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始可处之无愧。二美之中，此为最矣。”（41）认为侍郎不过是“具员之英”，不能与学士相比，正是认为文士的学识、道义较之官员的行政地位更为尊崇，这无疑是从理论上确认了政府官员在文士面前保持俯就姿态的必要性。
通常情况下，政府官员以俯就的姿态对待后进文士只是属于个人化的高风嘉节，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更谈不上产生广泛的影响。但张说的这种姿态，乃是基于自己当朝执宰的特殊身份，而且是有意识地从理论上进行了确认，这就使得他这种本来只是属于个人行为的姿态代表了朝廷对待天下士子的态度，从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它直接有助于盛唐文士较为普遍地形成平视权贵的高远人格；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它直接调动了天下士子对文学、对朝廷的信心与热情，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京城向心力，使之成为青年才俊的聚集之地，从而直接引发了盛唐诗坛第一次高潮的到来。
盛唐诗坛的第一次高潮发生在开元十五年到开元十八年之间，是以著名诗人集中登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刘眘虚、崔颢、祖咏、丁仙芝、蔡希寂、綦毋潜、储光羲、王昌龄、李凝、常建等开元前期的著名诗人都于此期间先后登第（42）。著名诗人的集中登科对于诗歌本身的发展来说只是一个极为偶然的事件，但如果从诗人集中的角度进行思考，则意义极其重大。因为，这些集中登科的著名诗人只不过是大量应举者中的幸运儿，他们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群体。如李白于开元十三年出峡，薛据于开元十五年左右赴京应举不第等（43），无不显示出这个幕后群体的深厚潜力。如此庞大的士子群体向京城的高度集中显示出，他们受到了同一力量的感召，而且对这一力量充满了信心。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孟浩然。孟浩然很早就有强烈的出仕之心，渴望在政治舞台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他有感于“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故”（44），对自己能否成功没有信心，因而在鹿门山隐居了二十多年。但是，到了开元十二、十三年，他开始前往洛阳寻求机会；开元十五、十六年左右，他前往京城应举，不第（45）。孟浩然在同样的情况下由隐退转而仕进，显然来自于他对朝廷重新建立起来的信心。这种信心，应该来自于此期张说代表朝廷对士子所表明的态度。因此，从这个角度说，正是张说代表朝廷对士子所表现出来的俯就姿态直接促成了盛唐诗歌第一次高潮的到来。
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大量聚集到京城的青年才俊并不能完全被补充进朝廷之中，对宫廷诗坛的兴盛来说意义不大。但他们在京城的频繁集中、交往以及结伴离去却直接促使了新的一轮诗歌高潮在宫廷之外的京城、地方的出现，从而使诗坛的重心从宫廷转移出来。大约从开元十五年左右开始，开元诗坛的活跃已经主要表现在京城、地方，这是诗坛重心转移 的突出表现。诗坛重心的这种转移，一方面使得盛唐诗歌的高潮表现出一种整体的、磅礴的壮伟气象；另一方面，也使得盛唐诗歌的高潮具备了宽广的、深厚的发展底蕴，对于盛唐之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当然，这些已经是张说代表朝廷所表现出来的俯就姿态对于盛唐诗歌高潮的深远意义，暂且从略。
四 小结及余论
通过以上的描述，可以发现，张说在盛唐诗歌高潮到来过程中的意义，并不仅仅像以往研究所认为的那样，主要表现在为之储备了大量的后续力量这一点上。实际上，张说是盛唐诗歌高潮到来的主要推动者、领导者，他能动地参与了盛唐诗歌高潮到来的整个曲折过程，并且成为每个关键环节的决定性因素。试想，如果没有他对玄宗的主动逢迎，开元初期的坚冰局面如何才能得以打破？如果没有他对玄宗潜移默化的影响，开元中期的宫廷诗坛如何才能得以复兴？如果没有他以个人姿态代表朝廷对天下士子所表示的态度，盛唐诗坛的第一轮高潮又如何才能得以形成？本文的描述，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盛唐诗歌的高潮既表现为诗歌艺术水平的高度发达，同时也表现为诗歌创作参与者的高度普及。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盛唐诗歌高潮。以往对盛唐诗歌高潮到来背景的探究，往往强调陈子昂的独标风骨，认为是他替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做好了直接的铺垫。但这实际上只是从诗歌艺术水平的逻辑发展这一角度进行考察，并非完整意义上的文学史梳理。对盛唐诗歌高潮背景的考察，必须要注意其诗歌创作局面的历史演变状况。描述张说推动盛唐诗歌高潮形成过程的意义，正是表现在这一方面。
［作者简介］曾智安，1976年生。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2003级博士研究生。发表过论文《阮籍对待礼教态度之再考察》等。
注释：
1第一点参见陈祖言《张说年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第二点参见傅璇琮《由〈张说年谱〉所想到的》，《光明日报》1985年8月13日第3版“文学遗产”。与本论题两个方面相关的论述，恕不一一赘列。
2关于武平一与王湾的唱答，参见《王湾考》，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51页；与储光羲的唱答，参见《储光羲与他的田园诗》，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5页。
3参见傅璇琮、陶敏《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507、510、515、517、518、536页。
4参见陈祖言《张说年谱》，第40—42页。
5张说《与褚先生书》:“自授军镇，躬当夷狄，出入以驰突为群，坐卧以戈剑为友。翰墨都废，典籍生尘，时凭梦魂，一见宫阙。”参见《全唐文》卷二二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64页。
6参见傅璇琮、陶敏《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第536页。
7王湾参加这次图书整理，从开元五年始，至开元九年。参见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第53页。
8分别参见《新唐书》卷一九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81—5682页；王溥《唐会要》卷六四，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118页。
9参见《开元十五年前后》，《赵昌平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10参见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289页。
11傅璇琮、陶敏《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第479页。
12傅璇琮、陶敏《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第559页。
13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五“闽中进士”条，参见《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7页。
14邬国义校点《资治通鉴》卷二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3页。
15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5页。
16参见《论语》“子路篇”中的“子适卫，冉有仆”条。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05页。
17分别见《全唐文》卷二七，第313页；卷二，第237—238页；卷二六，第299页；卷三，第341页；卷三六，第392页；卷二七，第313页。
18《资治通鉴》卷二五，第1883页。
19参见《全唐文》卷二七，第315—316页。
20参见《新唐书》卷一二五，第4400页。
21《禁判策不切事宜诏》，参见《全唐文》卷二七，第313页。
22玄宗《将行释奠礼令》，参见《全唐文》卷二，第234页。
23引文及事迹参见《新唐书》卷一二五，第4407页；诗句参见《值宿温泉宫羽林献诗》，载《张燕公集》卷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5页。
24参见《旧唐书》卷九七，第3052—3053页。
25关于这一点，《唐会要》（卷五一，第884—885页）“名称”条下，苏氏针对前代文献有详细驳议，可参看。
26玄宗的原诗为《送张说巡边》，见《全唐诗》卷三，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9页。其他人的唱和情况请参见陈祖言《张说年谱》，第51页。
27此事郑 《开天传信记》载发生于玄宗封泰山回来的路上。据陈祖言考证，金桥在上党，玄宗封泰山后直接还至东都，不经过此地，故只能发生在北巡途中。参见陈祖言《张说年谱》，第56页。
28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四四，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19—220页。
29参见《新唐书》卷一九九，第5682页。
30刘肃《大唐新语》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页。
31玄宗诗名为《集贤书院成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得珍字》，见《全唐诗》卷三，第35页；编年见傅璇琮、陶敏《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第598页。
32《旧唐书》卷一九〇中，第5042页。
33 《新唐书》卷二〇二，第5776页。
34请参看傅璇琮、陶敏《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从景云元年到开元十八年之间的编年情况。至于开元十一年玄宗倡导的诗歌唱和，请参见该著第578—581页。
35参见傅璇琮、陶敏《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第604页。《集贤院壁记诗》，书目见《新唐书》卷六“艺文志四”，第1623页。
36《全唐文》卷二二三，第2250页。
37参见张说《与凤阁舍人书》，《全唐文》卷二二四，第2264—2265页。
38参见《旧唐书》卷九九，第3098页；《新唐书》卷二〇二，第5760页。
39《旧唐书》卷一九〇中，第5039页。按：张说善待王翰之事，或者有王翰极为推崇他的原因，见本文第一部分注释所述王翰分海内文士为九等尊崇张说、李邕一事。
40王泠然《论荐书》，《全唐文》卷二九四，第2980—2983页。
41刘肃《大唐新语》卷一一（第165页）“褒锡”条。类似的例子还可以参见《大唐新语》卷七（第103页）“识量”条关于张说不肯先饮酒的记载，《新唐书》卷一九九（第5663页）关于张说令揭大榜以侈集贤院学士之宠的记载。
42参见《论开元诗坛》，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326—327页。
43傅璇琮、陶敏《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第598、627页。
44孟浩然《田园作》，徐鹏校注《孟浩然集校注》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
45关于孟浩然入洛，陈贻焮先生并未明确系于何年，只说在开元十六年入京之前；谭优学则系于开元十二年；徐鹏系于开元十三年。各谱均认为孟浩然于开元十二、十三年曾入洛，唯刘文刚定于开元十七年才入洛。本文取前三家意见。至于孟浩然之应科举，各谱有开元十五、十六年之争，此点区别对于本文意义不大，故不为之辨。参见陈贻焮《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6—57页；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9—51页；徐鹏《孟浩然集校注》，第351页；刘文刚《孟浩然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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