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既承认白石词“格韵高绝”，但又批评其“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关于这一点，要与“口不言阿堵，而暗中为营三窟之计”、“东坡之旷在神，白石之旷在貌”等语结合来看，盖白石欲于词中尊显其气格的用意过于明显，故为静安窥破。静安以为，“第一流之作者”之气格是自然流露出来的，如他所赞不绝口的陶、李、欧、晏、秦、苏、辛诸人诗词。同为贫士之作，白石逊于渊明者恐怕还不是其作了清客词人，而是过于表现。而“白石有格而无情”、“白石虽似蝉蜕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下”云云，也正是指出白石写词每为其“格”意识所牵所累，致使词情不显豁，词境过于拘束，未能吞吐出入自如也。

第二，一方面承认白石词“格”高，但另一方面又觉得他太做作，这种做作表现在意境方面即是“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观其所举“不隔”诗词之例，除清真咏荷“水面清圆”句之外，其余如谢灵运“池塘生春草”、薛道衡“空梁落燕泥”等，皆写目前之景，故“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原因乃是作家在写作时“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而白石出于“格”意识，故于言情写景之辞章措置多所安排，遂使静安有“隔”感。

第三，认为南宋诸词人中，除稼轩之外，白石犹是一难得者。盖“苏、辛词中之狂，白石犹不失为狷。若梦窗、梅溪、玉田、草窗、西麓辈，面目不同，同归于乡愿而已”。此种以“狷”许之白石词，既是对白石独尊人格，不随时俗的肯定，也是对其词中冷美气格与境界的赞誉，但看其独爱“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二句便知。盖静安亦如白石，皆是性格内向而伤感情绪颇为沉重之人，故对如此凄凉清冷而又阔大旷远的境界尤为爱赏。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王氏评白石词虽然过于苛求乃至刻薄、偏激，但其把握基本是准确的，只是持论的角度不同而已。尤以“狷者”赞许白石最为精到得当之语。盖苏、辛之所以狂，乃是志士人格，白石之所以狷，乃是雅士人格。（苏当然也有清雅的一面，但他基本上还是属于志士人格。）而儒家之人格理想本来就包括了“用行”“舍藏”两方面，因此广大封建文人在与“用”“达”无缘的情况下，就只有“独善”这一条路可走了。而白石词中之梅、荷、柳、蝉、冷月、寒塘、淡云、孤雁、清波、修竹、暗香、疏影等皆是其清贫自守之独善人格美的象征。我们不能以对苏、辛的标准来要求白石，他的人生遭际注定了他只能做雅士。而雅士之独善气骨与志士之兼济气骨是有所差异的，志士气骨是“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辛弃疾《贺新郎》） ，雅士气骨则是“中流容与，画桡不点清镜” （《湘月》） ，是“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 （《疏影》） 。以白石而言，他以如此全面高深的才华造诣却不幸作了清客词人，尚能不但以词作维持其生活，同时也维护其人格，这份对生命价值的执着是多么不易!与那些北宋名公巨儒词人不同，以白石为代表的清客词人们不再是将词作为消遣之小道，作为文章之余事，词就是他们的职业，是他们的事业，是他们的全幅生命所在。明乎此，南宋词人之所以如此尊雅就不难理解了。而气格或者气骨，即是雅词最深层的底蕴。其所以“骚雅”并称而在南宋诸词人中又独以“骚雅”赞许白石的原因也即在此。其实白石词的艺术趣尚反映了包括南宋以来很大一部分中国寒士文人的审美观念与审美心理，即是以清高峭拗、潇洒不群、矜守气格自期自许，哪怕“贫无立锥”，也决不随波逐流、苟且媚世。而所可持守者，恐怕只有满腹诗书、一怀清操了。然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可贵的一份精神遗产，即使在今天，它仍然具有值得我们重视的价值。

通过以上论析，我们可以看出，白石正是以其人格情结为深层底蕴的词心，通过审美投射、审美移情、审美升华等艺术创造而具象化为以清美、冷美、幽美为主色调的词作，而一旦形成词作后作者本人又耽于此清冷幽远、古雅峭拔的词境中反复品赏、玩味，在这种自娱自赏的反复涵茹的过程中又产生出新的词兴词情，再融凝创构为新的词境、词作。可以说，就在这种词心与词境的不断转依互动的过程中，作者通过对作品中所表现的高格、雅趣、风情、逸韵、技艺等人格艺术之美的自赏、自娱、自珍、自恋，得着了一种极大的自乐、自足、自信、自适的审美愉悦，从而进一步借以自安、自守、自重、自励、自为，甚至自强、自立、自矜、自傲，最后终于达致自成之弘道境界。这就是陶渊明那种“常著文章自娱，忘怀得失，以此自终”的安身立命方式给中国文人，尤其是绝大多数不得意的文人带来的生存与超越的启示，故此南宋文人中也曾有“词隐”一说。而中国文人其所以往往对自己那些只够覆瓿之作也敝帚自珍的原因恐怕与此不无关系。据张羽在《白石道人传》中说:“（姜）晚年倦于津梁，常僦居西湖，屡困不能给资，贷于故人，或卖文以自食，然食客如故，亦仍不废啸傲。”由此可见，词不仅化作了白石精神生命的物质存在，也确立了他的生命精神、生命意志。缘于此，他才能“独善”“固穷”以终身。进一步来看，也正因为白石词是他从人格尊显出发而成就的生命精神之树立，所以其词风才会一以贯之，几乎终其一生而未尝有变。

张惠言认为词本来就寄托着“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 （张惠言《词选·序》） ，《文心雕龙·辩骚》中也认为《离骚》具比兴之义，系“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的“忠怨之辞”。然而作为一介清客文人，姜夔不可能于其词中去规谏九重，一表忠怨，或者说，他也不可能像屈原那样时时郁积着以家国为怀的情结。虽然其《扬州慢》、《一萼红》、《凄凉犯》、《点绛唇》、《翠楼吟》等词中也确实寓有家国之思、黍离之悲，但就他的全部作品来看，具有此种情感的还是为数不多，何况他所面对的也不是张炎所处的那个时代。周济说“辛宽姜窄” （《介存斋论词杂著》，《词话丛编》本） ，这种胸怀情感的不甚阔大激切当然与其身份地位处境等诸多因素有关，但封建文人也有不少如陆游之“位卑未敢忘忧国”者，相比之下，白石当然不能与于上者，这恐怕也是与他的着眼点过分重视其人格的超凡脱俗从而兼济不足独善有余多少有些关系吧。

（本文所引姜夔诗词及《白石道人诗说》，均见夏承焘笺校《白石诗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注释

①张炎《词源》云:“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于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若邻乎郑、卫，与缠令何异也。”又云:“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可不必论，虽美成亦有所不免，如‘为伊泪落’，如‘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如‘天便教人，霎时相见何妨’，如‘又恐伊寻消问息，瘦损容光’，如‘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晌留情’，所谓淳厚日变成浇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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