售其邪谋伪说，欲望密加搜索，严为禁绝。甲寅，上谓秦桧曰:‘此事不应有，宜行禁止，许人陈告。仍令州县觉察，监司按劾，御史台弹奏，并取旨优加赏罚。’于是李光之狱遂起”;次年结案，结案后，“诏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昌化军安置，李光永不检举，右承务郎李孟坚（李光之子）特除名峡州编管。先是，孟坚以小史事系狱，至是狱成，故有此命，于是前后从官及朝士连坐者八人。徽猷阁直学士致仕胡寅坐与光通书，朋附交结，特落职” 20 。查禁野史，惩治私史的撰写者或传布者的活动，在绍兴十四年就已展开。次年，秘书省正字黄公度便因“著野史议讪”而被贬逐 21 。李光“私史案”将这场查禁野史活动推向了高潮，其手段和目的也与王庭珪 诗案一样，由一人连坐众人，扩展禁锢对象，加大禁锢力度，深化“绍兴党禁”。而与文字狱和文禁交并而行的则是语禁:
绍兴十四年六月乙未，右武大夫华州观察使提举佑神观白锷特刺面配万安军。时闽、浙大水，锷自北方从太后归者，宣言“燮理乖缪;洪皓名闻中外不顾用”。太师秦桧闻之，奏系锷大理寺。锷客馆张伯麟，尝题太学壁曰:“夫差，尔忘越王之杀而父乎?”伯麟亦下狱。狱具，锷坐因伯麟问“何故不用廉访使”，锷答曰以“任内臣作耳目，正是祖宗故事，恐主上不知”，因出言排斥。案奏，乃有是命。伯麟亦杖脊刺配吉阳军。御史中丞詹大方即奏皓与锷为刎颈交，更相称誉，诳言惑众。时皓以徽猷阁直学士。丁酉，召皓提举江州太平观。 22
《尚书·周官》有“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之说，后来人们遂将此作为宰相之职事，若阴阳失调，宰相应该引咎辞位。白锷因水涝而言“燮理乖缪”的用意也在于此，故触怒了秦桧;又因秦桧梦宰相而为洪皓鸣不平，加上与张伯麟关于“何故不用廉访使”的一段对话，则属“指斥乘舆”，所以三大“语罪”并罚，并累及洪皓，使之无辜获罪，横遭罢逐。绍兴十五年，高宗赐宅第予秦桧，又“诏就第赐燕，假以教坊优伶，宰执咸与。中席，优长诵致语，退，有参军者前，褒桧功德。一优伶以荷叶交倚从之，恢语杂至，宾欢既洽，参军方拱揖谢，将就倚，忽堕其幞头，乃总发为髻，如行伍之巾，后有大巾环，为双叠胜。伶指而问曰:‘此何环?’曰:‘二胜环。’遽以朴节其首曰:‘尔但坐太师交椅，请取银绢例物，此环掉脑后可也。’一座失色，桧怒，明日下伶于狱，有死者。于是语禁始益繁” 23 。“二胜环”是“二圣还”的谐音;“请取银绢例物，此环掉脑后可也”是指一味屈膝求和而将请还徽、钦二圣，恢复中原之事置之脑后。优伶的戏语，既遭致杀身之祸，更引起了秦桧对“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一座右铭的高度认同。于是，作为“绍兴党禁”的又一手段，“语禁始益繁”。
据载，张浚谪居永州时，因深恐惹祸及身，“杜门不通人，惟穴墙以通薪水” 24 ;毛文以“大骂剧谈”称著于世，但在临安酒肆遇唐锡，唐锡谓“君素号敢言，不知秦太师如何”时，毛文听后却大骇不已，亟起掩耳，连声“放气!放气!”疾走而去 25 。一是位及宰相的主战勇士，一是论时事毫无忌讳的狂狷之士，尚且避之犹恐不及，一般人的恐惧心理也就不难想见了。这从高宗和秦桧方面而言，收到预期的效果，即通过从人事上残害与禁锢政敌到舆论上倡兴文字狱、文禁与语禁，成功地实施了“绍兴党禁”，保证了“绍兴和议”的实施及其高压政治的运行;就文学生态而言，却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其突出表现就是导致了创作主体的心灵畏怯，呈现出集体怔忡症与失语症，长期积淀下来的“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或“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创作锐气和精神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而丧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以歌功颂德为内涵的话语系统。
二
高宗和秦桧为了推行和议国策，在以严刑和峻罚摧残正论、禁锢政敌的同时，需要强大的舆论作后盾，所以掀起了旷日持久的歌功颂德的文化运动;而在高压政治下深患怔忡症与失语症的文学群落却以固有的耐受性与变异性，顺应了这一需求，即便是在起初反对和议的士人，后来也投身其中，出现了所谓“文丐奔竞”的现象。可以说，“绍兴和议”期间的“文丐”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机，运用了一切可以运用的文体，在文坛营造了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以歌功颂德为内涵的话语系统，制作了铺天盖地般的谄诗谀文。其歌颂的对象是高宗与秦桧，歌颂的类型有临时性和经常性两类，但均体现了歌颂高宗和秦桧“共图中兴”的“盛德”的主题趋向。
所谓“临时性”，是指随时随地，遇事而歌，即兴而颂。
首次大规模的临时性歌功颂德是在绍兴十二年。该年，金人按照和议协定，放还高宗生母皇太后韦氏。为此，高宗政府宣布:“皇太后北征淹留沙漠者十有六年，尚赖陛下圣明，虚心屈己，上天悔过，和好克成，归我太后，此诚国家莫大之庆，社稷无疆之福，乞令词臣作为歌诗，勒之金石，奏之郊庙，扬厉伟绩，垂之无穷。”于是，朝野文士纷纷响应，作者达千余人之众;同时“有司”奉诏展开了评奖活动，在一千余人的颂词中评出四百首为优等，其中吴为第一，张昌次之，范成大的作品也在被奖之列。对优等颂词作者的奖励是:“有官人进一官，进士免文解一次。” 26 这些颂词的具体内容或主题从吴的《皇太后回銮颂》 27 中可见一斑:
辅臣稽首，对扬圣志。惟断乃成，愿破群异。
全诗长达四十四联，前有序文，以上两联是全篇的中心所在。所谓“辅臣”，就是指秦桧;“圣志”即为高宗与金和议的主张;“惟断乃成，愿破群异”二句，就是指绍兴十一年高宗与秦桧不顾朝野反对，收兵权，杀岳飞，与金签定和约。对于这一“盛德”之举，其序文表述得更为明确:“窃谓隆古帝王有盛德事，必见于歌诗。下至有唐肃宗清奸臣，且有元结之颂，宪宗平淮，且有柳宗元之雅，使一时丰功伟绩，映照万世，赫赫如前日事。以今大庆，较其轻重，固已万万畴昔，其可无文字以述盛美乎!”早在去年，曾惇作《书事十绝句》，献投秦桧，其三云:“吾君见事若神通，兵权收还号令新。裴度之今真圣相，勒碑十丈可无人。” 28 唐宪宗时，藩镇割据，吴元济在淮西，为患尤甚。宰相裴度奉旨平定了淮西，韩愈作《平淮西碑》，褒扬裴度的功绩，李商隐作《韩碑》诗，中有“帝得圣相相曰度，贼斫不死神扶持”句，以“圣相”誉裴度，曾诗则以裴度比秦桧，吴□的比喻又从曾诗化出，其中虽未出现“圣相”之词，其赞颂的力度却大大加强了。在他看来，秦桧辅助高宗，贬逐主战官员，诛杀主战将领，“虚心屈己”，“和好克成”，不仅不让唐代“肃宗清奸臣”、“宪宗平淮”专美于前，而且“较其轻重，固已万万畴昔”，成了“于皇睿明，云符中兴”的突出标志。这显然是出于高宗与秦桧统一和议认识的政治需要而作的赞美词;出于这一政治需要而赞美高宗与秦桧“共图中兴”的“盛德”，也显然成了该诗和包括范成大在内的其他颂词所共同具有的主题。
如果说这次歌功颂德的文化运动是由政府组织的，具有明显的指令性质，因而对于参与者来说，或多或少带有受指性或被动性;那么绍兴十二年以后，歌颂秦桧辅助高宗推行和议之策，成了文士在文学创作中经常表现的一个主题和一种自觉行为。而在表现这一主题的作者中，还包括了不少南渡前辈和正直君子。绍兴十八年，敷文阁待制张嵲就进献了长达150韵的《绍兴中兴上复古诗》，其序文有云:
乃临御之九年，起大丞相太师益国公秦桧于闲废之中，明年复相之，与之共图中兴之事。君臣一德，如鱼之有水，声音之相和，盐梅之相济，不动声气而神化密运，天下莫可测知。至于圣孝日跻，是崇是赞，所以感通庶类、逆厘三神者，虽夫妇之愚，咸知其有善应矣!是以内之则戾夫悍将 俯 首听命，而无项领之虞;远之则恶吏奸氓勉于承化，而无凌犯之变。风移而益淳，刑轻则几措。于以风德于远方，而异类为之革面;达孝于绝党，而敌国为之改图。 若绍兴十二年秦桧迫害政敌的残酷手段尚未充分展现，六年后则已暴露无遗了。这里却称“风移而益淳，刑轻则几措”;“内之则戾夫悍将 俯 首听命，而无项领之虞”，则指秦桧辅助高宗，收兵权归朝廷，“销祸于未然”，得以“共图中兴”大业。张嵲《紫徽集》另有《绍兴圣孝感通诗》等五首、《贺秦内翰启》文一篇，也以此为主题。又南渡以后理学的重要传人刘子赞美秦桧“嘉猷允契于宸衷，流庆大敷于寰海”，“如天所授，何谋不成”29 ;“湖湘学派”的中坚胡寅称誉秦桧“命世大贤，兴邦元佐”，“一登揆路，大振邦荣”，“秦汉以还，勋庸莫二，盖以伊周之术业，赓陪尧舜之都俞” 30 ，说的同样是这个意思，也均与绍兴十二年士人创作颂词的主题如出一辙。朱熹之父朱松尝托孤于张嵲，张嵲 成了朱熹的启蒙老师，朱熹对这位前辈的为人与诗歌推崇之至 31 ;作为南宋前期的著名理学家，刘子对朱熹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具有栽培之恩;胡寅是以直言敢谏闻名于世，其在建炎初批评高宗不该即位称帝的奏章，也深得朱熹的赞赏 32 。朱熹的这些前辈，在当时堪称正直君子，他们尚且如此竭力歌颂，怎能不使范成大这样的小辈或趋利小人趋之如鹜?又焉能遏止这场经久不衰的颂德热潮?
从长辈到小辈，从正直君子到趋利小人，遇事而歌，即兴而颂，纷纷加入了歌功颂德的运动之中，他们所创作的汗牛充栋的颂诗颂文，不少已散佚无存，但在现存的别集、正史、笔记小说以及诸如《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之类选集中，仍然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这些作品还来自“文丐”经常性的创作。
所谓“经常性”，是指有时间的规定性，按照指定的日期，规定的题材，歌功颂德。经常性歌功颂德的表现之一就是贺秦桧生日。贺秦桧生日作为具有鲜明政治目的的一个盛大节日，始于“绍兴和议”确立后的第二年。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太师秦桧生辰赐宴其第，自是岁为例” 33 。高宗又为此专门下《赐太师秦桧生日诏》:“宣王拨乱，岳降甫申，炎德复辉，勋高冠邓。稽诸载籍，岂若师臣独斡化枢，再安王室，明谟高世，成绩格天。属兹载诞之辰，特厚匪颁之宠，用昭恩眷。” 34 以周宣王自称，但其所谓“拨乱”，当然不是指拨靖康之乱而恢复中原;谓“师臣”秦桧“独斡化枢，再安王室”，其意无他，唯指助己“削尾大之势，以革积岁倒持之患”，从而使“戾夫悍将 俯 首听命，而无项领之虞”，使祖宗“炎德复辉”。高宗的诏书为秦桧生日之贺也为号召“文丐”歌颂自己，设定了基调，规定了题材。自此以后，年复一年的秦桧生辰之日，一批接一批的“文丐”就是据此赋诗作文，竞相献投的。据载，每遇秦桧生日，四方“献投书启者，以皋夔稷契为不足比，拟必曰‘元圣’或‘大圣’” 35 。“元圣”或“大圣”就是对高宗诏书的高度概括。辅助王室的秦桧为“元圣”，王室之主的高宗当然成了“元帝”;故在歌颂秦桧的同时，高宗的“盛德”也就包含其中了。
现存周紫芝《太仓稊米集》收有九组共59首为秦桧生日而作的诗歌。其第一组《时宰生日乐府》序文指出:“岁十有二月二十有五日，太师魏国公之寿日也。凡缙绅大夫之在有位者，莫不相与作为歌诗，以纪盛德而归成功。篇什之富，烂然如云，至于汗牛充栋，不可纪极。所以祈赞寿龄，无所不至，猗欤盛哉，昔未有也。”所记即为绍兴十二年祝秦桧生日时赞美其“成功”赵宋王室之“盛德”的空前盛况。周紫芝于绍兴十二年以廷对第三释褐，自此年始，一直在朝任官，至绍兴二十一年，出知兴国军，在朝时间恰好九年。也就是说，其九组诗歌分别作于在朝期间一年一度的举朝贺秦桧生辰之时。这一创作实绩也具体证明了每遇秦桧生日，“凡缙绅大夫之在有位者，莫不相与作为歌诗”的事实。以此推算，每年以秦桧生日为题材而创作的诗歌，当不下千首;自绍兴十二年至绍兴二十五年秦桧去世的十四年间，其总数也就远在万首之上了。
当然，对于这些数以万计的赞美诗，秦桧并非都来者不拒，而在“士人投献，必躬自批阅” 36中，以自己的审美趣味作精心选择，对于那些誉之太过又无韵味之作，是坚决嫌弃的:“光尧（高宗）赐御书秦益公‘一德格天之阁’牌，一时缙绅献诗以贺。惟孙仲鳌一联，为秦桧所赏云:‘名向阿衡篇里得，书从复古殿中来。’生日，四方贺诗尤多，尝取其三联云:‘朝回不入歌姬院，夜半犹看寒士文’;‘友邦争问年今几，天子恨无官可酬’;‘建业三公今始有，靖康一节古来无’。盖取其亲切耳。蜀人李善诗:‘无穷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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