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而黄裳在《演山集》卷一八《重修澶州学记》一文中也指出:“北方之学，多在口耳之间;若夫绪余论类，意致神遇，则得之鲜矣。”对于词这种新兴文体，南方人也较北方人少有成见，敢于、乐于进行多种尝试，包括取材方面。建炎南渡以后，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和南方风物的刺激下，越来越多的北方作者也一改创作旧习，转变为取材多样、风格多变的杰出词家，朱敦儒、赵鼎、向子、陈与义、韩元吉诸人皆是也，女词人李清照也有杰出的表现。
说宋词在整体上是新型南方文化的产物，并不否定一些词家或因游历不广，或因故土情深，或因职责所在，或因异域奇观，或凡此数因兼具，而在取材时有所偏好，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地域性差异。比如晁补之取材日丰、风格渐豪，除受苏轼影响、仕途偃蹇这些外因外，其自身所具有的北方人的坦易磊落气质，当是其内因。出于北方人的气质、性格原因，而使词体创作呈现北方文学色彩的词家还有邠州张舜民、韩城张、历城李冠、曹州刘潜等人，这些人存词虽少，却都有佳作流传众口，且皆为豪放词。与晁补之诸人不同，阳曲王安中作词偏爱风土、景物类题材，则或出于北方人对故土风物的熟悉和矜夸。明人毛晋《初寮词跋》尝称其“《安阳好》九阕，《六花》冬词六阕，为时所称”。可惜这样的地域特色鲜明的北方词家太少，作品也不多，未能对宋词题材构成的南方化倾向起到明显的阻抑、平衡作用。
至于辛弃疾，他以中州俊杰之资，抱忠仗义，渡江投宋，作词兼融南北之长，取材丰富，风格多样，成为宋词史上继苏轼之后的又一座高峰。其英武刚大之身和噌吰嘡嗒之词，泽被整整一代词人。但辛弃疾南渡后孤危一身的处境，使他有志难伸，抱恨终生，于是每借咏物、写景、艳情、羁旅、闺情之类题材排遣抑郁、消磨光阴，甚至直接以“闲愁”为题材，豪放之外，词风时显婉约，而这些表现无疑也都有南方文化的影响在内。
综上所述，宋词乃是在不断更新的南方文化影响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建炎南渡后形成的新型南方文化，不但使南方词家积极尝试各种题材类型，也拓宽了北方词家的取材范围，创作出许多既富时代气息又有南方文化特色的作品。据笔者统计，经过南北词人的共同努力，宋词题材类型从《花间集》的二十二类增至三十六类，基本做到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所云“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文体表现功能终于得以比较充分地实现。在宋词“题材类型多样化”、“情志一体化”文体功能的实现过程中，新型南方文化建功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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