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从张说与时代之间的具体关系入手，着重描述了张说在一种极为困难的环境中，是如何通过自己个人的努力，采取迎合并潜移默化地改变玄宗的方式，在复兴了宫廷诗坛之后，进而引发盛唐诗歌高潮到来的曲折过程，修正和丰富了学界现有的相关结论。
【关键词】 张说 玄宗 盛唐 诗歌高潮
关于张说与盛唐诗歌高潮的关系，前人成果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着重强调了张说奖掖后进之举对盛唐诗坛的意义；二是初步指出了张说的文学思想对盛唐诗歌风貌的引导作用（1）。但这两点还都只是单纯强调张说文学活动、文学思想本身的意义所在，并没有将它们与其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进行动态的考察，因而并没有揭示出张说推动盛唐诗坛高潮到来的具体过程。有鉴于此，本文从张说与其所处时代之间的关系入手，着重描述张说在初唐诗坛的终结之后，是如何推动诗坛走向复兴，进而达到盛唐高潮的曲折过程，使我们对张说推动盛唐诗歌高潮到来的重要意义有一个更为具体的认识。
一 开元初期诗坛的断裂及其原因
考察张说与其所处时代之间的具体关系，要从初唐诗坛的终结说起。值得注意的是，初唐诗坛的终结，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主要在于创作人才的缺乏。恰恰相反，它是在大量具有创作能力的文士集中到京城之后才正式完成的：这一点相当耐人寻味。
初唐诗坛的终结经历了由宫廷转向地方、又由地方回到京城的曲折过程。大约在开元二年左右，由于政局的改变，景龙诗人集体退出历史舞台，而新进文士还没有成长起来，初唐以来一直保持稳定发展的宫廷诗坛开始青黄不接，这一点众所周知，不需赘述。尽管如此，初唐诗坛并未完全终结。随着景龙诗人群体中部分人员的外贬以及开元新进士子的外出，初唐宫廷诗坛转而由地方承续了下来。从开元二年到开元五年，南方的三个诗歌创作群体极为引人注目。一是以张说为中心，包括赵冬曦、尹懋以及过往官员姚绍之、王琚、王熊等人在内的岳州诗人群体；二是被贬到苏州的景龙诗人武平一与青年诗人王湾、储光羲等人的唱答（2）；三是于开元二年应手笔俊拔、哲人奇士隐沦屠钓、贤良方正三科登第的孙逖在赴山阴尉途中以及到任后与各地诗人频频进行的诗歌唱和（3）。这三个诗歌创作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承续了已经中断的宫廷、京城诗坛。因此，初唐诗坛在经过重大挫折之后，由宫廷、京城走向了地方，其连续性并未彻底断绝。
然而，由于各个创作群体主要诗人人生际遇的改变，从开元五年起，一度活跃的地方诗坛开始陷入沉寂。张说于本年迁往荆州（4），以他为中心的岳州诗人群体随之解散。张说很快又由荆州前往并州担任军职，军务繁忙，很少有机会进行诗歌创作（5），更不用说形成一个新的诗人群体。孙逖本年被授秘书正字，从山阴尉调往京师（6），其南方之行到此结束。在苏州，王湾也于本年被调往京城参加图书整理（7），以他与武平一为主的诗歌唱和也宣告终结。这样，在开元五年，地方诗坛既有的三个创作群体均告解散。
然而问题还不仅在此。从本年开始，出于整理、编次图书的需要，开元朝廷开始大量抽调文士聚集京城。经过开元五年、开元六年、开元八年三次抽调，京城、地方上的优秀文士最后几乎都被聚集到了丽正书院（8）。至此，地方诗坛既有的、潜在的创作人才几乎被抽调一空，其连续性完全断裂。但是，聚集到京城的丽正文士群体却没有使诗坛在京城获得重续。翻检现存的各种有关唐代文献，不仅不能见到他们在这四年之间进行群体创作的相关记录，甚至很少发现他们个体创作的痕迹。尽管这其中不能排除文献散佚的原因，但丽正学士没有像前此的珠英学士、修文馆学士那样形成有规模的诗歌创作，没有承继宫廷诗坛的连续性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自开元五年起，随着地方诗坛的断裂，整个初唐诗坛完全终结。
初唐诗坛是在大量具有创作能力的文士聚集到京城之后才正式终结的，这表明诗坛的断裂并不完全在于诗人的缺乏，而是另有更为复杂的背景。在这些方面学界已经展开了一定的探索。如赵昌平认为这种局面的产生主要有两点：一是时代风气的转变与诗史自身的发展规律使然；二是诗坛缺少足以领袖群彦的杰出诗人（9）。杜晓勤则以汪先生“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观点为根据，认为正是姚崇、宋璟等吏治派官员的用事，打击压制文学之士，抑制了开元初期诗坛的发展（10）。应该指出，开元初期诗坛的持续低靡与这些因素不能说毫无关系，但所有这些都还不是根本所在，因为这些分析并不能回答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为什么在文士聚集的丽正书院里也无法维持最基本的创作局面？
笔者认为，开元初期诗坛断裂的关键因素在于玄宗。开元初期，玄宗并不喜欢诗歌创作和文人作派，同时又追求极为直接的政治功利。他将这种个人喜好与政治观念以君主的权威随意地施用到现实的政治生活当中，并借助儒家正统观念对之加以合理化、权威化，从而在实际上形成了一股由最高权力支持、有权威理论基础的阻碍力量。这股力量以宫廷为中心，直接覆盖朝廷、京城，对当时的诗坛形成了现实与意识两个层次的抑制。这才是导致开元初期诗坛持续低靡的根本原因。
在谈到盛唐诗歌高潮的形成背景时，很多人都会强调玄宗的个人爱好在其中的引导作用。这样的观点至少与开元九年之前的事实不符。开元九年之前的玄宗并不热衷于诗歌创作。在诛杀韦后、成为太子之前，玄宗曾担任右卫郎将、尚辇奉御与卫尉少卿等武职，频频与皇宫卫士等武人交往，但很少接触文士：这可能是出于为政变争取主要力量的考虑。因此，此期的玄宗偏重于武，而不是文。他也很少创作诗歌。直到景云二年在成为太子之后，玄宗才有与张说、沈佺期等人唱和的记录，并曾作诗二首（11）。这大概有笼络文士的目的。尽管如此，玄宗对于创作诗歌仍然缺乏热情。从此时起直到开元九年，玄宗有明确记载的诗歌创作只有一次，在开元八年三月。大概玄宗主动作诗的机会实在太少，起居舍人蔡孚甚至请求将它编入国史（12）。舍此以外，在玄宗流传下来的六十三首诗、两个断句中，绝大部分几乎都可以肯定是创作于开元九年之后，与张说有关。
早期的玄宗也不喜欢文人作派。他以一联诗歌黜退孟浩然的传说虽然未必真实，但其中所显示的他对文人作风的不满却并非空穴来风。《唐摭言》载：“薛令之，闽中长溪人，神龙二年及第，累迁左庶子。时开元东宫官僚清淡，令之以诗自悼，复纪于公署曰：……上因幸东宫览之，索笔判之曰：’啄木觜距长，凤皇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谢病东归。”（13）啄木鸟嘴长，意指其言论之多；凤凰毛短，则是讥其学问华丽然而不切实用。玄宗针对的正是文人的通常作派。又《资治通鉴》载开元六年四月：“河南参军郑铣、朱阳丞郭仙舟投匦献诗，敕曰：‘观其文理，乃崇道法，至于时用，不切事情。宜各从所好。’并罢官，度为道士。”（14）在诗歌中表达出世的愿望是通常性的题材，也是文人的一般作派，并不完全出于真心。玄宗这一做法表明，他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文人这种作派。
玄宗在开元初期对诗歌创作和文人作派的这种态度既是他的个性、喜好使然，同时也与他在此时的政治理念有关。开元初期，出于整顿、建设政局的需要，玄宗极其重视经济、军事力量的发展。但这种重视并不来自于传统的儒家政治观念。儒家也重视经济力量的发展，但在经济发展之后，还有一个礼乐教化的层次。孟子曾说“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15），既重视百姓的日常需要，同时又认为这只不过才是政治建设的开端；孔子也发表过先富然后教之的观点（16）。而玄宗对经济、军事建设的重视，是在重用姚崇、宋璟等吏治派官员的同时，完全拒斥了主张礼乐治国的张说。因此，玄宗的这种重视，不是本自儒家的王道政治理念，而是法家躁进、功利的政治观的反映。从这种追求直接、现实功效的政治理念出发，玄宗甚至拒斥了在传统中一直受到尊崇的礼乐治国主张。既然如此，何况是还被正统儒学观念视为雕虫小技的诗文创作？《禁判策不切事宜诏》、《遣宣抚诸道制》、《令举实才诏》、《令优才异行不限常例诏》、《试文词举人赐食敕》等诏令所表达的，正是他从政治建设的角度对不切时用的诗文创作、文人作派的拒斥（17）。
由于玄宗对诗文创作、文人作派的拒斥乃是基于其个人的喜好以及功利的观念，在具体的施行当中，就难免会出现随意的、极端的非理性态度。以上文所举玄宗将郑铣、郭仙舟度为道士事与宋璟对同类事情的处理相比较，可以发现玄宗的这种倾向。开元六年三月，“有荐山人范知璿文学者，并献其所为文，宋璟判之曰：’观其《良宰论》，颇涉佞谀。山人当极言谠议，岂宜偷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从选举求试，不可别奏。’”（18）同样是不认可，宋璟认为“文章若高，自宜从选举求试”，这是以遵循正常、合法的选举程序为前提，并没有让偏见主宰自己；而玄宗将郑、朱二人度为道士，不仅不符合考核官员的标准、程序，而且构成了对二人的人身侮辱，显然过于极端。
与此同时，玄宗对时用的文章、文风却优宠有加。在《递还张希峤诏》中，玄宗自己述说了一件极有对比意义的事情。他说张希峤的上表“词义鄙浅，有同谐弄。据其不遵理度，固合与罪”，但出于“但能会理，不责其文”的考虑，并没有给予处罚（19）。另外，玄宗在开元初期极其欣赏苏颋切于时用的制诰才能，曾对苏颋说：“方美官缺，每欲用卿，然宰相议遂无及者，朕为卿恨。”最后他还是将苏颋从工部侍郎直接拔擢为中书侍郎。在拔擢之前，他征询宰相的意见：“有自工部侍郎得中书侍郎乎？”宰相回答说：“陛下任贤惟所命，何资之计？”（20）这表明玄宗对苏颋的拔擢并不符合通常的选拔程序，宰相对此有意见，但最后还是表示了妥协。显然，按照考核、选拔的标准和程序，郑铣、郭仙舟本不该被度为道士，而张希峤、苏颋也不该受到优宠。他们对比鲜明的命运显示出，玄宗是以君主的权威将自己极端、随意的非理性态度施用到了现实的政治生活之中。
但玄宗在将这种非理性态度施用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之中时，却借助了儒家思想中崇尚大雅、尊重鸿儒的正统观念。他指责诗文创作时，认为它们是“广张华饰，何大雅之不足，而小能之是衔”（21）；他压制文人作派时，认为他们“问礼言诗，惟以篇章为主；浮词广说，多以嘲谑为能”的行为是“舍兹确实，竞彼浮华”，会“使讲座作俳优之场，学堂成调弄之室”，造成“假令曹张重出，马郑再生，终亦藏锋匿锐，闭关却扫者矣”（22）的后果。这些指责、压制都是以诗文创作、文人作派有害于儒学正统学风的名义而进行的。但正如上文所述，玄宗并不真正认同儒学。因此，从根本上说，玄宗的这种作法是为自己随意的非理性态度谋求正统观念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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