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论张说推动盛唐诗歌高潮到来的曲折过程 |
 |
时间：2009-8-8 16:54:27 来源：不详
|
|
|
bsp; 玄宗本来个人化的、随意的非理性态度在获得了儒学正统观念的理论支持后，不仅具有了最高的行政权力，同时也具有了权威的思想力度。文学之士对玄宗这种非理性行为的反抗不惟在现实的政治秩序中无能为力，在理论、思想上的正当性也无从谈起。因此，开元初期文学之士、文学行为的被压制就不仅仅局限于现实的政治生活，而且深入到了意识形态之中，成为一种全面的被压制。他们的命运也就几乎完全陷入了决定于人主的喜乐、没有任何恒常保障的境地。而从上文所引的材料来看，玄宗的这种态度不仅存在于朝廷之中，而且散发开来，笼罩了整个京城。显然，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中，丽正学士们在聚集多年的情况下，仍然极少涉足诗歌创作活动这一奇特的现象才可以得到较为圆满的解释。
二 张说推动玄宗政治理念的改变与宫廷诗坛的复兴
从上文可以看出，玄宗对诗文创作、文人作派的拒斥深入到了意识形态的层面，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主动改变自己的这种偏见，而满朝的吏治派官员也不可能给他提供改变态度的契机。因此，开元诗坛要突破现有局面，必须要有新鲜因素的介入。
正是张说的重返朝廷成为了改变玄宗偏见的契机。张说一贯主张礼乐治国，他的再次回归造成了对现有吏治格局的突破。然而张说的再次回归并不是因为他的文治理念得到了玄宗的主动认可，而是在于他主动迎合了玄宗追求时用的政治观念，并以这方面的突出成绩重新博得了玄宗的好感。
张说与玄宗关系的改变始于开元七年。这一年，张说以右羽林将军检校幽州都督的身份戎服入朝，明确地表示“文武皆王事，输心不为名”，自觉地放弃了文臣身份，甘作武将。这无疑正是对玄宗轻文人浮华、重吏臣实干倾向的逢迎。从“帝大喜，授检校并州长史，兼天兵军大使，修国史，敕赍稿即军中论撰”（23）来看，这种逢迎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张说并以突出的实干成绩显示了自己这种改变的决心。在任职幽州、并州期间，他勤于军务，成功地安抚九姓、平定康待宾叛乱，解决了唐朝北方长期存在的边境隐忧，显示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正是由于这种能力得到玄宗的认可，张说才得以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身份再次入朝（24）。“同中书门下三品”是指本官位卑，以特任的身份参与侍中、中书令等正职宰相的议政决策（25）。因此，尽管张说已经厕身宰相之列，但他的本职仍是兵部尚书，身份还是军事将领。他所被认可的，是军事能力，而不是文治理念。
尽管是以军事将领的身份重新入相，但张说毕竟是文士出身，这一点玄宗素来深知。而且，在开元初创时期，张说对玄宗曾有扶立大功。这样，当张说放低姿态，主动逢迎玄宗并且表现出了相当的诚意、才能之后，玄宗势必也要表现出一定姿态的回应。开元十年闰五月送张说巡边的事件是这方面的最好例子。送将巡边主要是一种军事的而不是文学的行为。但在这次送行活动中，诗歌创作成为了主角，而发起者正是玄宗。仅就目前还能见到的文献而论，玄宗的倡导就有十七人留下了和作，规模之大，开元以来还从未有过。而且，在这次诗歌唱和活动中，玄宗还刻意称道了张说的学识与文学才能：“茂先惭博物，平子谢文章。”（26）这显然与他此前拒斥诗歌创作、文人作派的态度根本不同。玄宗这种反常的行为更像是对张说低姿态的一种回应。但正是这种姿态上的回应，使得玄宗开始涉足诗歌创作，从而主动打破了由他导致的、压制诗歌创作的坚冰局面，为诗坛在朝中的复苏提供了契机。
随着这种彼此低姿态回应的进一步深入，张说与玄宗之间的诗歌唱和渐趋频繁，玄宗逐步领略到了文学创作的表现能力。开元十一年正月，玄宗北巡，车驾过上党金桥。“上见数十里间旌纛鲜洁，羽卫整肃，顾谓左右曰：‘张说言我勒兵三十万，旌旗径千里，校猎上党，至于太原（见《后土碑》），真才子也！’”（27）这是对张说文学表现能力的由衷赞叹。到了此年二月，玄宗任命张说兼中书令，诏令中特地指出张说“道合忠孝，文成典礼，当朝师表，一代词宗”（28），这表明玄宗甚至在政治生活中也认可了张说的文学才能。显然，在与玄宗的接触中，张说已经潜移默化地改变了玄宗对待诗歌创作的态度。
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玄宗对待诗歌创作态度的同时，张说也改变、提升了玄宗的政治理念。如同前文所述，开元初期，玄宗的重视经济、军事建设，实则是他躁进、功利的法家政治观念的反映，他并不真正认同儒家礼乐治国的政治理念。因此，尽管他在表面上也曾对儒学、儒学人士表现出一定的尊重，但骨子里并非如此。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开元前期修书学士们的遭遇。修书本是文化、礼乐建设的一个方面，但在修书的过程中，太仆卿王毛仲曾经“奏罢内料”，这一建议近乎对学士们的人身侮辱，但玄宗并未加以反对；而修书完成之后，玄宗也没有按照惯例给学士们以任何赏擢（29）。显然，开元初期的文化建设主要是一种表面文章，玄宗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文化、礼乐建设在巩固政权方面的远大意义。但随着张说对玄宗影响的逐步加深，玄宗的这种观念日趋改变。到了开元中期，当中书舍人陆坚像早期的王毛仲那样，认为丽正学士们无益于国家、空致财务费损并主张废罢时，张说明确指出“今之丽正，即是圣主礼乐之司，永代规模不易之道。所费者细，所益者大。陆子之言，为未达也”。这一次，玄宗认可了张说，疏远了陆坚（30）。而在陆坚议论后不久，玄宗诏改丽正殿书院为集贤殿书院，以张说知掌院事。开元十三年四月五日，张说赴集贤殿书院上任，玄宗赐宴赋诗，有“所希光史册，千载仰兹晨”之语（31），对儒士们寄予了无限的尊重与期许。显然，此时的玄宗已经认识到了文化、礼乐建设对于政权建设的重要意义，他的政治理念已经从初期躁进、浮浅的功利层次上升到了博大、深厚的王道层次，与张说的主张趋向一致。这样，张说对玄宗的改变，就深入到了思想理论的层面。
张说对玄宗这两个方面的改变直接促成了诗坛在宫中、朝廷的复苏。首先，随着政治理念的提升，玄宗对儒学、儒士的“不切时用”有了深刻的理解，不仅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粗暴，反而多了一份欣赏。《旧唐书•李邕传》载：“十三年，玄宗车驾东封回，（李）邕于汴州谒见，累献词赋，甚称上旨。”（32）李邕所上的词赋自然谈不上时用，但他的命运显然并非开元六年的郑铣、郭仙舟可比：如果地方官严格地执行了玄宗的命令，则他们已经做了七年道士了。更为突出的例子是郑虔。史载：“玄宗爱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为置广文馆，以虔为博士。”（33）郑虔的“不事事”较之郑铣、郭仙舟更加不切时用，但玄宗却专门为他增设了一个部门。玄宗对儒士“不切时用”理解的加深无疑有助于他对文人作派的宽容和理解，从而有助于形成便于文人发展的宽松环境。
其次，在领略到了文学突出的表现能力之后，玄宗表现出了对诗歌创作的极大兴趣，他主动倡导了许多大型的诗歌唱和活动。从《全唐诗》的载录以及目前的编年成果来看，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玄宗留下的绝大部分诗歌都创作于开元十一年到开元十八年之间，尤其集中于开元十一年到开元十三年之间，而且都表现为君臣间的大型酬唱。以开元十一年为例，玄宗于正月开始北巡，在太行山、王浚墓前、上党旧宫、并州都首先作诗，得到群臣唱和；二月，玄宗从太原向南行进，出汾州雀鼠谷，张说献诗，玄宗有和答，以苏颋、张九龄为首的十多位臣僚进行唱和；本月壬子，祭后土于汾阴，韩思复、卢从愿等十一人作《祭皇地祇于汾阴乐章》；三月，玄宗从河东回归京城，途中经过蒲州、逍遥楼、河上公庙、蒲津关、潼关，沿途均首先作诗，并且得到了张说、张九龄等人的唱和（34）。又如开元十三年集贤书院成立后，玄宗“时又频赐酒馈学士等，宴饮为乐。前后赋诗凡上百首”，君臣间的唱和编成了《集贤院壁记诗》二卷（35）。这种主要由玄宗倡导、有大量臣僚参与的集体诗歌创作活动，既标志着玄宗的个人喜好和政治理念发生了与以前截然不同的变化，也标志着开元诗坛在朝廷得到了复兴，并达到了繁盛状态。这一切显然都主要源自于张说对玄宗的改变。 三 张说对待士子的姿态与盛唐诗坛高潮的到来
宫廷诗坛的复兴、繁盛在打破诗坛沉寂局面的同时，又以独特的政治、文化优势刺激、引领着时代的风尚，成为了复兴整个诗坛的潜在动力。而将这种潜在动力落到实处的关键人物也是张说。
张说在当政期间，以自己文宗兼执宰的身份提拔了大量的后进文士，为盛唐诗坛储备了雄厚的后续力量，这一点已经为学界广泛注意，无须赘述。有鉴于此，笔者在这里只侧重讨论张说在拔擢、推奖后进文士这一行为上的姿态对盛唐诗坛高潮到来的现实意义。
张说提拔、推奖文士的行为中，以俯就的姿态尊重士子的学识、才能和人格是他成功刺激起士子向心热情的关键。提拔文士本身诚然也能够刺激起士子的热情，但要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则不得不注意提拔时的姿态。关于这一点，可以以其《荐陈寡尤等表》中叙述的情况为例进行说明。张说在这篇文章中说：
臣以寡尤三人上闻天听，中书宣旨考复，吏部写敕，宣下文书，三载于今，一人不至。夫轻进者是干禄之人，静退者是养高之士。天下廉让之风未长，趋竞之俗未惩，若令所司引试，招其隐逸，士宁伏死岩穴，焉有拜侍郎之庭哉！徒有荐贤之名，竟无进贤之实。非朝廷礼贤之道，岂陛下求贤之心！近因奏谒，俱承天旨，请敕州县各以礼征，至京之日，中书引见，然后付与宰臣，请言探赜，必有可采，寘彼周行，如当谬荐，罪臣所举。（36）
“中书宣旨考复，吏部写敕，宣下文书，三载于今，一人不至”显示出，单纯的推奖、拔擢并不是刺激起士子归附激情的充分条件，关键在于以何种态度来拔擢这些士人。士子在被拔擢的同时更需要拔擢者对自己的学识、身份、人格的尊重，需要“以礼征”，需要对方采取一种俯就的姿态。
张说本是儒士出身，早年也曾经有过干谒行为（37），对文士的这种心态自是十分了解。因此，在推奖、拔举后进文士的过程中，他十分注意以这样的姿态来保护、推举士子的人格、尊严。如他以当朝执宰的身份主动与出身寒门的张九龄通谱系、叙昭穆，让自己的儿子主动拜望新科士子孙逖等（38），就是这种俯就姿态的表现。这种俯就姿态的进一步表现，就是尊重、宽容士子各种偏于常规的个性、行径。如王翰，《旧唐书》载他“发言立意，自比王侯；颐指侪类，人多嫉之”，但张说对其礼敬有加（39）。再如王泠然，他在给张说的上书中咄咄逼人，指斥张说忘恩负义，用语极为刻薄，但张说也没有对其施以报复（40）。
这种俯就姿态的最高体现，就是从理论上强调文士的学识、道义、尊严远在政府行政职员的地位之上。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张说对贺知章一日兼拜礼部侍郎与集贤学士两职的议论。针对源乾曜“学士与侍郎何者为美”的问题，张说回答说：“侍郎，自皇朝已来，为衣冠之华选，自非望实具美，无以居之。虽然，终是具员之英，又非往贤所慕。学士者，怀先王之道，为缙绅轨仪，蕴扬、班之词彩，兼游、夏之文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