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评点在形式上与训诂注释相近，但训诂注释重在字词的音义出处，而评点有时也论及音义出处，但重点却在文章的布局脉络用笔技巧。评点是一种文本的细读与分析，它以标志符号和语言文字的评论，逐字、逐句、逐段分析文本的线索脉络，指点出文章的布局章法与字句修辞，引导读者并与之同时展开阅读的进程。评点与一般文学批评也有所不同，一般形式的文学批评是在阅读和理解本文之后，评价作家作品之优劣，它并不展示批评家的阅读过程。而评点则是始终不离开本文的阅读过程。在细读本文过程中，运用标志符号与评论文字，随文予以解析，这是评点批评与其它文学批评形式不同的基本特质。在评点著作中，它的前提是读者与评点者的阅读同步进行，有原文与全文作为背景。评点是把读者与文本放在主体部分，评点者仅起提示、引导、启发作用。评点文字不是独立的文体，只有寄生于文本才可以生存，才有意义，如果将评点剥离开来，多数评点文字会让人不知所云。随文批评与独立批评区别甚大，它并不是把一般批评的内容分散到作品的各部分，而是随文而生的，有一般文学批评所没有的强烈的“现场感”。打个比方，读一般文学批评文字就如读山水游记，而读评点文字就如同在导游的引导下徜徉于山水之间。评点虽然简短，标志的位置却是相当重要。同一个字或点抹，用在何处却是见出功力的。这就如同看戏，是否在恰当的地方喝彩足以看出观众的水平来。

宋代的儒学对于评点的影响甚大⑧。明清时代的小说、戏曲与诗文的评点著作卷首常载有“读法”等例言，这种传统也是渊源于宋代儒学的。宋儒读书非常重视读书之法，朱熹的《四书集注》中即有《读〈论语〉、〈孟子〉法》，而东莱此书卷首，亦有《总论看文字法》，可见宋代儒学与文章之学有相通之处。后来的评点著作，虽然读法千差万别，但万变不离其宗。“先看文字体式，然后遍考古人用意下字处。”这是从总体上提出评点的方法。前者是获得篇章整体印象的读法，后者则是“细读法”，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承、互为循环的。《古文关键》在每篇的旁批中，所论多是“古人用意下字处”。至于评“文字体式”，吕祖谦在有些文章的总评中就明确指出该篇是某某体。如《谏臣论》的总评:“此篇是箴规攻击体，是反题难文字之祖。”《捕蛇者说》的总评:“感慨讥讽体。”《与韩愈论史官书》的总评:“亦是攻击辩诘体。”

东莱的《总论看文字法》可以看成是最早的评点理论。其评点之法具体来说主要是以下内容:

第一看大概、主张。

第二看文势、规模。

第三看纲目、关键:如何是主意首尾相应，如何是一篇铺叙次第，如何是抑扬开合处。

第四看警策、句法:如何是一篇警策，如何是下句下字有力处，如何是起头换头佳处，如何是缴结有力处，如何是融化屈折剪截有力处，如何是实体贴题目处。 对这段文字学界通常的断句是:“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第四看警策句法”。不过，在《古文关键》的具体评点中，几乎没有统称“大概主张”、“文势规模”、“纲目关键”、“警策句法”的⑨，倒是分别出现“大概”、“文势”、“规模”、“纲目”、“关键”、“警策”、“句法”的次数极多，尤其是“纲目”、“关键”、“警策”、“句法”更是在在可见。所以我在以上每句之中加以顿号，以示它们之间略有区别。“大概”意为文章的整体，也就是“文字体式”。《古文关键》评点中未出现“主张”一词，但多次出现“主意” （第60页） 、“大意”，疑即“主张”之意。

“文势”指文章体势，或指有气势。书中多评“文势自然” （第21页） ，或“如破竹” （第23页） ，“文势如一波一浪” （第127页） ，更多是径评为“文势”，是赞赏之言，如柳宗元《梓人传》一篇四处誉之曰“文势”。有些虽然没有评以“文势”，如“一篇须看大开合” （第23页） ，实际上也是论文势的。“规模”大概指文章的布局，如谓“规模一定” （第61页） 。

“纲目关键”全书仅在《晁错论》的评点中连用过，大概与文章的章法有关。但更多的地方是“纲目”与“关键”分开来用的⑩ ，两者之间有何区别呢?或许“纲目”是指文章展开的主要线索。如评《留侯论》:“一篇纲目在‘忍’。”评《荀卿论》:“纲目在‘不敢放言’。”评《倡勇敢》“战以勇为主”句:“纲目。”又书中有时以“主意纲目”连用，如评《上范司谏书》“诚以谏官者，天下之得失”句为“是一篇主意纲目” （第81页） ，在《论作文法》中:“文字一篇之中，……常使经纬相通，有一脉过接乎其间然后可。盖有形者纲目，无形者血脉也。”可见“纲目”与“血脉”关系甚为密切。《总论看文字法》中说到“纲目关键”时说:“如何是主意首尾相应”，我以为此语主要指“纲目”非常强调互相呼应。故文中多评及“纲目相应” （第70、71、84页） 、“血脉相应”。又如评《师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为“纲目”，而在末尾“弟子不必不如师”句:“应前吾师道处意，纲目不乱。”“关键”是指文章在“铺叙次第、抑扬开合”等章法的紧要之处，包括内容就比较广泛了。《古文关键》在这些地方有的径评以“关键”，有的则以“抑”“扬”等语评之。

《古文关键》“警策”与“句法”的区别比较明显，在《看文字法》中，已将两者分开说了。该书中用“警策”一词最多，陆机《文赋》云“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东莱之“警策”正是指篇中“片言而居要”之处，也常作“警策精神”。“句法”是指遣辞造句、起结、剪裁、转折等文字功夫。

从《总论看文字法》来看，东莱的评点之法既是对全文要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也要具体考察其章法、布局、结构，分析各段落如何铺叙，各段落之间如何呼应，研究其遣辞造句、起结、剪裁、转折等文字功夫。这个整体的把握与具体的考察是相辅相承的，这种方法可称为细读法。

东莱《总论看文字法》提出评点的总原则，与该书中随文的评点相比，是比较有系统的阅读理论。一般说来，评点形态的毛病在于比较零碎，缺乏系统，而《总论看文字法》比较明确系统提出评点的原则和方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当然，除了《总论看文字法》之外，《古文关键》具体的评点还运用许多批评术语。比如:精神、眼目、血脉、关锁、筋骨等，也相当重要。又比如八股文评点常有文中“立柱”、“破题”、“骂题”等，这些术语在《古文关键》中也已出现了 （第83、89、129、131页） 。有些学者谈到明清文学评点时多言及受到八股文评点的影响，最初的事实也许恰好相反 11。吕祖谦在《古文关键》“总论”部分没有明确说明其批评标准与理想，但在一些评点中也透露出这方面的内容。如“大抵文字使事，须下有力言语” （柳宗元《晋文公回守原议》旁批） 、“大抵做文字，须留好意思在后，令人读一段好一段” （柳宗元《桐叶封弟辨》总评） 、“大凡作文妙处须出意外” （欧阳修《朋党论》总评） 、“大抵要斥人须多方说，教他无逃处” （欧阳修《春秋说下》总评） ，这些都是论说文的技巧理论。

《古文关键》书名即标明其旨趣在于“关键”。所谓“关键”大致只关乎章法与结构等艺术形式因素。《四库全书总目》该书提要谓:“祖谦此书实为论文而作，不关讲学。”所论甚是，吕祖谦是理学家，但其评点不但毫无理学味，也不甚关心文章的内容，其关注重点是文章的技法。比如韩愈《杂说一》“龙嘘气成文”篇，谢枋得《文章轨范》卷五就评说:“此篇主意谓圣君不可无贤臣，贤臣不可无圣君，圣贤相逢，精聚神会，斯能成天下之大功。龙指圣君，云指贤臣。”而吕祖谦在此篇无一字论及其内容，只有“实句”、“抑”、“若无而又有，若绝而又生”几语，纯粹评其技法而已。可见吕祖谦把理学与文学分得相当清楚。又如韩愈《原道》是儒学的重要文献，但是吕祖谦的评点无一语涉及儒家之道，纯粹从写作的角度去评点，这确是非常独特的。吕祖谦《古文关键》标志着南宋文学批评的一种新风气:从写作实用的角度，重在分析文章的结构形式、用笔，而基本不涉及其内容，这在文以载道、文以明道风气为学术主流的宋代文坛，确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吕祖谦是位理学家，却开创一种纯形式的批评，这种现象促使我们对宋代理学家与文学的关系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考察。

四

由于吕祖谦在当时的特殊地位，他所评点的《古文关键》自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学术界已注意及此，但所论尚比较含糊，这里我想通过具体例证对此加以说明和补充。《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论文上”有两段文字涉及吕祖谦的评点:

因说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转变化无穷，岂可限以如此。”某因说:“陆教授谓伯恭有个文字腔子，才作文字时，便将来入个腔子做。文字气脉不长。”先生曰:“他便是眼高，见得破。”

至之以所业呈先生。先生因言:“东莱教人作文，当看《获麟解》也，是其间多曲折。” （道夫）

朱熹对于吕祖谦“所批文”——也就是其评点——明显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认为，文章之法变化无穷，难以用一定的格式（“文字腔子”）来限定它。不过，朱熹下文还是赞同吕祖谦对于韩愈《获麟解》的分析。朱熹所说的“伯恭所批文”指的是否就是《古文关键》，难以考定。朱熹是对“伯恭所批文”不满还是否定评点方式呢?依我看，主要是朱熹与吕祖谦在学术见解、治学方法上有些差异，所以对“伯恭所批文”有所不满，并不是对评点方式的否定，他本人也非常喜欢用点抹的方式来读书:

某少时为学，十六岁便好理学，十七岁便有如今学者见识。后得谢显道《论语》，甚喜，乃熟读。先将朱笔抹出语意好处;又熟读得趣，觉见朱抹处太烦，再用墨抹出;又熟读得趣，别用青笔抹出;又熟读得其要领，乃用黄笔抹出。至此，自见所得处甚约，只是一两句上。却日夜就此一两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洒落。 12

尝看上蔡《论语》，其初将红笔抹出，后又用青笔抹出，又用黄笔抹出，三四番后，又用墨笔抹出，是要寻那精底。看道理，须是渐渐向里寻到那精英处，方是。13

这也可以看出读书标抹是南宋读书人的普遍风气。

《古文关键》的编选与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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