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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词科对南宋骈文发展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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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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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相对含糊抽象的内容落到实处，从编题到作文一步步指点，程式性很强。这种科场应用书此前曾经主要针对诗赋、策论等文体，南宋由于词科的兴盛，针对骈文写作的书开始出现，比如在《辞学指南》中就搜集了真德秀、王应麟、吕祖谦等骈文名家关于骈文创作的切实体会。他们告诉士子作文之前首先应该做好编题的准备功夫，将日常阅读积累的句式搜集整理：“编四六制头可用者作一处，褒辞可用者作一处，于戏可用者作一处，又当细分门类，如文武宗室各从其类。”［32］这样做的好处是考场实战之时便能随心所欲运用自如地将平常作好的对偶句按照格式照搬进来，减少难度。
除准备功夫外，具体创作过程中文章结构布局问题，包括如何开头，如何转承，如何结尾，用什么句式，表达什么内容等等，也都有规矩程序。例如真德秀非常详细地交代制的写作步骤，章法一丝不苟：“制头四句，四六一联，散语四句或六句。具官某一段颂德，先须看题。一段说旧官，一段说新官。‘于戏’用一联或引故事或说大意。后面或四句散语或止用两句散语，结不须更作联，恐冗。”［33］如此说来已经相当细致入微，为进一步示人以门径，王应麟锦上添花对此加注详细解释。例如“一段说旧官”，王注语补充道：“所谓叙旧官者，非止叙前任也。先略说履历，不可指定官名，但随文武官泛说数句，然后说前任。如自资政侍读建节，资政侍读是前任。”这种类似组装式的写作模式，虽然缺乏创新因素，但法度谨严，实用性相当强。
在如此细密的规范约束下，南宋骈文作者大多有自觉意识地在章法结构的严谨性上刻意求工求稳，“遵体”思想非常流行，得体之作也相应地增多。这和当时批评领域风尚相一致：“南宋四六批评表现出一些共同的倾向：主张四六创作应遵守法度。”［34］
词科严格程序化要求下的骈文与欧苏散体四六体现出来的是两种相对立的文学精神。前者要求必须将写作置于体制、法度的约束下，后者则提倡以意为文，赋予作者较高的创作自由空间，在文风、语言形式等方面大胆创新，为了表达需要可以突破体制规范。南宋骈文同时面对着的是这由两种文学精神构成的文化语境，与此相关联的是一系列相对相成的概念，如散化和律化、工巧与自然、文与质、法度与自由、道和技等。
由于先天具有制度上的号召力，词科影响下的格律化骈文影响更加直接广泛，从而间接对欧苏散体四六构成某种消解力量，使得南宋骈文逐渐呈现出回归传统骈文体制的趋势。《艇斋诗话》曰：“东坡之文妙天下，然皆非本色，与其它文人之文、诗人之诗不同。文非欧曾之文，诗非山谷之诗，四六非荆公之四六，然皆自极其妙。”［35］这里说得很明白，欧苏散体四六虽“自极其妙”，然而以通行观点而言，终非“当行本色”，大多数文人并不如此。
以句式为例，散体四六因打破严谨的四六句式而风貌一变，受词科影响的文人则似乎按照否定之否定规律重新强调四六对句和四言、六言句式运用的精当锤炼。《辞学指南》更是明确规定有些关键之处必须运用四六句式，才能符合要求。如：“四六格，句须衬者相称乃有工，方为造微。盖上六字以唤下六字也，此四六之格也。”［36］“制起须用四六联，不可用七字句。”“制头四句四六一联。”［37］同时《四六谈麈》、《四六话》等书中，精工得体的四六句式范例出现频率最高，赢得文人们的一致赞誉。这可为上述论断间接提供证据。
相反，长句式因不便宣读受到不少文人的指责。如楼钥《北海先生文集序》曰：“况本以文从字顺便于宣读，而一联或至数十言，识者不以为善也。”［38］这位南宋著名的词臣公开对破坏“四六之体”、大量使用长句式的现象表示不满。
欧苏散体四六语言上以白描取胜，虽不废用事，但更高境界则是“不用故事陈言而文益高”［39］。而词科创设后，文坛主流风尚则迥然不同，“今时士大夫论四六多喜其用事精当，下字工巧以为脍炙人口，此固四六所尚”［40］。翻阅南宋众多四六话和相关笔记，用事的巧妙精工是文人欣羡品评的中心话题。刘祁云：“文章各有体，本不可相犯。故古文不宜蹈袭前人成语，当以奇异自强。四六宜用前人成语，复不宜生涩求异。”［41］他从文体的高度认为骈文用事有着合法依据，其实这种观点在南宋早就深入人心。在《辞学指南》中，我们甚至看到在词科文体规范程序中，用事被视为文章写作时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王应麟所列举表格式大致为：“起联——窃以用事——推原——铺叙形容——用事形容——末联。”其中两部分明确要求必须用事，其它部分虽然没有强行规定，不过从所列举的词科名家范例看，用事的现象也普遍存在。
除句式、用事外，对音律的更加锤炼讲究同样也是词科带给南宋骈文的另一重要影响。六朝时期随着文学自觉地逐步深入，对声韵的追求开始精致刻意。《文心雕龙·声律》云：“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暌。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42］其中谈到的声、韵以及平仄字的效果和配合问题都在六朝骈文中得到应用。隋唐以后由于诗歌技巧的日益精进以及诗赋取士的影响，声韵理论较诸六朝粗线条的论述细密得多。李商隐、杨亿等骈文作家都相当重视声韵的协和调畅。然而，自欧苏以来，散体四六追求整体阅读的通顺，对具体字句不再精心雕琢，加之句式加长，音韵配合不再特意讲究。楼钥所说的“不便宣读”正指出了散体四六声韵的不足。
与散体四六不同，词科影响下的文人在考量骈文优劣时，音韵协和与否被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凡作四六须声律协和，若语工而不妥，不若少工而浏亮”［43］。王应麟在评点孙觌《镇洮军节度使除大尉制》“令闻令望，屡达余听”一联时以为其瑕疵在于音韵不够严谨，“望字不当用侧声”［44］。不但制诰文要便宣读，表等其他文体也同样要求讲究音韵精准，甚至严格到有些挑剔的地步。“其后徐（徐凤）又试，六篇俱精诣。《代嗣王谢赐玉带表》用《礼记》‘孚尹’二字，以‘尹’为平声。凡用经释音，当以首释为证；用史释音，当以末释为正。徐用第二音，故主司疑其平侧失律。然徐非失黏，但用于隔联上一句四字内，亦何伤于音律？主司过矣，公论屈之”［45］。如此吹毛求疵自然不可取，不过在这样的制度导向下，文坛风气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作者对骈文的音乐美更加精心留意。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南宋骈文的技巧水平和审美价值，纠正了宋四六过分散体化带来的音韵不谐，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意义。
综上所述，可知南宋词科对南宋骈文的发展影响很大，它不仅造就了欧苏之后宋代骈文发展的又一个繁荣时期，而且对南宋骈文风格技法、发展趋势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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