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的创作实践履行了这一点。“绍兴和议”期间“文丐”群创作的汗牛充栋的赞美诗，也基于这一立身之本;何况赞美高宗和秦桧“共图中兴”的“盛德”，也非完全违背“善则美”的原则而毫无伦理标准，其标准就是前文所述的“削尾大之势，以革积岁倒持之患”。在家天下的宋代，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伦理标准!在构成绍兴文学生态的过程中，这一伦理标准和“善则美”的诗学主张与其他环境要素一样，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是绍兴文学群落在高压政治下产生适应性变异的又一生态因子。
当然，北宋士人在坚持儒家诗学的理论主张的过程中，并没有以谄诗谀文作为在政治实践中的立身之本，更多的是表现出“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或“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创作实践，重点突出了“美刺”中的“刺”。绍兴“文丐”群则弃“刺”尚“美”，唯“德”是颂，形成了以歌颂高宗和秦桧“共图中兴”的“盛德”的主题趋向;同时就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这一主题又是十分荒悖的!其实，在高宗和秦桧的内心世界中，以收兵权、杀爱国将领换来的屈己和议，是否真的属于“中兴”“盛德”之举，也是十分清楚的，高宗在退位之前向臣僚所说的“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赖卿等掩覆” 56 ，就昭示了这一点。他与秦桧一起倡导的这场歌功颂德的运动，是自欺欺人。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是心虚的结果，因为心虚，所以需要经久不衰的千歌万颂来提神壮胆。当然这需要士人的响应和参与。令高宗与秦桧欣慰的是大批士人以近乎狂热的姿态参与其中，并在以歌功颂德为内涵的话语系统中，掩盖了秦桧作为民族罪人的一面而凸现了其辅佐赵宋王室的“元圣”形象;凸现了“善则美”的一面而掩盖了“恶则刺”的应有功能。这与北宋诗人相比，虽然方向迥异，反差甚大，但正如《晏子春秋·杂》下所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是相同的立身之本在不同文学生态中的不同表现形态;换言之，是儒家的诗学主张和创作主体的立身之本在以高压政治为气候特征的环境要素催化下的一种逻辑发展。
作为宋代儒学思想的组成部分，欧阳修所阐发的“美刺”主张，将文学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为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进一步明确了理论指南的同时，也为诱发政治异化创作主体人格夯实了理论基础，尤其是在“绍兴和议”期间的文学生态环境中，更容易付诸实践而凸现出创作主体文化人格的变异性与劣根性。上述表明，高宗与秦桧也正利用了这一点，才得以使“文丐”在以歌功颂德为内涵的话语系统中奔竞不息的，从而十分有效地维护了“绍兴和议”，推进了高压政治的生成与进行。
高宗和秦桧在推行和议国策中，所以能以严刑摧残正论，推行高压政治，除了手握专制集权外，离不开该集权赖以生成的土壤;或者说，秦桧在人事上党同伐异、排斥和禁锢政敌，在舆论上大肆兴造文字狱、进行文禁和语禁，成功地搭建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坚如磐石的相党集团，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能辅助高宗“削尾大之势”而获取了独揽朝政的大权;一是在士人群中有着党同其相党集团的广泛基础。毋庸赘言，若大批士大夫均如前述胡铨那样威武不屈、屹屹独立，秦桧相党或高压政治，是断难生成和进行的，即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在以歌功颂德为内涵的话语系统中奔竞不息的“文丐”，无论是违心抑或真心，都充当了秦桧之“毛”赖以生存之“皮”。
诚然，在“文丐”群中，并非个个都能进入高压政治的权力中心，其中也有像周紫芝那样长期厕列秦桧之门，又有像胡寅那样始颂秦桧终为秦桧所弃、甚至成为秦桧必杀的对象。但他们在歌功颂德的过程中，都成了高宗和秦桧的高压政治或秦桧相党集团赖以生成的坚实基础和坚强后盾。事实充分表明，正是阵容壮大的“文丐”群以经久不衰的赞美之声，为极度心虚的高宗和秦桧提神壮胆，因而在客观上十分有效地助长了高压政治的肆虐，甚至党助了秦桧，排斥了秦桧的政敌。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绍兴和议”期间的高压政治是该时期文学生态的首要环境要素，这一要素所以能产生效应的关键，则在于文学生态最终赖以形成的创作主体。作为既是创作主体又是参政主体的绍兴“文丐”，在残酷的党禁中，虽遭心灵威劫，呈现出集体的怔忡症与失语症，但由于积淀着极易被政治异化的文化“基因”，又很快地适应了以高压政治为气候特征的生存环境，自觉地营造了以歌功颂德为内涵的话语系统，创作了汗牛充栋的谄诗谀文。尽管这些诗文具有一定的伦理标准和儒家诗学的理论依据，但锐气顿失，灵光耗散，卓识幽闭，使“绍兴和议”期间的文坛呈现出一派“弥望皆黄茅白苇”之势，成了宋代文学史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不过，这绝非是个偶然现象，也不是某一个体名节的表现，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特定生态环境中的必然显现。
注释
①《宋高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页。
②《要录》卷一三五，“绍兴十年五月戊戌”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172页。
③《要录》卷一三九，“绍兴十一年二月乙未”条注引，第2236页。
④《朱子语类》卷一三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62页。
⑤《宋史全文》卷二四上，隆兴二年七月“是月”条引，《四库全书》本。
⑥《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764页。
⑦《宋史》卷三六三《李光传》，第11341—11342页。
⑧《戊午上高宗封事》，《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七，《四库全书》本。
⑨《要录》卷一六九，“绍兴二十五年十月辛卯”条注引，第2769页。
⑩详《宋史全文》卷二一上，“绍兴十一年四月辛卯”条。
11《宋史全文》卷二一上，“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己亥”条。
12《朱子语类》卷一三一，第3161页。
13《宋宰辅编年校补》卷一六，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097—1098页。
14详见韩酉山《秦桧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182页。
15岳珂《 史》卷一二《王卢溪送胡忠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33页。
16《诚斋集》卷一二七，《四部丛刊初编》本。
17《要录》卷一五九，“绍兴十九年六月丁巳”条，第2586页。
18《要录》卷一四六，“绍兴十二年七月癸巳”条，第2335页。
19《宋史全文》卷二一中，“绍兴十四年十一月癸酉”条。
20《宋史全文》卷二一下，“绍兴十九年十二月壬子”条、“绍兴二十年三月丙申”条。
21《要录》卷一五四，“绍兴十五年七月乙巳”条、同年“八月丙子”条、同年“十月己酉”条，第2477页、第2480页、第2491页。
22《要录》卷一五一，“绍兴十四年六月乙未”条，第2440页。
23岳珂《 史》卷七《优伶诙谐》，第81页。
24《要录》卷一七，“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戊申”条注引《日历》，第2775页。
25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
26《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2页;《要录》卷一四七，“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己亥”条，第2367页。
27《全宋诗》卷二三三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839页。
28《能改斋漫录》卷十一《曾郎中献秦益公十绝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39页。
29《永乐大典》卷九一七《刘屏山集·代贺秦太师启》。
30《代张子期上秦太师启》，《斐然集》卷八，《四库全书》本。
31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页。
32胡寅奏章题为《上皇帝万言书》，见《斐然集》卷一六;朱熹赞语见《朱子语类》卷一○一，第2581页。
33《宋史全文》卷二一上，“绍兴十二年十二月癸未”条。
34刘才邵《溪居士集》卷六，《四库全书》本。
35《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第1580页。
36张世南《游宦纪闻》卷六，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1页。
37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一《秦益公赏孙仲鳌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38页。
38《夏承焘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34—535页。
39《宋史》卷四五九《徐中行传》附徐筠传，第13458页。
40《绍兴和议与士人气节》，《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
41《要录》卷一六六，“绍兴二十四年三月辛酉”条，第2712页。
42韩酉山《秦桧传》，第237页。
43以上分别见《宋史全文》卷二一上，“绍兴十二年十二月丙子”条;卷二一中，“绍兴十四年六月辛巳”条;卷三一下，“绍兴十七年十二月癸卯”条。
44以上均见《玉海》卷五九，《四库全书》本。
45《要录》卷一六二，“绍兴二十一年二月乙卯”条，第2629页。
46《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66页。
47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5页。
48《朱子语类》卷一二八《法制》，第3073页。
49《乞于沿河沿江沿淮置帅府要郡札子》，《梁溪集》卷六一，《四库全书》本。
50周必大《文忠集·省斋文集》卷二九《柳公约神道碑》，《四库全书》本。
51《行在越州条具时政》，《浮溪集》卷一，《四库全书》本。
52《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四五，第1054页。
53《朱子语类》卷一二八，第3077页。
54《要录》卷五七，“绍兴二年八月甲寅”条，第999—1000页。
55《要录》卷一四六，“绍兴十二年八月乙丑”条，第2349页;卷一四七，“绍兴十二年十二月乙卯”条，第2372页。
56周必大《文忠集·杂著述》卷一《亲征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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