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穷闻，第一人为第一官。’其后言者以为过，有旨禁之，仍著令。” 37 从中可见一斑。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为秦桧“躬自批阅”的作品中，还包括了张元幹的词:
宝鼎祥开飞练上，青冥万里光。石城形胜，秦淮风景，威凤来翔。腊余春色早，兆钓璜、贤佐兴王。对熙旦，正格天同德，全魏分疆。 荧煌。五云深处，化均独运斗魁旁。绣裳龙尾，千官师表，万事平章。景钟文瑞世，醉尚方、难老金浆。庆垂芳。开云屏间坐，象笏堆床。
夏承焘先生《瞿髯论词绝句·张元幹》说:“格天阁子比天高，万阕投门悯彼曹。一任纤儿开口笑，堂堂晚盖一人豪。”吴闻先生注云:“秦桧当权时，文人纷纷献诗词奉承。宋本张元幹《芦川集》《瑞鹤仙》词，有‘倚格天俊阁’句，当是献给秦桧或秦桧家人祝寿的词。” 38 其实，张元幹献投秦桧的寿词不止《瑞鹤仙》（倚格天俊阁）一首，上引词作调名为《瑶台第一春》，共两首，均为寿词，其寿主属于同一个为“千官师表”的“万事平章”。这两首寿词虽然没有注明寿主的姓名，也难以确定其作年，但其中的“石城形胜，秦淮风景”，正切合秦桧的诞生地;“腊余春色早”，合乎秦桧十二月二十五日这一贺诞时令;“格天同德，全魏分疆”也就是高宗表彰秦桧“一德格天”与“独斡化枢，再安王室”之意;换言之，词中所言非秦桧莫属。张元幹《芦川词》以《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同调《送胡邦衡待制》为压卷之作。前阕所寄即为建炎首相并历遭汪伯彦、秦桧等权相排斥的抗金领袖李纲;后阕于绍兴十二年送别因抗章取秦桧首级以谢天下而被贬的胡铨。在这两首压卷之作中，强烈谴责了高宗与秦桧的主和行为，得到了词学研究者的高度赞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元幹却创作了上述与《贺新郎》截然不同的寿词。
在秦桧生日献投赞歌的，基本上是“缙绅大夫之在有位者”，至于尚未入仕途的举子，即便要想作颂相献，恐怕也未必能“下情上达”，定期的科举考试，则为他们提供了机会。而“科场尚谀佞，试题问中兴歌颂”39 ，也为举子应试规定了题材和主题。
从和议的确立到秦桧去世，共有五榜正奏名进士，王曾瑜先生在对每榜的策论内容作了提要说明后指出:“绍兴十二年为389人，绍兴十五年为374人，绍兴十八年为353人，绍兴二十一年为422人，绍兴二十四年为419人，合计1966人（ 按数字统计应为1957人——笔者注 ）。这仅是撰写歌颂高宗君臣降金政策而科举过关者，而更有特奏名进士，还有大量虽亦撰写了歌颂文字，却仍未过登科关者，用成千上万的成语估算，是不过分的。”分别于绍兴十八年、二十四年中第的朱熹与张孝祥也在其中，“依朱熹的文化修养只是登同榜中的第五甲第九十人，也可推知其违心之论说得不重” 40 ，但较诸“大量虽亦撰写了歌颂文字，却仍未过登科关者”，其“违心之论”无疑要重得多。朱熹的策论已散佚，这里不妨以张孝祥的作品为例:
往者数厄阳九，国步艰棘，陛下宵衣旰食，思欲底定。上天佑之，畀以一德元老，志同气合，不动声色，致兹升平，四方协和，百度具举，虽尧、舜、三代无以过矣。……今朝廷之上，盖有大风动地，不移存赵之心;白刃在前，独奋安刘之略，忠义凛凛，易危为安者，固已论道经邦，燮和天下矣。臣辈委质事君，愿视此为标准。41
“一德元老”，语出高宗为秦桧私宅的题词“一德格天之阁”;“盖有”四句，为熊彦诗献媚秦桧并为秦桧格外喜好的骈文。“不移存赵之心”是指靖康二年二月，秦桧所上“请存赵氏”的议状;“独奋安刘之略”将秦桧比作安刘氏天下的周勃与陈平，说的也是秦桧辅助高宗收兵权、诛岳飞、定和议，以“削尾大之势，以革积岁倒持之患”。或以为张孝祥巧妙地借用了熊氏的文句，“强调以对待‘存赵’、‘安刘’的态度，来考察‘修行’、‘治心’是否‘无伪’和‘克诚’”，不乏正义感 42。但从整篇观之，用了他人成句，却能“点铁成金”，其“违心之论”既重又透，所以后世流传的《于湖居士文集》弃之不收。不过，该集卷一却收了为其父亲代作的《寿芝颂》，颂词的开篇就说“上既专任一德，方内底定，眷江北昔为战墟，生聚教训，十年于兹矣”，与策论中的“升平”、“协和”同一意思。张孝祥与朱熹都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收复中原是其终身不渝的志向，但也充当了“文丐”，加入到这场歌功颂德的运动之中。
所谓“文丐”，顾名思义，以文讨乞，以谄诗谀文乞取官禄。在绍兴十二年以皇太后回归为契机的歌功颂德的活动中，四百名优胜者“有官人进一官，进士免文解一次”，便是一个显例。又如绍兴十一年，曾因作《书事十绝句》，称秦桧为“圣相”，“以郡守处之”;熊彦诗“坐赵鼎客，闲废累年”，绍兴十二年，秦桧除太师，以启贺之，启中有上述“大风动地”四句，“复录用”;绍兴十七年，施谔一连进《中兴颂》和《行都赋》各一首、《绍兴雅》十篇，“诏永免文解” 43 ;绍兴十八年，敷文阁待制张 献《绍兴中兴复古诗》，诏嘉奖;同年黄友端进《绍兴圣统诗》一篇，诏免解;程端厚献《绍兴中兴盛德诗》，除直徽猷阁;刘一止进《绍兴中兴盛德诗》，除敷文阁待制;钱周材进《绍兴中兴盛德诗》，除集英殿修撰 44 ;绍兴二十一年，李冈因作百韵诗贺秦桧生辰，由大理少卿超升为吏部侍郎 45 。由此等等，都是对“文丐”内涵的具体注释。
不过，“文丐”群在以歌颂高宗和秦桧“共图中兴”的“盛德”为主题的话语系统奔竞不息，并不完全为官禄所驱使，更主要的是在高压政治下所产生的一种无法回避的适应性变异。这种变异不仅适应了高宗和秦桧为了“绍兴和议”而实施的高压政治，同时又合乎自身的心理活动和文化性格。
三
现存“绍兴和议”期间谄诗谀文最多的作者，可能是南渡诗人周紫芝，除了上述其贺秦桧生日的59首诗歌外，《太仓稊米集》还收录了歌颂“中兴”大业和秦桧勋德的《大宋中兴颂》等诗二首、赞美秦桧的《贺秦太师贺辛赐第启》等文八篇。所以，清四库馆臣怒斥为“老而无耻，贻玷汗青” 46 。周紫芝固然如其所斥，但“无耻”者何止周紫芝一人!事实证明，这是群体的“无耻”。张浚在审视“绍兴和议”期间士大夫群体的政治实践时，就不无悲哀地感叹说:“秦太师专柄二十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47意即秦桧的“专柄”，给胡铨威武不屈、屹屹独立的人格提供了表现的舞台;也只有胡铨，才能如此。那么，这是否标志了胡铨的人格高尚，而充当“文丐”的大批士人就低劣不堪了呢?假如当时士人都能像胡铨那样威武不屈，屹屹独立，不是既不会惹来“无耻”的恶名而能垂范来者，又能使秦桧的“专柄”独断失去基础而不至于人人自危了吗?理论上应该如此，但事实上不能作这样简单的推论和设想。
为“文丐”所千歌万颂的秦桧辅助高宗“共图中兴”的“盛德”的主要表现，在于通过贬逐主战官员，解除诸将兵权，诛杀爱国将领而换来的与金和议。对于诛杀岳飞的“盛德”是否值得歌颂?屈膝和议是否标志了南宋的中兴?张元幹、张嵲、胡寅、范成大、朱熹、张孝祥以及其他颂德者，当然一清二楚，也十分明白自己笔下的颂词是违心之作。既然如此，又为何奔竞其中，使之生生不息?这当与高压政治所维护的“绍兴和议”本身不无关系。
暂且不论“绍兴和议”的是非得失，秦桧辅助高宗收回韩世忠、张俊和岳飞三大将的兵权，并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父子及其爱将，正是以极端的手段，张扬了朱熹所总结的“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 48 的统治术;该统治术也是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共同企求。早在建炎元年，首相李光一方面认为在“今强敌内侵，怀我边防，以扰腹心之地，盗贼乘时蜂起蚁结”之际，急需恢复藩镇之制;一方面却又担忧因此会重复“唐方镇之弊”，重现“尾大不掉”之患 49 。南渡后，随着抗敌的需要，藩镇之制越来越变得须臾不能离去，三大将的兵权也变得越来越大，并盛行“韩家将”、“张家将”、“岳家将”之称，因此“尾大不掉”的担忧在文人士大夫的心中变得越来越浓重。绍兴元年，尚书户部侍郎柳公约在与高宗的一次谈话中，就再三强调了“诸将提并入觐，各名其家将，有尾大不掉之患” 50 ;同年，中书舍人汪藻专论武将的种种骄横之迹，并深表“今诸将悍骄已成，虽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乎”的担忧 51 。诸如此类的议论与担忧，在南渡文人的文集与南渡后的史籍中还有很多，恕不一一列举。同时，文人的这种顾忌引起了武将的强烈不满，曾大造“今日误国者，皆文臣”的舆论，并从绍兴元年开始，文、武各自为党，致使“文、武二途若冰炭之不合” 52。而张浚为相时，则设置由文人掌管的督府，试图用以控制兵权;赵鼎为相时，又专置总领司，“盖缘韩、岳统兵权重，方欲置副贰，又恐启他之疑，故特置此一司，以总裁财赋为名，却专切报发御前兵马文字，盖欲阴察之也”53 。但张浚、赵鼎的这些努力并没有减弱藩镇的权力，反而形成了文、武之间的对立，绍兴七年，还出现了武将杀害文臣的“淮西师变”。
当然，最为担忧“尾大不掉”的是王室的主人高宗。靖康之乱后，高宗经历包括苗、刘军事政变即“明受之变”在内的四年左右的动乱生涯，虽于绍兴初建立了南宋小朝廷，但其根基不深，政权不稳，隐伏着令其警惕不已的变数。绍兴二年八月，当秦桧建议“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时，高宗便十分敏感地责问“朕北人，将安归”54 。其实，秦桧所说的“北人归北”指的是伪齐刘豫，但却触及了同样作为北人的高宗的神经，反映了其南渡初期因根基不深、政权不稳而特有的忧虑心理;而“尾大不掉”则是高宗所忧虑的变数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所以在绍兴十一年宋军抗击金兵取得节节胜利之际，高宗“乃密与秦桧削尾大之势，以革积岁倒持之患”，“销祸于未然”;当秦桧助其成时，便喜悦万分地对他说:“唐藩镇跋扈，盖由制之不早，遂至养成。今兵权归朝廷，朕要易将帅，与差文臣无异。” 55 这一喜悦，也是深忧“尾大不掉”之患的文人士大夫的共同心声。
由于共同存在这一深忧“尾大不掉”的心理，以及秦桧能辅助高宗“削尾大之势”，得到了广大忠于王室的文人士大夫的认同。或者说，他们违心地将以收兵权、杀爱国将领换来的屈己和议当作南宋“中兴”的“盛德”之举，大加歌颂，并认同高宗对秦桧“一德格天”、“独斡化枢，再安王室”的表彰，津津乐道于“内之则戾夫悍将 俯 首听命，而无项领之虞”的功效，盛情赞美其“格天同德，全魏分疆”、“映照万世”的“丰功伟绩”，就是基于与高宗、秦桧意向一致的心理活动。所以出自这一心理活动的汗牛充栋的谄诗谀文，虽然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大谎言，却又是发自肺腑的真实之声;也是在这一心理活动的作用下，使他们一方面目睹了秦桧的专横与误国，一方面又将他视为“命世大贤，兴邦元佐”，掩盖了秦桧作为民族罪人的一面，凸现了其赵宋王室的“元佐”形象。
与此同时，以歌颂高宗和秦桧“共图中兴”之“盛德”为主题的谄诗谀文，又是建立在儒家诗学基础之上的。绍兴十二年以皇太后回归为契机的颂德运动的依据就是“此诚国家莫大之庆，社稷无疆之福。乞令词臣作为歌诗，勒之金石，奏之郊庙，扬厉伟绩，垂之无穷”;又张 《绍兴中兴上复古诗》序:“臣虽固陋，日尝以文字从词臣之后，深恐徒老于外，无片言以歌咏盛德成功，少佐盛治之光明，臣终且不瞑。”周紫芝《时宰生日诗三十绝》序:“小诗之三十章，姑以伸颂愿之情而已。倘欲叙述功德之美，载之简册之间，虽累千万言而不尽也，况于八百有四十言乎?”由此等等，均体现了儒家诗学主张“美刺”中的“美”。自先秦以来特别到了宋代，儒家诗学的“美刺”不仅是文学创作的两大理论主张，而且也是创作主体在政治实践中赖以立身的根本。宋学的先驱者之一欧阳修在《诗本义》卷一四《本末论》中便明确地指出:“作此诗，述此事，善则美，恶则刺”为诗人之本;“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为圣人之本;“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为经师之本，所以学诗者不必求“谋于太师”之末，唯知“前事之善恶”、“诗人之美刺”、“圣人之劝戒”，便得“作诗之本”、“诗人之意”。在这一本末论中，十分强调了“美刺”的政教职能和诗人以“美刺”为政治实践的立身之本。欧阳修以后的北宋士大夫，便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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