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宋词科的恢复和改革不仅造就了又一个骈文繁荣时期的到来，而且对南宋骈文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促使南宋骈文朝着格律更加严格、注重技巧形式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南宋词科;南宋骈文;格律化倾向

　　Abstract: The renaissance and reform of Cike in the Southern Song not only created a prosperous period of parallel prose, but also played a profound guid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arallel prose in the South Song, which made most of writers to gradually develop their writing styles towards the stricter and more precise poetic rules and skills.

　　Key words: Cike in the South Song; parallel prose; aesthetics-metrical tendency
　　
　　科举与文学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研究中的重点课题。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中，对历史上曾颇为流行的唐代以诗赋取士故而唐诗盛极一时的观点进行反驳，认为这种说法颠倒了两者的先后顺序，而且忽视了科举对唐诗发展的副作用［1］。当然，唐诗的繁荣不能简单归因于科举，但对某些特殊文体来说，科举确实对它们的繁荣起着决定性作用，律赋是如此，南宋骈文也是如此。正如金秬香所说：“南宋古文衰而骈文盛，皆出于科举。”［2］本文即分析在南宋骈文的发展过程中，词科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一、南宋词科与科举
　　
　　词科是宋代一种非常重要的科举类别，北宋后期正式开科取士。“熙宁罢诗赋，元佑复之，至绍圣又罢。于是学者不复习为应用之文。绍圣二年，始立宏词科”［3］。“制科词赋既罢……于是士皆不知故典，亦不能应制诰、骈俪选，蔡京患之，又不欲更熙宁之制，于是始设词学科。试以制、表，取其能骈俪；试以铭、序，取其记故典”［4］。由于词科的设置，北宋末期涌现出大批骈文名家。
　　南渡后不久，政事千头万绪，诏书纷繁，朝廷迫切需求骈文写作的专门人才，重开词科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绍兴初朝廷开始酝酿词科重开及改革事宜，并于绍兴五年（1135）开科取士。改革后的博学宏词科与此前宏词科和词学兼茂科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三点：第一，它放宽了对应试资格的限制，大量以恩荫资格入仕的士大夫从此有机会参加词科考试。其次，应宏词科和词学兼茂的选人可以到礼部报名后直接参加考试。博学宏词科却有更严格的要求，考生在应试前必须先行投献所业三卷二十四篇，学士院对进卷考核后择优异者召试。这样淘汰筛选的工作有利于保证应试考生的较高水准。第三，录取后的待遇更加优厚［5］。南宋时期领土面积减少三分之一，官多阙少的现象日趋严重，进士科人长年候选、多官共守一阙都十分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参加词科成为一种极具诱惑力的选择。
　　据聂崇岐先生统计，南宋自高宗绍兴五年（1135）首次词科开始取士，直至理宗开庆元年（1259）最后一次取人，125年间二十五科共取40人 ［6］，开科时间和录取总数都超过了北宋宏词科和词学兼茂科。尤其南宋前期经常有三人或二人同时词科中第，甚至出现兄弟二人同中词科的文苑盛事。
　　词科宗旨在于“收文学博异之士”［7］，与普通进士科的定位原本不同。“试言虽附于春官，拟制实关于睿览。惟大册高文之有体，暨洽闻殚见以无遗，乃能合程度之严，或可备甄收之数”［8］。它的考试门槛和录取标准更高，人数少，故而中第后升迁极为迅速，由此途直至翰苑宰执的比例和速度是其它普通科目无法望其项背的。“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此风炽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后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于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9］叶适的批评基本上道出了词科中人的光明前景。这与《宋史·选举志》“南渡以来所得之士，多至卿相、翰苑者”［10］的记载完全相符。
　　
　　二、词科与南宋骈文的繁荣
　　
　　词科的巨大诱惑力使得大批士人纷纷从事词科考试文体的写作。不过两宋词科考试文体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一个变化直至定型的过程。绍圣年间初设词科时不试诏诰敕赦等王言之体，“章表、露布、檄书，以上用骈文，颂、箴、诫谕、序、记，以上依古今体，亦许用四六”［11］。为了更加适应朝廷现实需要，徽宗大观年间辞学兼茂科以制诰取代檄书，仍试两场四题。绍兴初词科考试内容再做改革，“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十二件为题，古今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一古一今”［12］，此后沿为定格。这十二种文体有古文有骈文，并非全为骈文，然而人们一致公认：“自词科之兴，最贵者四六之文。”［13］原因在于这些文体在考场中出现的频率、轻重缓急以及人们对此的重视程度各自不同：“西山先生曰：‘十二体所急者，制、表、记、序、箴、铭、赞、颂八者而已。若诏、诰则罕曾出题，檄、露布又军兴方用，皆尚可缓。’”［14］其中最重要的常规性考试文体是规定必须用骈体的制和表。“制、表如科举之本经，所关尤重”。“隆兴元年，陈自修试颂及露布，冠绝一场，偶表、制中有疵，因不取”。“制、表须多做”［15］。以高宗和孝宗年间词科试题为例，做一个简单的数量统计：高宗一朝自绍兴五年（1135）乙卯科至绍兴三十年（1160）庚辰科，词科共开科9次，其中制和表的出现频率分别为9次和7次。孝宗一朝自隆兴元年（1163）癸未科至淳熙十四年（1187）丁未科，词科也9次开考，这9次考试的命题中都包括制和表。词科中骈文的重要性由此可以想象。
　　讨论南宋词科与骈文的关系，我们有个绝妙的参照系，即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尽管唐代科场中真正的诗歌佳作并不多，然而诗赋取士所引导的文化风尚确实是造就唐代诗坛成为诗歌史上黄金时代的重要因素。同样的观点我们基本上可以套用在词科与南宋骈文的关系上。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词科对南宋骈文的影响甚至还超过了诗赋取士对唐诗的影响。
　　宋代是典型的科举社会，科举对文学的辐射力超过唐代。“就外部效应论，同时也带动了全社会的读书热，造就了庞大的的各种层次和类别的文人队伍，对提高大众的文化素质，训练文学创作的基本功（用韵、对仗、谋篇、布局等）和艺术审美能力，最终对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无疑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16］。对南宋骈文而言，词科的显著作用首先在于激发了士子的学习动力。不少文人纷纷投入学习模拟、创作点评骈文的庞大队伍中来，营造了一个学习骈文、谈论骈文的氛围。为了应试词科，他们进行了积极的知识储备和技巧训练，骈文水平得到了锻炼提高。词科文字还经常被编成文集，如唐士耻《灵岩集》“集中制诰等作绝无除授姓名，即表、檄、箴、铭、赞、颂诸篇亦皆拟作……士耻所作盖即备词科之用也”［17］。此类作品在南宋绝非个案，洪适、王应麟、吕祖谦等人文集中都收录有词科进稿。习之者众，由此产生的自然结果就是骈文名家和名作的层出不穷。“南宋古文衰而骈文盛，皆出于科举，若孙觌、滕庾、洪遵、洪适、洪迈、周必大、吕祖谦、真德秀之伦，在博学弘辞，最为杰出，而有文名”［18］。此外如倪思、李刘、洪咨夔等骈文名家也与词科渊源很深。
　　
　　三、词科与南宋骈文的格律化
　　
　　除营造出骈文流行的氛围外，词科对南宋骈文最重要的影响还表现在促使南宋骈文朝着格律更加严密、更加注重技巧形式的方向发展。“在隋唐实施科举制度之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上都明显出现了对于辞章的语言技法艺术法度的追求和讲究，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变”［19］。科举文体的程序化、技巧化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现象，诗赋、经义、策论、八股无不如此，骈文也不例外。“盖是科之设，绍圣颛取华藻，大观俶尚淹该，爰暨中兴，程序始备”［20］，故而刘克庄云：“自先朝设词科而文字日趋于工，譬锦工之织锦，玉人之攻玉，极天下之组丽瑰美，国家大典册必属笔于其人焉。”［21］陈振孙也有类似观点：“绍圣后置词科，习者益众，格律精严，一字不苟措。”［22］
　　总体来看，受词科影响下的南宋骈文特别重视对体制的严格遵守，“识体”、“有体”、“得体”等词作为判定文章高下的标准屡屡出现。在可被称为南宋词科考试辅导书的《辞学指南》中，不少条目的主要内容都要求各体文字必须严格符合体式，如：“凡作文之法见行程文可为体式。”［23］“作制只读今时程文则或委靡，专学前辈文字则或不合今之体制，要当用今体制。”［24］“表章工夫最宜用力，先要识体制。”［25］尤以倪思“文章以体制为先”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凡文皆然，而正言尤不可以不知体制。”［26］
　　“体”或“体制”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领域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也是学习创作过程的关键一步，“夫文章之有体裁，犹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27］。故而《文心雕龙·附会》曰：“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28］随着作品类型的成熟丰富和批评实践的逐渐细化，在宋代文学视野中“体”作为诗词文各文体普遍使用的一个术语逐渐呈现出其内涵多面性和评价的有效性。“破体”和“遵体”分别对应着文体本身的规范性和开放性，在当时得到了不同文人的认同和推崇。具体到南宋骈文领域，有部分文人对以文体为骈文表示支持，不过总体来说，要求遵体的呼声更高，在创作实践中遵循的作者更多。这与词科影响以及骈文的实用范围密不可分。
　　从资料来看，“体”在南宋骈文批评中有几层含义。南宋骈文以制诰表启为多，制诰作为代王言之高文，象征着朝廷的脸面和尊严，最为时人看重。故而“遵体”的第一层含义是内容表达准确，语言风格典雅深厚，如：“王夕郎信掌制诰。孝宗览之曰：‘近日诰词，全似启事，溢美太甚，卿甚得体。’”［29］其次“遵体”还要求从更加具体的形式层面对文章的格式、套语、结构、章法、句式、用事乃至音律等细节问题做出严格的规范。按照词科衡文标准，南宋骈文应该遵守严格细致的格式规范，不得逾距。以表为例：南宋贺表、谢表、进表等各自不同，每类中又根据创作主体和内容有更细密的区别。开头、转折、结尾套语都明文规定得很详细，体现出尊卑有序的礼仪精神。而且根据上表对象、庆贺内容文字上有固定的要求。以贺表为例：“臣某言（或云臣某等言）。恭睹（守臣表云恭闻）某月日云云者（祥瑞表云伏睹太史局奏云云者，守臣表云伏睹都进奏院报云云者）云云。臣某欢抃欢抃顿首顿首。窃以云云。恭惟皇帝陛下云云，臣云云，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臣某欢抃欢抃，顿首顿首，谨言。年月日具官臣姓某上表。”［30］这种文体意识的细致是前人无法达到的。对于词科应试者来说，一旦没有完全遵照格式，其结果可能都是灾难性的，如“刘三杰文字合中程，忘写年月日臣某上表，遂黜之”［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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