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批判的终极目标是关心人类。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19世纪以前，人的危险是被奴役，而在20世纪，人的危险则是变成无思想的机器人。当代人的最大问题不仅在于意识形态上的操纵和控制。而且更在于人们对这种操纵和控制毫无意识。霍克海默尔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文化产业”的批判，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单向度思想”的批判，弗洛姆在《为自己的人》和《健全的社会》中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中对科学技术的批判，都贯穿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当代工业社会越发展，对人的思想控制在广度上和深度上越强大。

　　最暴疟的控制是思想的控制，而思想的控制是通过允许人们意识到什么来实现的。如果我们将无意识心理学问题转换成政治哲学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弄清楚：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人能够意识到什么？人不能意识到什么？什么东西造成了人们的意识和无意识？为什么人们不能由无意识状态变为意识状态？作为“新弗洛伊德主义者”代表的埃利希·弗洛姆对此给予了非常深刻的回答。

　　弗洛姆认为，人能够意识到什么是由他的“社会性格”决定的，而他所说的社会性格“指的是同属于一个文化时期绝大多数人所共同具有的性格结构的核心”[3].

　　弗洛姆认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由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组成的结构体系，这个高度压抑性的结构体系出于自身目的将一套要求施加于社会成员，社会成员要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下去，必须适应这些要求，并且努力把社会要求与自己的个人需要谐调起来，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性格。社会性格发挥作用的机制在于：社会为了统治利益必须把某些东西强加给社会成员，社会性格的功能是以一种内在的方式把这种强加变为社会成员自己“自愿”的服从；社会为了自身的存在必须将社会成员的思想引向一个它所规定的方向，社会性格的作用就是使这个方向成为社会成员自己的追求。本来社会成员的思想是由当代工业社会加以巧妙操纵的，但通过社会性格，这些外在的操纵变成了每个人自己的情感、理智和意愿。人能够在这个社会中感知、理解和希望什么是由他的社会性格决定的，而社会性格则表达了个人对社会要求的动态适应。从根本上说，社会性格是一种为了使当代社会继续存在下去并发挥作用而控制人的思想的能力。

　　如果说“人能意识到什么”是由“社会性格”决定的，那么“人不能意识到什么”则是由“社会无意识”决定的。

　　弗洛姆给“社会无意识”
下了一个定义：“我所说的‘社会无意识’是指那些被压抑的领域，这些领域对于一个社会的最大多数成员来说都是相同的”[4].

　　弗洛姆提出，在人的思想意识形成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社会过滤器”，能够通过“社会过滤器”的东西就是意识，不能通过的就是无意识。构成“社会过滤器”的因素很多，但最基本的是“社会禁忌”。社会禁忌可以是宗教，可以是神话传说，也可以是伦理体系，而在当代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禁忌是意识形态的禁忌。“这些社会的禁忌宣布某些思想和感觉是不合适的、被禁止的、危险的，并且阻止这些思想和感觉达到意识这个层次”[5].无意识领域是由社会划定的，人不能意识到什么是由社会禁忌强制的。但是，因为社会禁忌已经溶进入的思想深处，所以社会强制产生的无意识在现实中则表现为人的自我压抑。

　　社会为什么规定一个不得僭越的领域并严禁人们意识到它呢？这是因为这个社会是不合理的。社会的无意识领域与社会的不合理地方是重合的。社会无意识揭示着社会对个人的压抑，而被压抑的东西正是该社会不合理的地方。一个社会越不合理，实行压抑的可能性越大。一个社会越不能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它对社会成员的压抑越强烈。在弗洛姆看来，除了某些原始社会之外，人类历史中的酒席总是为少数人准备的，大多数人吃到的只是残汤剩饭。如果大部分社会成员意识到这个事实，那么这个社会应很难存在下去。因此，这些不合理的地方就必然成为思想的禁区，必然成为无意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尽管创造了先前社会无法比拟的巨大财富，但并没有改变社会不公正的历史事实。

　　四、超越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赋有的革命意义自然而然地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解人、历史和社会的强有力工具。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工业社会的强烈否定态度与精神分析理论结合在一起，就使它的社会批判理论具有了其他派别难以相比的穿透力和震撼力，这种巨大力量在60年代末通过遍及西方的青年学生造反运动曾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但是，精神分析并非始终是革命的，它同时也具有保守的倾向。精神分析的这种双重性格决定了它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必然包含着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精神分析对法兰克福学派的重大影响，另一个方面是法兰克福学派对精神分析的超越。后一个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相关，正确地说，这种对精神分析的超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帮助下实现的。

　　精神分析的根本问题在于它的理论前提：本能（个体）与文明（社会）是永远对立的。从而，虽然从人的本性来说应该追求本能的实现，但是（a）为了文明的进步， 必须压抑本能（这是文明注定付出的代价），（b）为了心理健康，个人也必须适应社会（这是避免精神病的唯一方法）。理论的矛盾在精神分析治疗中也尖锐地表现出来：个体的心理疾病本来是由社会的文明疾病造成的，但精神分析的心理治疗则要求个体顺从社会，使之成为这个病态社会的“健康成员”。

　　从弗洛伊德的历史哲学来看，文明的进步高于一切，为了文明而压抑人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一方面将社会对人的统治和压抑合理化了，为现存社会进行了坚决的辩护；另一方面它又公开宣布人的解放是不可能的，个人永远受制于社会。与精神分析不同，马克思始终对现实社会持一种彻底批判的态度，既揭露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又指明这种剥削和压迫是历史的，并且坚信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对人的统治将被克服，全人类在最终会走向非压迫的高度文明社会。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找到了超越精神分析的支点——文明的进步必须服从于人的自由和解放。马尔库塞认为，工业社会的原则是完全错误的，这个原则就是与自然进行斗争，就是拼命发展科学技术以征服和驾驭自然。他相信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思想代表了一种更高的原则，在这个原则指引下，人类应该从关切自然事物转向关心人自己，应该旗帜鲜明地提出一种更高的文明——人的解放高于一切。

　　对于精神分析来说，现实社会是永远不可冒犯的。如果个人与社会发生了冲突（精神分析主张个人永远与社会处于冲突之中），那么个人应该学会服从社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则认为任何社会都有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任何现实都终将被更高的现实所代替，工业文明和工业社会也是如此。在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人的对立中，马克思主张推翻这个社会以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法兰克福学派从历史辩证法中看到了精神分析的保守性，从马克思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中看到了当代工业社会的否定性。作为一名新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赞成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主张现实不是评判一切的标准，而只有理想才是标准。作为一名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弗洛姆抛弃了弗洛伊德主义对现实社会的盲目崇拜，批评当代工业社会是一个病态的社会，认为这个病态社会是人的所有问题的根源。作为一名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主张，在人与社会的冲突中，不应要求人改变自己的本性去适应社会，而是社会应该改变自己去适应人。

　　精神分析在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工文明和工业社会的批判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没有精神分析，这种批判不可能如此激烈和如此深刻。然而，精神分析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保守性质又使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受到限制。要突破限制，就要超越精神分析，而要超越精神分析，就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这是精神分析和法兰克福学派都避免不了的命运。

　　注：

　　[1][2]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62页，第29页。

　　[3][4][5]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2页，第93页，第126页。

　　参考文献：

　　霍克海默尔和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美国纽约，1982年。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美国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2年。

　　哈贝马斯：《朝向一个合理的社会》，美国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1年。

　　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李展开译，三联书店，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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