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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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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3: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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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1999年三年当中，宋词研究继续升温，研究范围与深度进一步加大。时值20世纪末，回顾、反思以往的得失，展望、探讨下世纪词学研究前景及所面临的问题，也蔚成风气。所以这三年可以说是一个成果丰厚的小高潮。兹分类缕述如下。
一、词史研究
论及词史，不能回避词的起源。这一曾经引起持久争论的问题依旧是学者注意的重点。刘尊明《词的起源面面观》（《文史知识》1999年第3期）、谢桃坊《宋人词体起源说检讨》（《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为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
刘文将众说纷纭、情况复杂的“词的起源”化繁为简，即“一、词起于何因；二、词起于何时；三、词起于何人。”并形成下列结论：词在时间上产生于“隋唐之际”，其“真正渊源在民间”，“词乃是在隋唐之际配合隋唐燕乐曲调，并以‘依调填词’的方式创作出来的一种歌辞形式”。作者同时阐明了词起源于民间的艺术原理，描述了词起源于民间的大体过程。
谢文则认为宋代更接近于词的源头，因而宋人“关于词体起源的论述之中，必定存在某种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意见”。并据此立论，具体考察了宋人关于词体起源的论述，得到了宋人关于词体起源的一系列信息：宋人认为音乐文学和古典格律诗体中所出现的一种变体，它的形成特点是新的“长短句”，在音律和声韵方面有独特的规定，因而不同于诗歌、古乐府歌辞和唐代声诗；宋人认为开元后盛行新燕乐，相应产生了以词从乐的歌词；宋人将词体起源上限定在盛唐，下限定在唐末。作者以为，敦煌曲子词的发现证实了宋人意见符合历史真实，其中两首《献忠心》无疑是词体起源的标志。
关于宋词宏观的发展变化，一直有学者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梳理、把握其脉络，以期呈现“历史的真实”。在这个问题上，以下诸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
王兆鹏《宋词流变史论纲》（《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以作家为纲、以人系史，对宋词的发展流程进行概括和总结。王文认为，柳永发展了词体，以其创调之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苏轼则进一步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开拓了词的艺术境界；周邦彦注重词的章法结构，使词的艺术规范性得以提高，南渡前后女词人李清照异军突起，用日常生活中的平常语言表现复杂微妙的情感心态；而辛弃疾以其杰出的创作成就，使词体在文学中的地位得以确立；比辛弃疾略晚的姜夔移诗法入词，使词的语言风格雅化和刚化。
而王洪《试论唐宋词发展史上的五个里程碑及其词史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以温、柳、苏、周、姜五人为基点，对唐宋词史流变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以为温庭筠奠定了诗庄词媚的分野，其词可称“听者之词”；柳永偏于俚俗，为“歌者之词”；苏轼以诗为词，称“雅词”；周邦彦以赋为词而趋工艺化，谓“赋者之词”；最后，辛弃疾独成一派，姜夔将词推向工艺、高雅、朦胧化，可称“清客雅词”。
与上述两文思路相似，梅大圣《论词的传统与东坡词定位及创作动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对词史发展的梳理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认为早期的隋唐民间词以较强的社会功能与诗骚传统相承，至晚唐五代侧艳新风始取代了早期传统；北宋初中期，欧阳修始有闲适旷逸之作；至东坡藉词为“诗之裔”理论表现庄严人生与冷酷现实，复早期传统之“古”，从而给词以新的生命力。
张雁《从（花间集〉到〈花外集〉——从词集名称看宋人词学观念的演进》（《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则从词集的具体名称和变化入手，描述了宋人词学观及其变化轨迹。词由花间尊前的歌词走向社会，走出儿女之情的狭窄空间，在词集名称的发展变化上得到了直接明显的体现。而蔡义江《从花间尊前到慷慨悲歌——词的特点及发展》（《文史知识》1998年第3期）以词的形式结构特点、发展历程和重点作家为线索，也清晰勾勒出了词的发展脉络。
除了词史的宏观研究以外，对于词史阶段性和横截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篇文章：
王洪《论东坡词的“雅化”及其对词史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剖析了东坡“雅化”对词史的重大影响，认为苏轼“以诗为词”本质上是引诗之雅以改造词之俗。“雅”的内涵已由言志变为宋士大夫以归隐为中心的精神宣泄。苏词以题材、境界、艺术手法三者之雅完成了这一改造。其影响自秦、周而达姜、吴。
邹志勇、韩晓东《论北宋前期词的过渡意义》（《晋阳学刊》1997年第2期）分析了北宋前期60年中词人不同的身份、地位和生活经历以及由此引起的词作的个性色彩和对现实的关注，指出60年词史对于宋词的过渡意义在于：一是宋词繁荣的先声；二是对提高词体的地位功不可没。董希平、刘尊明《宋初五十年词坛岑寂探因》（《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6期）则分别以“汴都不唱江南词”、“江南才子江南老”、“艳风虽发归寂寥”为题，对宋初50年词坛创作不振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指出宋人对亡国之音的警惕、对南人的歧视以及对媚软艳风的排斥、抑制，压缩了词的生存空间，造成了宋词50年的岑寂局面。
乔力《主体意识的高扬：论北宋中后期词的两种艺术精神及创作特征》（《齐鲁学刊》1998年第1期）对北宋中后期到南宋前期这一词史巅峰期的艺术精神及创作特征进行了考察，认为苏轼变词为陶写之具、弘扬主体意识、提高词的文化品位和周邦彦专心词法、建立规范、示人门径是本阶段词史的重要特征；而这一时期的艺术精神则可以表述为：本体意识强化和主体自觉性的高涨、新旧传统错综融汇、多种风格竞艳并驰及艺术水准成熟完美。
至于南宋词，陶尔夫《南宋词与清代词学研究中的困惑》（《求是学刊》1998年第3期）描述了自宋至清的尊南宋与尊北宋之争的过程及清代长期存在的尊姜夔、张炎与尊辛弃疾之争，指出南宋词思想内容的高、阔、深，艺术技法的精、新、美，风格体式的丰富、齐备，已达历史极致，而清人面对南宋词所表现出的困惑迷失，实是对南宋词的历史评价和整体观照存在欠缺和失误，这一点，在现在和将来都值得我们借鉴。
二、类别研究
三年之中，对不同类别、主题词的研析也日趋细密。诸葛忆兵《北宋末年俗词创作论略》（《北方论丛》1997年第2期）论述了俗词创作兴盛的原因及盛况，认为“北宋末年社会上层的纵情声色及世风的变化为俗词的创作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和土壤，其时不同阶层、地位、风格、流派的作家皆被卷入俗词创作”，其内容题材亦非常广泛，无所不包。
李扬则从审美形态嬗变的角度对两宋俳谐词进行动态考察，其《宋代俳谐词创作审美变化阐论——兼及中国传统喜剧精神的思考》（《东方丛刊》1998年第1期）描述了宋代俳谐词由“语言技巧的滑稽”到“以孜孜于词作风蕴上诙谐意趣的构建”到“以政治批判、社会讽刺为主要审美形态”的三种形态、两次转型，从而显示出“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规范，以谑而不虐为抒情方式的文化需求，构成了中国传统喜剧精神的取向”。
刘尊明《宋代的祝寿风气与寿词创作》（《文史知识》1998年第3期）对寿词繁荣的内外因素进行了归纳，指出宋代浓厚的游乐风气、特异的社会心理和强化礼教伦理的理学兴起促成了祝寿礼仪的繁盛，是寿词繁兴的土壤；而词的音乐属性为娱乐功能、“应社”的外部需求与“自寿”的主体需求，又成为寿词繁兴的内在机制。
曹治平《“长歌之哀，过于痛哭”——论宋代伤悼词的审美价值》（《苏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在考察伤悼词的源起、发展基础上，分析了宋代悼妻、夫、友及姬或其他情人词的感情内容及悲剧意象；认为注重显示情感体验的两极对立和今昔兴废生死真幻的反差对照，常常运用悲剧意象群并融入悲剧时代主体意志与社会现实的强烈冲突是宋代伤悼词结构艺术之所在；作者并挖掘探讨了蕴于其中的文化审美价值。
小令和长调这两种体制，有叶嘉莹《从文本之潜能与读者之诠释谈令词的美感特质》（《文学遗产》1999年第1期）和王勇《长调词的勃兴》（《东方论坛》1997年第3期）两篇文章分别予以关注。叶文以为，“词内涵的丰富潜能可以使读者把那种个人世界感情的本质推广到世间人类的共同感情，使之产生某种更深远的哲理性的感发和联想，从而做出更为深广和更为超妙的诠释”，而令词这一独具的美感特质可以通过文化语码或符号显微结构提示和诠释。与叶文侧重文本的开掘不同，王文则侧重史的把握，纵向评析了长调词的渊源、体制与特征，认为长调词初生于唐五代，勃兴于北宋前期，标志是柳永等人的出现，其贡献在于完善形式、深化内容、开创了“铺叙展衍”、“多近俚俗”的新词风。此外，张先、欧阳修、晏几道诸人，于长调词之勃兴，亦有创调之功。
三、词派研究
词派的研究近年来也逐渐引起学界重视。刘扬忠先生的《唐宋词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是词派研究的重要著作。其《南宋中后期的文化环境与词派的衍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6期）论述了词派转关的一段过程：南渡词人群和稼轩豪放派后，受稼轩风、理学鼎盛与“复雅”劲风的制约驱策，南宋词绕过刚硬粗豪而遥承花间，呈多元格局，稼轩派、学周（清真）派和姜张骚雅词派三足鼎立，其中姜张派最盛，而以丽密质实著称的吴梦窗一派，乃学周之特殊派别，属三大派之内。
龙建国《大晟府与大晟府词派》（《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对大晟府设置的时代背景，大晟词派“平、工、和、雅”的词学观，“源流从柳氏出”的艺术渊源，多样的题材和丰富的艺术经验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大晟府词派“上继柳永、秦观，下启风雅词派，在词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诸葛忆兵《大晟词风和北宋末年世风》（《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则从社会风气的角度一窥大晟词派之貌，描绘了大晟词人受当时谄媚、浮靡、趋雅世风的影响，其创作也呈现出谀颂词、俚俗词、醇雅词并行繁荣的局面这一历史原貌以及大晟词在词体演进和认识社会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张叔宁《北宋词坛两大文学派别初探》（《南京理工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则以创作风格、价值取向、文学渊源为标准，将北宋词坛分为两大派别，即晏、欧、苏为代表的士大夫词派和柳、周为代表的伶工词派，作者认为，两大群体各自处于同一社会层面，具有相似的生活环境、审美情趣，并由此产生共同的创作倾向。
孙方思《唐宋词人不宜分为婉约豪放两大派》（《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又重拾陈年公案，以为随着词的发展，在题材上不断丰富扩大；在方法上，因人、内容而异，互相影响；在风格上，不同人、同一人在不同时期，也往往不同。因此，婉、豪二分法不利于科学了解词的发展全貌及评价词人创作。
四、词调及词的审美艺术研究
首先看创作研究，《词调考源及其它》（《中国韵文学刊》1997年第1期）一组五篇文章，谢桃坊《〈满江红〉词调溯源》、刘庆云《短调深情——〈临江仙〉词调及创作漫议》、岳珍《〈念奴娇〉词调考源》、龙建国《〈沁园春〉的形式特点与发展历程》、王兆鹏《浅论〈水调歌头〉》对所涉词调作了较为详备的考索，并结合创作实例对其声情特点、艺术容量及特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融词史、创作、声律介绍于一体，于人颇多启发。而苗青《唐宋词结构问题略论》（《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则循着唐宋词构创过程，对其结构进行了研究总结，即构创前，情绪、音乐是影响词体结构形成的两大因素；展开时，线性与回环是生成词体结构的两大类型；成体后，浑化、纵深、自然[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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