变，孕育了新一代“苏派词人”。张孝祥就是在这一词学命运新走向中脱颖而出的、苏轼在孝宗前期词坛的重要传人。乾道七年（1171），汤衡为张孝祥词集序，序云:
昔东坡见少游《上巳游金明池》诗，有“帘幕千家锦绣垂”之句，曰:“学士又入小石调矣。”世人不察，便谓其诗似词，不知坡之此言，盖有深意。夫镂玉雕京，裁花剪叶，唐末词人非不美也，然粉泽之工，反累正气。东坡虑其不幸而溺乎彼，故援而止之，惟恐不及。其后元祐诸公，嬉弄乐府，寓以诗人句法，无一毫浮靡之气，实自东坡发之也。于湖紫微张公之词，同一关键。……如《歌头》、《凯歌》、《登无尽藏》、《岳阳楼》诸曲，所谓骏发踔厉，寓以诗人句法者也。自仇池（苏轼）仙去，能继其轨者，非公其谁与哉! 36
汤衡将苏轼在词坛所指出的“向上一路”的表现特征总结为“寓以诗人句法”，认为这是张孝祥得苏轼真传之所在。张孝祥生于绍兴二年（1132），卒于乾道五年（1169），虽天不假年，也无南渡文人那样对“元祐学术”有着耳濡目染的亲身经历与感受，但对苏轼在文学上的典范意义的领悟与汲取，却是十分深入的。其门下士谢尧仁说，张孝祥不仅于词，同时在诗歌上，“与东坡相先后者已十之六七。乐府之作，虽得于燕笑之顷，而胸次笔力皆在焉。人皆以为胜东坡，但先生当时意尚未能自肯” 37 。据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载:“（孝祥）尝慕东坡，每作为诗文，必问门人曰:‘比东坡何如?’”可见追慕苏轼之诚。
在汤衡所谓“镂玉雕京，裁花剪叶”的传统词风下，苏轼“寓以诗人句法”，一变“浮靡之气”为“骏发踔厉”，“新天下耳目”。但由于在“绍述”期间实施的近三十年之久的“元祐学术”之禁，加上为徽宗与蔡京集团的“绍述”政治歌功颂德的“大晟府词”大面积地掩盖词坛，严重障碍甚至封闭了这条“新天下耳目”的“向上一路”。南渡后，在“党元祐”政治中形成的“崇苏热”，却消解了路障，扫除了尘封，使之重现天下。同时由于这“向上一路”呈现出极为开放的体系，步趋其间的词人可以各取所需，汲取其中的典范意义而化作自己的创作实践，从而又使之得到了不断的拓宽与发展，也赋予了“苏轼词派”的再生性而变得源源不断，经久不衰。如张孝祥词虽然与苏轼“同一关键”，但不是对苏词风的自然演化，而是一种再创造，形成了介于苏轼与辛弃疾之间的新词风;并且又由“张于湖一传而得吴敬斋（潜），再传而得郭遁斋（应祥）” 38 。同样为元好问所认定的另一位后来居上的“苏派词人”辛弃疾与苏轼的关系，也主要表现在“意不在作词，而其气之所充，蓄之所发，词自不能不尔”上 39 ，即“自东坡发之”的辛词，并没有停留在对苏词章句形态上的追摩，主要的是在创作精神上的崇尚。因此论者或将苏、辛相提并论，称为“苏辛词派”，或将辛弃疾单独立派，视刘过、刘克庄、文天祥、刘辰翁等为“辛派”传人，都不乏历史依据。
综而言之，南渡以后经久不衰的“崇苏热”孕育了经久不衰的“苏轼词派”，改变了“绍述”以后词学命运的走向，也给传统的词体注入了新的艺
术生命力，使之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由于“崇 苏热”在“党元祐”中形成，这一新的艺术生命力却被厚厚地蒙上了所谓“雅正”的教化之雾。
四
上引汤衡所言出自苏轼的“寓以诗人句法”是相对于有累“正气”的“粉泽之工”而言的。所谓“正气”即为南渡以后盛行的“雅正”说的另一种表达。何谓“雅正”?《毛诗》说:“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兴废也。” 40 那么南宋学者又是怎样以“雅正”衡词?不妨先看《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引阳居士《复雅歌词》对苏轼《卜算子》（缺月疏桐）的阐释:
“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其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吴江冷”，非所安也。与《考槃》诗极相似。
苏轼的这首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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