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从文学时代来看，孟浩然身处唐诗由初唐到盛唐的交接时期，同样，张先亦身处宋词由初起到兴盛的交接时期;从人物风神来看，孟浩然“骨貌淑清，风神散朗”，张先则“盐米不继”而“啸歌自得”，都继承了晋宋人物风流;从作品创作看，孟浩然写作的是唐代开始兴起的近体诗，张先写作的亦是小令与慢词，篇幅都比较短小，他们都以名句出名，看出他们的作品气局不大而韵味颇足。他们作为某种文体走向成熟期的承启人物在文学史上显示出作用。孟浩然上承陶谢，开启古代诗歌的平淡风格，张先开启了宋代慢词讲究韵味的审美风貌。他们的人格风神在文化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们代表了中国古代文人的最普遍的人文形象与艺术审美形象，反映了这一形象的历史发展过程。
说起唐代诗人孟浩然，一般都想到他是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代表;说起宋代词人张先，一般也就只会想到他的“三影”名句，没有人会想到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而孟浩然不仅是盛唐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他还是唐诗由初唐到盛唐的承启人物，张先也不仅以“云破月来花弄影”等名句流芳后世，他还是宋词由初起到兴盛的承启人物。一种文学品类的承启人物往往影响甚至部分决定了这种文学品类的发展走向及最终成就，孟浩然对于盛唐诗、张先对于北宋词的影响就是这样。比较孟浩然与张先，可以发现许多规律性的东西。
一
从文学时代来看，孟浩然（689—740）比一般盛唐诗人年龄要大，他比王维（701—761）、李白（701—762）大12岁，比另一山水诗人储光羲（706?—762?）大17岁，裴迪则生年不详，想来与王维、储光羲相上下;比边塞诗人高适（700—765）大11岁，比另一边塞诗人岑参大得更多;比早出的边塞诗人王昌龄（694?—756?）也大5岁。孟浩然生活的时代，初唐四杰王勃（650—676）、杨炯（650一?）、卢照邻（约630一约680）、骆宾王（638?—685?）基本已经故去;主张比兴寄托、喜作古体诗的陈子昂（661—702）死时，孟浩然13岁;而把当时兴起的近体诗的体制固定下来的沈 期（656?—714）、宋之问（656?—712）死时，孟浩然在23—25岁之间;文章四友中较有影响的杜审言（648?—708）死时，孟浩然19岁，李峤（645—714）死时，孟25岁 ① ，可以说，孟浩然年轻时期正是沈宋、四友影响文坛的时期，六朝以来的新体诗、陶渊明、二谢的山水田园诗经过初唐的发展，到此时开始成熟，以一种明秀爽朗的基调影响着盛唐诗歌的审美风格，沈宋、四友多写近体诗，使得当时诗坛几乎成了近体诗的天下，孟浩然多写近体诗的原因在此。可见孟浩然身处由初唐到盛唐的交接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
张先（990—1078）亦身处宋词由初起到兴盛的交接时期，曾与晏殊（991—1055）、欧阳修（1007—1072）、宋祁、王安石、苏轼（1036—1101）诸人游。宋初晏欧小令流行，承五代南唐李氏父子与冯延巳之词风。张先1050年曾任晏殊京兆府中通判，与之词酒酬酢，时年61岁，1061年入京见欧阳修、宋祁，被宋祁称为“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被欧阳修称为“红杏嫁东风”郎中 ② ，可见张先受晏欧影响，亦以小令行世。当时柳永（987?—1053?） ③ 大量创制慢词，张先亦有慢词17首，其慢词写作不同于柳永的铺叙，而是“以小令作法写慢词” ④ 以保持其词的韵味，这一做法影响到后出的苏轼。张先约在1063年致仕居杭州，1072年苏轼任杭州通判，张先已经83岁，犹及与苏轼交游，并影响到苏轼的“以诗为词”。刘毓盘《词史》云:“永既卒，先独享老寿，以歌词闻天下，而协之以雅。苏轼犹及与之游，故亦好为词。”可见张先当时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清人陈廷焯说:“子昂高古，摩诘名贵，则子野碧山，正不多让。”（《白雨斋词话》）以张氏比陈子昂，正是从承启角度的比较。
二
从人物风神来看，孟浩然襄阳人，终生布衣，史传说他曾“隐鹿门山，以诗自适”。王维曾用画来表示对孟浩然的钦敬，《新唐书·文艺传》记载:“王维过郢州，画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又为其画了幅绢本像，此像已失传，但张洎题识还在，其云:“襄阳之状，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马，一童总角，提书笈负琴而从，风仪落落，凛然如生”（葛立方《韵语阳秋》引张洎题识）。王士源为其集作序，称其“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孟浩然集序》）。这一形象使我们感到在历史上似曾相识，闻一多先生认为:“孟浩然可以说是能在生活与诗两方面足以与魏晋人抗衡的唯一的人。他的成分是《世说新语》式的人格加上盛 唐诗人的风度。” ⑤ 原来孟浩然表现出来的正是一种晋宋以来的人物风流形象。
建安风骨与晋宋风流是两个相对的审美范畴，既指诗歌的审美特点，也涵盖了人的精神面貌。建安时期，人们对外在事功的追求往往掩盖了他们对内在生命本体的担忧，所以建安文学表现出来的是慷慨悲凉的忧世特点。到了晋宋时期，士大夫的入世热情逐渐消退，对生命的忧患开始凸现出来，刘宋时代的谢灵运在《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并序》中说:“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正式在文学作品中提出了忧生的主题。这一时期的动荡时局使得士人们远离现实，关注生命本体，他们流连山水，崇尚节操，寻找超迈逍遥的生活，表现他们体玄适性的高雅韵度与风流，谢灵运的山水诗主要以山水来适性畅神。晋宋人物风流已经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同时也是一种艺术态度，是生活审美与艺术审美的有机统一，是一种士人的文化人格的体现，当时人以“韵”来加以概括，如晋代葛洪说:“若夫伟人巨器，量逸韵远，高蹈独往，萧然自得。”（《抱朴子·刺骄》）宋刘义庆说:“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世说新语·任诞》）晋宋以后，对晋宋人物的向往，对韵度的追求，成为士人或隐或显的心理认同方向。
晋宋人物风流明显带有南方文化的特点。魏征《隋书·文学传序》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初盛唐的诗人大多来自北方，如，王勃是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王维是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王之涣是绛州（今山西绛县）人，王翰是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人，王昌龄是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崔颢是汴州（今河南开封）人，李颀是嵩阳（今河南登封）人，高适是沧州人，杜审言、杜甫是京兆（今陕西西安）人 ⑥ ，李白甚至出生于中亚碎叶，故当时诗风颇多北方刚健之气。其实，李唐王朝继承的是北朝的周、隋，而非南朝的齐、梁，本来就不是正统的汉族文明，葛兆光说:“汉族生活中勤勉朴素、温文尔雅、礼仪中节等等儒家确立的人伦标准，却被异族生活中所崇尚的豪放不羁、奢靡腐化、自然随意取代。” ⑦ 这些诗人中只有少数人出身于南方，如孟浩然，如张若虚，他们的诗明显带有南方的温柔与清绮，是他们的努力，使得晋宋人物风流得以隐性地传承。孟浩然隐居鹿门山，对陶渊明无比景仰，对襄阳的高人节士如东汉庞德公、晋代羊祜、山简等人无限仰慕。其诗云:
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扇枕北窗下，采芝南涧滨。因声谢朝列，吾羡颍阳真。（《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
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金涧养芝术，石床卧苔藓。纷吾感耆旧，结缆事攀践。隐迹今尚存，高风邈已远。（《登鹿门山》）
隐居是汉魏晋宋时代的普遍现象，尤其晋宋的隐居已经不是纯粹的与当权者的不合作，而是一种颐情山水，涵养性情，超逸逍遥的生活方式。山水对他们来说是观照的对象，是物我合一的生命的一部分。上古时代逸士的生存方式到晋宋成了一种生活方式，“逸”具有了人文内涵与审美内涵。“逸”是当时对“韵”的要求的一种具体体现 ⑧ 。晋宋以来的人物风流到了唐代，被北方文化的豪放不羁所掩盖，唐代开疆拓土的伟大事业也需要北方文化的清刚顿挫之气，一时之间，成为了时代的风尚，似乎没有人再注意那种清绮儒雅的晋宋风流了，孟浩然等人的人生与艺术表现在当时不占主流，处于隐性的、不自觉的发展之中。
张先，乌程（今湖州）人，入仕后历任宿州、吴江、嘉禾、渝州，致仕居湖州、杭州，基本在江南一带。苏轼《祭张子野文》称其“唯予子野，归及强锐。优游故乡，若复一世。遇人坦率，真古恺悌。……坐此而穷，盐米不继。啸歌自得，有酒辄诣”。宋人王玮记载:“欧阳永叔雅敬重之，尝言与其同饮，酒酣，众客或歌或呼起舞，子野独退然其间，不动声气，当时皆称为长者”（《道山清话》）。没有形貌写真，但给我们的感觉亦是清癯有韵的，其人的“退然其间，不动声气”，与孟浩然的“骨貌淑清，风神散朗”神韵相似，其人的“遇人坦率，真古恺悌”，与孟浩然的“救患释纷，以立义表”人格相类，其人的“盐米不继”而“啸歌自得”，与孟浩然的“灌蔬艺竹，以全高尚”旨趣、节操相近，质言之，都是晋宋以来的人物风流。
盛唐时代对风骨的推崇代表了我们民族年轻时的意气风发，不能代表我们民族的主导倾向。随着唐代社会从其顶峰的跌落，封建社会走向后期形态，尤其到了宋朝，士人的注意力开始向内转，生 命的意义再一次凸现出来了，唐代孟浩然等人所延续的晋宋人物风流得到了生存的合适土壤，从而尽情舒展。宋人重新捡起“韵”这一字眼来加以概括，“韵”是人生与艺术的审美统一。苏轼对此加以阐发，他说:
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淡薄，非余子所及也。（《书黄子思诗集后》）
苏轼在这儿谈的是诗，其实也谈了人物风流。他以“高风绝尘”、“间有远韵”来肯定这种人生与艺术的审美统一。苏轼以后，“韵”成了宋人评价人物风神与艺术风神的最高标准。从作家评价看，他实际批评了李白、杜甫的豪纵沉郁，而肯定天成、自得、超然的陶谢等人，对唐代韦柳的肯定也就是对孟浩然的肯定。对于身边的人物，他十分赞赏张先，在《祭张子野文》中，称赞他“庞然老成，又敏且艺。清诗绝俗，甚典而丽”，这是对其人物风神与艺术风貌的综合评价，在此文的结尾，他还无比感慨地叹息其“人亡琴废，帐空鹤唳”，于感叹中流露出对其人其艺之“韵高”的追慕。苏轼对张先的评价，还有一个记载，据时人叶梦得说:
张先郎中字子野，能为诗及乐府，至老不衰。居钱塘，苏子瞻作悴时，先年已八十余，视听尚精强，家犹畜声伎，子瞻尝赠以诗云:“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盖全用张氏故事戏之。先和云:“愁似鳏鱼知夜永，懒同蝴蝶为春忙。”极为子瞻所赏。
一方面年八十尚畜声伎，一方面盐米不继，啸歌自得，这正是宋人艺术的人生态度，也就是苏轼所主张的“韵胜”。苏轼正是把张先其人作为晋宋人物风流在宋代的再现来提倡的。
三
从作品创作看，孟浩然在写作古体诗的同时，主要写作当时开始兴起的近体诗，尤其其中的五言律绝。张先亦是在写作唐末五代及宋初流行的小令同时，开始写作当时开始兴起的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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