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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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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3: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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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词体结构的三大风格特色。
胡遂《论唐宋词创作旨趣的发展演变》（《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试图将对创作发展过程的勾画与对审美理想的确立过程的描述合二为一，作者总结道：中唐前后，王建、白居易诸人仍以“以趣（俳谐幽默）为词”为风尚；至晚唐，温庭筠确立了以“韵（风神韵致）”为主的特致；至五代，西蜀南唐“以韵为词”与“以色（色情性感）为词”兼有；至北宋，柳永“色”“趣”“韵”“气（感慨意气）”兼具而以“色”为著，稍后晏、欧一派求韵、苏轼一派求气，至周邦彦丰富了韵之内函；南渡后，世积乱离，词多主气，而辛弃疾集大成，气韵结合则成就了姜夔词；南宋末，则是“主韵”为主，“主气”为辅的时代，前者有刘克庄、刘辰翁，后者有史达祖、吴文英诸人。
其次看词学的审美研究。李康化《从清旷到清空——苏轼、姜夔词学审美理想的历史考察》（《文学评论》1997年第6期）一文，就词学审美理想与文人精神这一更为内在的纬度，勾画了从苏轼之清旷到姜夔之清空的嬗变过程与词学演进轨迹，抽绎出东坡与白石之间相关联的美学意旨，认为白石“陶写寂寞”实传东坡“以诗为词”的衣钵。张廷杰《论南宋词学审美之变异》（《文学遗产》1997年第4期）则阐释了北宋亡国之后宋人词学审美所发生的变异。概而言之，可分为两期：前期破中有立，重在言志命意，多以感怀国事、抒写忧患为美；后期渐趋偏狭，惟尚“骚雅晴空”，多以音律和谐、字面精雅为美。前后两期虽皆尚“雅”，但内涵却迥然有别。 以文章章法为参照审视词的美质，叶嘉莹《神龙见首不见尾——谈〈史记·伯夷列传〉的章法与词之若隐若现的美感特质》（《天津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令人耳目一新。作者以为，唐宋词以隐约幽微为美，贵在有一种“低回要眇”的“言外之意”，《史记·伯夷列传》章法和口吻亦一反常规，有一种变化莫测之致，使人难以遽窥其意旨何在。究其原因，是由于司马迁内心恰好也有后来词学家论词时所说的那种“贤人君子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从而在文章中流露出处在压抑屈辱之中仍坚持理想的“弱德之美”，这与词的美感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其三是探讨意象在构筑词美中的作用。赵梅《重帘复幕下的唐宋词——唐宋词中的“帘”意象及其道具功能》（《文学遗产》1997年第4期）认为，一定时空坐标之上的意象“通常体现着特定主体的特定心态”，乃至“整个时代的审美取向或者某个群体的审美情感、审美模式”。作者取“帘”为样本，总结其淡月疏帘、双燕重帘、幽梦晓帘、风雨秋帘四种模式，归纳出四种功能，即为词情发展提供“典型的”和“特殊的”场景、为读者提供别具一格的美感类型、有助于构筑幽深惝恍的词境和描摹细婉隐秘之心绪。
赵文之外，尚有高峰《古诗词中的秋千》（《古典文学知识》1997年第1期）论及了“秋千”由一种运动游戏的器具进入诗词，成为欢乐、悲伤、离愁、凄婉的象征，创造出纤绵、幽约的悲剧美的意象化过程。
五、词的文化学研究
运用文化学的方法解释词学的有关难题，近年来逐渐引起学者的兴趣。王晓骊《逐弦管之音，为侧艳之词——试论冶游之风对晚唐五代北宋词的影响》（《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对冶游这一社会风尚在唐宋词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梳理：中唐冶游之风盛行，引起社会风气与心理的改变和文学审美情趣的转移，促成了词体的萌芽和初兴；冶游之风直接促成了晚唐五代词风“艳化”和北宋中期慢词取代小令这两次转折；在诗、词分流中，冶游之风盛行又促进了词“本色”风格的建立。刘扬忠在《古典文学知识》上刊发以《中华千秋诗酒缘》为总题的系列文章，以酒为媒介，剖析历代文风与特定文化氛围、文人心态的关系，其中《中华千秋诗酒缘——宋代闲雅清旷的诗表》（1997年第4期）论述了宋代诗与酒浅斟低唱的姻缘所映射出的闲雅清狂的士人心态，将诗与词置于深广的时代背景和浓郁的文化气息中予以观照，具有强烈的历史感。
刘扬忠《北宋时期的文化冲突与词人的审美选择》（《湖北大学学后》1998年第3期）同样分析了北宋词风格流派消长背后的文化动力：北宋是封建政治经济从鼎盛走向没落的时期，也是中国正统文学与市民文学盛衰交替的转变期，对词体创作的影响表现为市民意识与士大夫意识、新兴都市文化与传统士大夫文化的矛盾冲突和融合妥协。自柳永俚俗一派，历三百年的雅俗之争，南宋“复雅”风潮，一系列词风词派的消长更替，无不是在上述文化作用的推动下发生。
沈家庄《宋词文体特征的文化阐释》（《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一文则从宋词作为宋型文化的一部分为基点展开，认为在宋代原本对立的“世俗”“高雅”观念开始渗透交融；金钱和富贵、自由与享乐、才子词人的独立人格三种价值构成了新的人生价值观念；上层精英文化世俗化而民间世俗文化士绅化，大传统文化与小传统文化交流互动成为必然趋势。这在文学艺术上表现为宋乐改作和宋词繁荣，作为“新声”的宋词不仅负载起文化观念交流碰撞时所产生的情绪骚动和精神彷徨，其自身的开放性与多元音乐的融合的个性也使它成为开放的、多维复合的宋型文化的新价值的象征性本体。
此外，词的产生发展，除了需要音乐环境之外，各种社会风尚习俗亦是必要的文化因素，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论纲》（《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便论证了这一点。沈文以词是一种“文学——文化现象”、风俗使词化合成为“文学——文化现象”、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的范围与任务三题，阐述了研究唐宋词，离不开社会文化学的环节和视域。
六、词论研究
词学理论是已经引起重视的薄弱环节，相关文章如次：刘扬忠《研究者要重视理论》（《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结合研究现状，批评“疏远与鄙薄”理论的弊端，指出研究上“真正的突破”是在扎实的理论建设与积累达到一定的高度后来临的，在眼下，除了逐步整理古代文论之外，还必须研究本学科的学术史，看清本学科研究史上理论运用和积累的情况如何，今后的理论建构与运用应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进行，从哪些方面着手，等等。
首先看关于意境的论述。施议对《论“意+境=意境”》（《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对意与境的含义重新加以界定为“人与事合成意”、“时与地（空）合成境”，将意境的创造分解为立意与造境两方面，立意包括新与旧、大与小、有理与无理的选择及确立三法；造境则包括拓展时空容量、推移变幻时间次序及空间位置、时间空间化与空间时间化以表达无穷之意三法。与施文“通过对于立意、造境之方法、过程及结果的体验，为实际意境创造提供具体事证”的目的不同，陈忻《论唐宋诗词意境的“虚”与“实”》（《重庆师院学报》1997年第3期）具体论证了意境创造中的“实”法三种及“虚”法五种，认为“二者不是单纯技法问题，而是与作者审美、气质有关，不能简单判其高下”。
其次看对于词论的宏观梳理。方智范《关于古代词论的两点思考》（《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突破两极对立思维模式，在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者之间关系中转移视角，对李清照的本色理论、苏轼的诗化理论、辛派的言志理论及风雅词派的雅化理论进行了阐释评判，从而勾画出宋词论全新的面貌，展示了其多元价值取向。而李扬《关于词学批评研究的若干理解与思考》（《阴山学刊》1999年第2期）则将“词学批评”概念界定为：“它是涉及并深入到词学本体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由词学现象所引发、对词学发展具有参与、建设功用的一种文学批评活动。”作者从古代文论专著、词学研究著作、单篇论文三方面对词学批评研究及现状进行评估，作出了“基本研究条件成熟、材料完备而研究工作滞后”的结论。
此外，杨万里《略论词学尊体史》（《云梦学刊》1998年第2期）从尊体这一角度透视整个词学史进程和词学独立史，以“词学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推尊词体的历史”贯穿始终，亦不失为把握词论一法。
七、总结与反思
全面盘点、思考20世纪词学研究的工作，1998年就已经开始了。胡明《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文学遗产》1998年第2期）分词的传统与传统词学；二十年代：现代词学的崛起；三十年代：两队人马各做各的；五六十年代：曲折演进的新格局；八九十年代：全面繁荣及繁荣下的思考等五部分对百年词学的发展与布局进行了总体概括。
王兆鹏、刘扬忠则在《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分别撰文《传播与接受：文学史研究的另两个维度》和《本世纪前半期词学观念的变革和词史的编纂》，前者提出文学史研究应由作家—作品的二维研究转向作家—作品—传播—接受的四维研究，即既要重视传播方式、过程、途径、观念、出版法规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又要注意读者对作品阅读阐释的动态变化，才能圆满解释文学史上的一些问题，近年来王先生将传播接受理论应用于词学研究，已取得一系列成果。后者则追溯了词史观念的形成与变革，分析了以词体文学为专门对象的“词史”的出现相对滞后的原因——词学观念解放的契机来得较晚，该文实际上可以作为微型的《20世纪词史编纂研究》来读。
谢桃坊《唐宋词遗存难题述略》（《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2期）将20世纪无力解决的难题进行了清理，归纳为词体的起源、敦煌曲子词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宋词的流派、词体的分类、词韵的分部与入派三声、词乐的重构、词体的文学性质七大难点。
最后，严迪昌、刘扬忠、钟振振、王兆鹏的《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堪称20世纪词学研究的继往开来之举，该文确定20世纪词学的传承、变革与格局建构的性质为新旧思想、观念、方法碰撞的新词学，而非传统词学的传宗接代的延伸或复制；评价了以承续晚清民初旧词学为主的传统派和借助现代文艺学解决词学问题的新派这两大宗派的学术贡献与历史意义；总结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这两大词学巅峰阶段的成果；分析了海外词学研究状况；指出了20世纪词学研究的不足：结构不均衡、重宋轻清、忽视理论建构，为未来词学研究规定了三大目标：完善研究体系；发挥个人专长，确立研究个性；填补研究空白，开拓新领域。
刘尊明、王兆鹏《本世纪唐宋词研究的定量分析》（《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与上述四位专家的对话有异曲同工之妙。该文对20世纪唐宋词研究成果进行了分类统计，列出了20世纪“词学研究及唐宋词研究总成果一览表”，“唐宋词研究成果时代分布一览表”、“宋代词人研究成果一览表”等6项统计表格，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20世纪唐宋词研究的基本风貌、发展历程、关注热点、研究格局，得出了全面、系统的结论。文章也反思了研究现状的两大不足：（1）研究格局失衡，即重唐宋轻明清，重大家冷小家；（2）研究布局混乱，选题重复，行为不规范。
八、新文献的发现及其他
王小盾《任中敏先生的〈全宋词〉批注》（《扬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首次向世人批露了任中敏先生的《全宋词》批注，作者从《全宋词》批注的方式风格，关于诗词之辨、调名格律和文体，关于“主艺不主文”诸方面，全面介绍了其中的独特见解、学术内涵和贡献，认为任先生的批注预示了一个崭新的宋代文艺学的建立。
王兆鹏《词学秘籍〈天机馀锦〉考述》（《文学遗产》1998年第5期）全面介绍了作者自台北中央图书馆查到这部世所罕见的词籍的情况，对该书的文献著录情况、成书年代、内容、价值等进行了考证评述，考订了书中部分佚词作者和误题作者的词作，从而使这一部自明清以来鲜有见者之书重见天日。孙克强《小议〈历代词人考略〉的作者及其学术价值》（《文学遗产》1997年第2期）考证了这一为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及后来论著频频引用而现在却已消失多年、难窥全豹的著作的一些情况，认为该书实为刘承干出资筹划、况周颐著。
钟振振先生《中国古典诗词的理解与误解》（《文学遗产》1998年第2期）以深厚的学养，通过六个个案，分析了唐宋诗词被读者误解的严重情况，强调了“学人之拙”与“诗人之慧”两种素养在古诗词解读问题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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